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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晚清书业空间转移与中国近代的“出版革命”

更新时间:2020-08-24 23:34:34
作者: 邹振环  

   摘要:美国学者高彦颐指出,随着17世纪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出版、坊刻的繁荣、书商的活跃以及读者大众的涌现,晚明书籍出版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扩大,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她在《闺塾师》一书首次将之称为“出版革命”。“革命”应指从传统(tradition)到近代(modern)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而发生在出版业的这一根本性变化,至少可以从“新出版”形成的四个方面,如印刷技术、文本内容、载体形式和管理体制等切入。而以此四项指标来衡量,17世纪的江南地区或明清书业都谈不上产生了“出版革命”。中国出版界的根本性的“革命”,从时间上看是在晚清开其端,持续了大约近百年的历史过程。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出版革命”的正式展开。如果把中国“出版革命”的历程分成若干阶段,那么,1843—1897年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新出版”,作为中国“现代出版”的序章;1898—1919年为“出版革命”的高潮阶段;1920—1937年为“现代出版”的稳定和渐趋进入低潮。而从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形成于上海的“出版革命”之第一阶段,即传统出版到现代出版的发轫阶段的“新出版”来看,从空间上考察,“出版革命”是从江南书业向上海的空间转移开始的。发生在近代上海的中国“出版革命”有两个重要的资源,一是西方新式出版技术和新知识的输入,一是作为上海城市腹地的江南书业资源。

   关键词:近代;江南书业;上海;空间转移;新出版;出版革命

   作者简介:邹振环(1957—),男,浙江鄞县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出版史、历史文献学、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史研究。

   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曾从出版业的繁荣这一“社会经济最显著的发展”切入,以“都市文化、坊刻与性别松动”为题,指出随着17世纪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出版、坊刻的繁荣与书商的活跃以及大众读者的涌现,在晚明书籍出版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扩大,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她在书中毫不吝啬地使用了“出版革命”一词:“出版业是以满足对实际知识的需求为前提的,它本身就是商业化和货币化社会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显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词能够形容嘉靖时期(1522—1566)中国出版业出现的转折。它不是一种技术革命——所有的雕版技术在9世纪已经成型——而是一种出版经济和学习文化的革命。”张海英在讨论明清“商书”出版时也使用了“出版革命”一词,认为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印刷成本大大降低;民间出版业,特别是商业出版空前繁荣。但这两位作者均未就“出版革命”所需要衡量的指标展开论述。沈洁《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一文,也在“书业革命”的话语下讨论了上海新书业的肇兴和旧书业的式微,提出了“书业”即出版业和印刷业。所谓“书业革命”即“出版革命”,并将之与科举的改革和停废联系在一起,在讨论旧书业的式微和更迭时,沈氏也讨论了空间位移的问题,认为晚清时期上海已取代传统印刷重镇福建的四堡、建阳而成为新式出版业中心。

   笔者在《上海出版业百年历程》(《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一文中曾讨论了清末民国以来上海何以能够成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原因:一是上海拥有全国技术力量最雄厚、规模最大的出版业和销售渠道通畅的图书市场;二是租界特殊环境是晚清和民国出版业高度集中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上为进步著作的问世提供了避难所;三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各地人才在上海的积聚使上海渐渐成为汇合名家的盆地,直接推动了出版业的繁荣。同样,正是因为发达的上海出版业,使晚清以来一代又一代靠写作谋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成为可能;四是流派纷争、思潮涌动和学术论争的活跃,是上海出版中心形成的催媒和动力。章宏伟在《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新格局的确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更是从诸多因素讨论了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所形成的出版新格局。“出版革命”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笔者拟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出版”与“出版革命”

   所谓“出版”,是指通过对文字或视觉物质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和发行,以传播文化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是一个日语外来词,据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称:明治五年(1872年)“仿西法设出版条例,著书者给以版权,许之专卖,于是士夫多以著书谋利益者”。似乎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日本官方文件,据日本《出版事典》称是明治二年(1869年)颁布的《出版条例》。最早见之汉文文献可能是1879年黄遵宪与日本学者龟谷省轩的“笔谈”,黄遵宪说:“是大可惜!今日内务省出版之书,层出不穷,无一人为此事,亦一大憾事。”1884年姚文栋编译的《日本地理兵要》卷二:“今后航此地者,宜与本局出版海岸全图比较,绵密考察其形情为要。”上述两个例证中的“出版”,显然是publish的对应词,很可能来源于日制汉字。

   梁启超是一位非常喜欢自铸新词的思想家,早在1902年他就于《释革》(《新民丛报》1902年2月第22号)一文中对“革命”一词作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一,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Reform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的辨识。其二,所谓“革命”有三个层次,一是渐变式的改革;二是“尽变尽革”的整体变革;三是“忍苦痛而拔除之”的激进性变革。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有所谓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风俗革命、产业革命,还有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说法。之后,他又将“革命”解释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革命”是指“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可以发生在政界,亦可发生在商界、学界、文坛、报界、剧界、医界等,政治上的革命或有一夜爆发,但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或文化革命却可能是长时段的。梁氏未说过“出版革命”一词,但其上述所言的发生在文界的革命,是指一种含有历史性的质变。

   本文所谓“出版革命”,是指从传统书业(tradition publishing,或称“旧书业”)到近代书业(modern publishing,或称“新书业”)天翻地覆的含有根本性的历史质变,从最初的冲击波,到各种历史合力形成的波澜壮阔之高潮到来,直至最后的退潮与终结,或有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演进过程。而这一发生在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这一根本性变化,至少可以从“新书业”或“新出版”形成的多个方面,如印刷技术、文本内容、载体形式和管理体制等切入。如“出版革命”导致了近代上海“现代出版”重心的形成。这一发生在中国出版界的根本性变革,从时空上看,既非如高彦颐(Dorothy Ko)指出的是发生在17世纪江南地区,也非如沈洁所述在1898年之后的科举制的改革和停废。从空间上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作为“出版革命”的前期阶段“新出版”首先是在上海起步的,在清末作为江南枢纽城市的上海,这一“出版革命”的发动,大致依靠着两个重要资源:一是西方新式出版技术和文本的输入;一是作为上海城市腹地的江南书业资源的空间转移。

  

   二、17世纪江南有否“出版革命”——试论明清书业的技术进步和图书内容之扩充

   历史研究中的“江南”,可以区分出自然的、行政的、经济的、语言文化的,或是心理认知上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江南”。进入文化史研究的视野,有关“江南”的界定就更为繁复。周振鹤曾指出:“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含义——代表着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水网密布的杭嘉湖地区不仅在经济上形成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势,同样也在文化上形成了区域的整体性。文化上的“江南”,是一个由单纯的地理概念衍化出的一个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使用“江南”一词,在自己心目中已赋予它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即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这一“江南”的含义类似历史研究中“齐鲁”、“吴越”和“岭南”,是气温水文、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等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笔者指称的“江南”,也是以文化整体感的概念上在使用。其地理范围是一个以今天的上海为经济文化中心,其重心是江、浙两省,核心地区指长江三角洲,包括了今天江苏省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处于杭州湾以南的绍兴、宁波、舟山等地,也作为本文讨论的“江南”地理空间的范围。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上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也是一种文化上和心理感情上的认同,如果对应历史传统,即所谓的“吴越文化”。

   “书业”一词,最早可能见之《三国志》,意谓“著述之事”:“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此指著书之事业,后亦指“书商业公会”,或“书籍生意”,后多泛指“出版业”。且亦分出“新”与“旧”。中国书业发展至明代,重心逐渐集中到了江南。但在高彦颐《闺塾师》一书中被形容的17世纪江南地区出版业的“革命”,是否可以成立呢?下面,不妨从技术管理和出版内容方面来考察一番。

   晚明江南印刷业,在全国确已独占鳌头。明人谢肇淛说,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称“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据此,李伯重认为,江南出版业主要集中于南京、苏州、杭州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其中南京又占据了中心地位,仅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即占全国出售之书的7/10。这种聚集效应,又进一步提高了出版业的效率。

   从印刷业来看,江南印刷业的传统对手——福建建安的印刷业,自明万历以后逐渐衰退。而明清主要集中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等地的江南书业,在管理体制上仍采用传统书坊以家族经营为特点的经营模式,或祖父兄弟共用一个书店名称。同姓家族书坊经过长时段的经营,会有规模化的优势,有利于发挥老字号的品牌优势,形成一定市场竞争力。如晚明南京的三山街、夫子庙、太学前集中了数十家刻书坊,著名者有唐氏书坊十七家、周氏书坊十三家和王氏书坊七家。其中,尤以唐姓为最,如唐富春的富春堂,唐晟的唐氏绣谷世德堂,唐锦池、唐鲤耀、唐惠畴的文林阁、集贤堂,唐少村的兴贤堂书铺,唐国达(振吾)的广庆堂,唐谦的益轩,以及唐琳、唐贞予、唐晟、唐少桥、唐廷仁、唐廷扬、唐鲤飞、唐金魁、唐建元、唐翀宇、唐贞予等十余家。周氏书坊,如周希旦、周如山的大业堂,周曰校(应贤、对峰)的万卷楼,周近泉的大有堂,周履靖的荆山书林,以及周如泉、周前山、周庭槐、周竹潭、周昆冈、周显、周四达、周宗孔、周宗颜等若干家。王氏书坊,如王世茂的车书楼、王凤翔的光启堂、王尚果的一贯斋以及王洛川、王敬宇、王慎吾等若干家。苏州的家族书坊以叶氏为最,共计有书坊十一家,如叶昆池的能远居、叶启元的玉夏斋、叶瑶池的天葆堂以及叶敬池、叶敬溪、叶杏园、叶清庵、叶华生、叶瞻泉等若干家,书坊皆位于吴县金阊一带。

苏州刻书家毛晋的书坊汲古阁,是书坊出版的典型。汲古阁于明万历中叶开工,40多年间刊刻四部之书600余种。汲古阁规模很大,拥有刻书的板片达10万余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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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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