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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 张军:中国是如何通过国际大循环实现经济追赶的

更新时间:2020-08-26 11:47:14
作者: 林毅夫 (进入专栏)   张军 (进入专栏)  

  

   本文为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How Nations Learn》(Arkebe 和Kenichi Ohno 主编)一书的第八章,原文为英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原标题为“China: Learning To Catch-up in a Globalized World”。文章分析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是如何学会利用发后优势,通过引进先行者的技术和发展加工贸易来实现快速经济追赶的。该文是对中国在开放战略上积极寻求走国际大循环发展道路的真实写照。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加。文章由石烁翻译,张军修订。

  

   本章概要

   中国是战后极少数能成功实现较长时期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之一。给定它的人口规模,中国的增长堪称奇迹。以出口品的技术复杂度和科技进步的速度来衡量,中国也是后来者中技术学习最快的国家之一。考虑到40年前极低的起点和普遍贫困的状况,中国今天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后来者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所实现的快速的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的成功来自于它在1978年做出的发展战略上的根本转变。它放弃了教条主义和不切实际的赶超思想,并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和开放政策在给予原有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的前提下,创造条件让给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变成竞争优势,并由资本的快速的积累和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快速扩张,不断矫正不符合自身优势的经济结构,为消除转型期的各种扭曲创造条件,在稳定和快速发展中过渡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努力改革其管理经济的体制去适应这些变化,并制定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业化政策把中国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转变成在制造业上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世界工厂。

  

   中国的经验也指出了战后延续至今的发展经济学的缺陷。已有的发展经济学对后来者的赶超战略的建议没有能够遵循产业结构演变的内生逻辑,忽视了资源和要素禀赋的结构在成功的工业化战略中的决定性影响。由林毅夫倡导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理论,即新结构经济学,基于战后那些包括中国在内的成功实现追赶的高成长经济体的经验,强调了基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动态比较优势原理在实现工业化和快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根据新结构经济学,后来者在工业化中务必摈弃现成的教条,尊重和正视自身的初始条件、要素禀赋的结构和经济制度等制约条件,从实际出发,用看上去是次优的方式,逐步克服各种约束条件,在学习中不断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小步快跑,实现从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的转变。

  

   关键词 :追赶、经济发展、中国经济

  

   1、导言

  

   虽然这些年经济增速有些放慢,但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里还是保持了年均超过9%的增长率。这使得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不足200美元提高了2017年的约8700美元。考虑到中国有将近14亿的人口,8700美元的人均水平让中国的GDP总量约为12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17年的15%左右,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的货物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不仅如此,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性提高迅速,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大幅度缩小。作为全球重要的制造大国,如今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不仅出口的附加值显著提高,技术进步加快,而且正在从技术模仿者向创新者转型。

  

   由于快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至2016年的57%,保持了年均一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度,这也意味着平均每年新增了1000多万的城市人口。正是得益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也为世界的减贫工作做出了贡献,贫困人口规模从1985年的1.25亿,下降至2016年的5千万,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这一切来之不易。中国在1950-80年代实行了计划经济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放弃了后来者的优势,试图借助于自力更生的工业化战略实现对发达经济的追赶。这一违反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让中国丧失了作为后来者可以学习先行者技术的机会。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并没有摆脱全面的贫困。到1978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连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收入的1/3都没有达到。而且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差不多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在这期间,不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长达10年的激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1977年12月,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估计,“文革”十年造成的国民收入损失约为5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1]

  

   在这么一个初始条件下,从1978年到2017年,得益于不切实际的发展思想向务实的发展范式的转变,加之推行市场化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40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曾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并且中国的对外贸易平均每年保持14.5%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这么快速从封闭经济变成开放经济。

  

   把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她的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对的。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它真正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一开始把握住了向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先进经济体的学习机会,并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来充分发挥其作为后来者的优势,快速推动了本土的工业化和经济转型,最终使中国恰当地纳入全球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最重要贡献者。作为大国,中国毫无疑问是战后最成功的学习者。

  

   那么,40年前,中国是如何转变其思想并开始其学习之旅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本章将首先回顾和讨论1978年以来中国在发展战略上所发生的重大转变以及促成这些转变的触发因素。然后,我们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是如何从自力更生的工业化转向基于其作为后来者优势的工业化的。在这里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华南的经济特区在政策学习和技术学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珠江三角洲作为出口加工区的崛起。由于中国放弃了自计划经济时期以来执行的违反自身比较优势的工业化战略,就需要顺势对原有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们将看到,中国谨慎地在制度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轨中使用了双轨制的策略,这确保了转型的进程平稳,避免了俄罗斯和东欧转型时出现的动荡和出现L型增长。

  

   在第三部分,我们将目光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中国相对最发达的地区,这里成为90年代之后向外资开放和加快制造业参与全球试产链的规模更达的试验区。该地区的崛起一方面得益于早期珠江三角洲加工出口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更因为中国在90年代决定开发上海浦东,由此推动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并开始实行对FDI的更加开放的政策。长江三角洲的崛起不仅加快了中国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更是让中国通过鼓励与FDI组建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获得技术和管理上的巨大进步。

  

   中国今天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过去几十年在技术学习和小步快跑的工业化战略上取得的成功,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并对其它后来者有借鉴的价值。我们在本章的最后部分将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过去40年中国会成为好学生。

  

   2、发展范式转变的起点:先行者的试验

  

   (1)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1978年,74岁的邓小平在被政治运动打倒三次之后,刚刚回到领导岗位不久。由于其资历和影响力,尽管并不担任最高领导职务,但邓小平仍被公认为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人。我们并不知道1978年那一年在最高层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一年看上去非同寻常。1978年12月18-22日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决定终止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及频繁而激进的政治运动,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但是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中共领导人在更大范围内秘密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劝说并希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就转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建议达成共识,同时呼吁党内人士解放思想,摈弃让中国深受其害的乌托邦和教条主义,转向务实主义的发展战略。

  

   据说有多个重要的报告在这个会议上被散发学习,其中一些报告是基于一些领导人和政府部门对外部世界的考察写出的。是的,中国封闭自己已经超过20年之久。就在1978年,邓小平鼓励领导人出国考察。由于安排了13位领导人20人次到欧洲和亚洲的多个国家考察,这一年后来被称为出国年。邓小平本人去了日本和新加坡,看到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他坐上了日本的新干线高速列车,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对中国的落后感慨不已,更对新加坡如何利用外资发展出口表现出极大的兴趣。[2]

  

   1978年4月,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外贸部也曾组织了“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去香港和澳门考察。回到北京后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港澳经济贸易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把靠近香港的宝安县(即后来的深圳)和靠近澳门的珠海县划为出口基地,力争三五年里建设成为对外生产加工基地以加强大陆与香港和澳门的经贸联系。这个建议的理由很简单,香港的地价和劳动力价格都太昂贵,如果能在珠海和宝安建立一些与出口加工和航运有关的一个工业区,既可以充分发挥广东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又可以利用香港澳门的资金和技术,岂不是一举两得。

  

   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为团长的代表团在1978年5月还访问了欧洲,特别是西德,历时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名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1分钟起落一架飞机,1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1978年6月回国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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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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