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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林:如何让法学成为科学——走向科学的法学变革与理论重构

更新时间:2020-08-26 10:56:23
作者: 陈忠林  
又能像马克思法学派所追求的那样以社会基本事实、基本规律作为法学理论的基础,使法学真正成为以客观事实为逻辑起点,以客观规律为抽象对象;既能合理解释法现象的规律和规范的具体内容,又能在为实践提供正确指导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实践检验而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

   (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可能使法学成为科学

   前面已经说过,科学的本质是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是具体的结论。所以,任何科学的知识体系只能是运用科学方法进行观察、分析、概括、抽象的结果,法学当然也不能例外。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才可能是能够使法学在根本上成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呢?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被人们用来解释法这个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完成这个任务的可能。当然,这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是指作为行动指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可能使法学成为科学?这首先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的,即它承认客观事实是一切人类认识的终极来源,强调任何研究都应该以事实为前提和基础,为抽象对象和检验标准。唯有以这种强调只有“格物”才能“致知”的方法为指导,法学才可能摆脱以无法验证的理念作为自己逻辑起点的尴尬,才可能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可以接受客观事实检验的坚实基础上,避免目前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强调只有“格物”才能“致知”是包括机械唯物主义在内的所有唯物主义的特点,但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其他唯物主义可能让法学成为科学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看待世界的方法不仅是唯物的,更是辩证的。与机械唯物主义不同,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的不是从客体、客观方面来解释世界,而是从主体和主体的实践活动,即从主体的需要和从主体满足自身需要的感性活动出发来解释世界,将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来源、主要目的和检验人类认识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方式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强调“格物致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是一种强调“知行合一”的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当然应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如果不从人类的需要出发,不以人类创制、适用法的根本动因及其效果作为检验法学理论是否正确的标准,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对法的起源、本质、功能及基本的内涵作出科学的说明,更不可能正确指导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实践活动。

   当然,唯有马克思主义有可能让法学成为科学,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考察人类社会,从衣食住行是人类基本需要这一最具普遍意义的基本事实出发,了解人类特有的需要内容与需要满足方式的特殊性,法学研究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人类的自然属性出发来理解人类行为,以及包括法在内的各种社会现象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会看到,人类需要结构与需要满足方式的特有内容是由人的生物特性与生存的特定性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有以这一连接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环境的“天人之际”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法学理论才可能“通古今之变”,才可能对法的起源、本质及其内容、形式的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作出“以可证明的事实为基础”的科学解释。正确了解人类历史归根结底只能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满足自己需要活动的历史,即“群众活动的结果”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不仅能对“民为邦本”“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精髓赋予现代科学的含义,更是为正确把握现代法治中的“人民”“人民意志”等最核心的概念提供了方法上的可能,从而使法学理论成为可以用人类社会最普遍的事实来证明、检验的科学。

   四、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科学说明法的本源

   法的起源问题,实质上是法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即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据问题。只有弄清楚了法的起源之后,人们才有可能对法的本质、功能等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以及法规范应当如何理解适用等法学基本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因此,现有主流法学理论难称科学的首要原因,就在于这种理论错误地理解了联接人类与自然的“天人之际”,没有正确地理解法的起源问题。法产生及存在根据的实质是法这种社会现象在人类历史出现和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只能是法在人类社会中的特殊功能。法的功能是什么?这似乎也是传统法学中的一个难解之谜。例如,著名法学家邱兴隆和卓泽渊均先后以专门研究相关问题的专著而闻名于世。邱兴隆的那本专著居然以《撩开刑罚的面纱——刑罚功能论》为名,仅此就可见这个问题在现代法学中仍然那么令人扑朔迷离,法的功能究竟应该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早已为中国古代思想家解决了的问题,“定分止争”⑥,这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法的基本功能的科学概括。“定分止争”这一表述中的“争”,是指人们的利益之争,或者说因利益之争而引起的冲突或纠纷;其中的“止”,是指防止、制止;其中的“分”,不仅有“分内应得之利”,即现代法学中的“权利”的意思,而且还有“分内应尽之责”,即现代法学中“义务”的含义;而其中的“定”,则同时兼有通过制定规范来规定权利、义务范围和通过执行规范来确定权利义务的内容、保证权利义务的实现的含义。总而言之,“定分止争”意味着法的基本功能应该是:通过制定、执行法律来保证权利行使义务履行的方式,确定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的自由范围,防止和解决社会冲突纠纷,维护社会基本秩序。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揭示的法的这一基本功能说明,“分”即现代法规范中的权利与义务是法和法学研究领域中最基本的一对范畴。法学理论中的所有概念、理论都应是这一对范畴在逻辑上和现实中进一步展开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法的起源问题就完全可以具体地归纳为法规范中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和存在的根据问题。笔者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使法学成为科学,首先是因为只有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人们才可能从所有人的需要满足内容与满足方式这一人类社会最普遍、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对权利和义务这两个法学基本范畴的产生和存在的根据,作出可能经受事实和实践检验的说明。

   (一)决定人类行为机制⑦的基本事实

   权利和义务都以规范人类行为的范围为内容,所以法最基本的作用是调整人类的行为。要让法学成为科学,首先就意味着必须承认决定人类如何行为的机制是由那些反映人类自身特性的基本事实决定的,即人类的行为机制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只有从决定人类行为机制的那些基本事实出发,人们对法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才可能建立在可用客观事实证明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接受事实和实践的检验,才可能成为科学的知识。决定人类行为机制的基本事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决定人类为什么要行为的事实,二是决定人类可能如何行为的事实。前者以行为的动机,即促使人为一定行为的内在驱力为内容;后者以行为的表现方式,即由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人类可能行为的范围为内容。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人类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是人类在特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所选择的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行为的动机,即人类满足需要的主观欲望,以人类已经认识到并希望得到满足的需要为实质内容(如人感觉到自己饿了,就会产生需要进食的欲望);人的行为方式,即人类在客观上选择的需要满足方式,以能够利用的对象和可能控制的客观条件为需要满足的界限。简言之,人类的行为机制特殊性实际上是由人需要内容与需要满足方式的特殊性决定的。

   (二)人类特有的需要内容:自由与权利的源泉

   从人类行为特有机制的角度考察,法律权利是一个与政治自由紧密相连的概念,因为二者都是人类特有的需要在政治法律领域内的表现形式。所谓政治自由或法律权利,无非是国家在政治上承认和法律上保护的人们以某种方式自己满足需要的可能性而已。所以,要科学地把握自由和权利的内容,我们就应当回到人的需要本身来寻求二者的起源。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需要内容具有永不满足的特点⑧。人类需要的这一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同一层次需要的无限性,即使对同一种需要,人类也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人们总会对每一种需要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例如,就食的这种最基本的需要而言,人们不仅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且还会不断尝试、追求新的食物种类、烹调和食用方式。除了同一层次需要内容的永不满足外,人类需要还有层次发展的无限空间。这意味着,在一种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人类需要的内容会向更高层次发展。例如,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显然是意味着在丰衣足食这种基本的物质需要满足后,人们就会产生尊重其他社会成员并与他们和谐相处这种更高级的精神需要。人的需要内容永不满足的这一特点,一方面会促使人类在自然面前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创造更多、更加丰富多彩的产品来满足自己不断发展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还会促使人类在社会中争取更大的活动范围,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⑨。人类普遍共有的希望满足自己需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本性,决定了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可能产生能够自由满足自己需要的需要,即自由的需要。一旦这种需要的内容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自由就会成为政治领域中的普遍要求:而当人们普遍认识到这种自由必须要依靠一种凌驾于每个人之上的力量来保护时,就会出现与这种要求相呼应的国家法律,而法律中的权利这个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事实也随之应运而生。用人类与生俱来的要求满足需要的本性来解释法律中权利这个概念,不仅可以将法律中的权利产生的根据建立在一种可以如自然科学一样进行检验的事实的基础之上,而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的需要都会永不满足的这一人类特有本性,更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类似的方式来科学地说明人们在政治领域会不断追求更大自由的趋势以及法律中权利的主体和范围会随着人类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断扩展的根本原因。

   (三)人类特有需要满足方式:秩序与义务的根据

   如果承认满足自身需要的动机是人们行为最根本的驱动力,并就可以用这一人类社会中最普遍的事实来为政治自由与法律权利产生和发展作出科学解释的话,由此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既然人的需要内容具有永不满足的特点,那么,人的自由、权利是不是就应该没有限度呢?如果有,这种限度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它们的边界又在哪里?关于第一个问题,卢梭曾感叹“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也许是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回答。在笔者看来,卢梭所说的“人人生而自由”,应该是指希望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方式不受限制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是每个人生而俱来的本性倾向,而“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则是意味着这种人类本性在自己实现的过程中却处处受到人类自身能力与环境的限制。为什么本性生而自由的人,会处于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从另一个决定人类行为机制的基本事实,即人类需要满足方式的特殊性出发,才可能给以正确的回答。人的需要满足方式的特殊性在于:在正常情况下,其他动物在成熟以后基本上都可以仅靠个体自身力量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满足自己基本需要的一切;而人类则完全不一样,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人的一切需要都只能在社会中才可能得到满足,社会越发展人的这一特点越突出。时至今日,即使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需要的满足,我们也只能在社会中,通过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才可能得到满足。人类需要满足方式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人类需要满足方式另一个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点:每一个人的任何需要都只能在其他社会成员可能容忍的前提下才可能得到满足。这一事实意味着,每一个人满足自己需要的行为都必须以其他社会成员的容忍作为最起码的前提。这一人类满足自己需要的基本前提,自然就构成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底线。由人类需要满足方式特殊性所决定的这种人类行为的底线,反映在政治领域中既是自由的前提,也是自由的界限,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秩序可能存在的事实基础。而在法律领域中,这种既是自由前提又是自由界限的行为底线则成为义务这一基本范畴的事实来源。

   (四)人性之治:现代法治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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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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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论坛》(南宁)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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