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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松弟:推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之省思

更新时间:2020-08-22 15:31:23
作者: 吴松弟  

   摘要: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城市史”研究是中国历史学界乐此不疲的领域,相关的论著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是,研究者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如果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史,必定为资料之少、人口和经济数据之缺而苦恼;而转向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及经济地理研究时,又为近代城市变迁内容的复杂和各区域城市的巨大差别而头疼。这反映出,城市史研究越深入、时间跨度越大,彼此的差别就越大。而如果不注意中外有别、近古不同,不注意量化、细微的研究,不注意城市与乡/镇复杂的关系,那么,这种研究所产出的成果、效果都会大打折扣。首先,中外城市是有区别的,古代欧洲的城市就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城市。古代欧洲的城市是自治的,而中国城市没有自治;古代欧洲的城市一般具有一定的工商业生产——不仅可以自给部分产品,而且还可对外地销售部分商品,是封建领主和其他政治当权派在花销他们城市之外的土地租息或者其他收入的地方;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则是军事要塞和皇帝的行政机构的官邸所在地,如北京可称为“官员的城市”,但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俄国莫斯科是“吃土地租息者的城市”。其次,中国近代的城市与古代的城市也是不同的。古代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在经济上的作用相对较弱;而近代城市的突出特点则是经济方面,那些率先发展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后来都成长为区域甚至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因此,不能将近代城市的特点盲目地加到古代,一提所研究的城市,一概称之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实多数是“政治、文化、消费中心”。最后,中国城市长期属于县的管理之下,而县制可以说是为管理农村建立的,如果不去探讨城乡关系、城镇关系,便得不出对城市性质、城市作用、城市管理系统的正确认识。所以,未来的中国城市史研究,既需要进行断代的单一城市的研究,也需要进行通代的、比较的、内外的、细部的综合性研究。

  

   关键词:城市史    中国与外国    城市与乡村

  

   作者简介:吴松弟,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关史与海关文献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

  

   “城市”一向是人类的主要聚居地,也是经济、文化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因此,不必说“城市化”席卷各国的今天,即使城市遥远的过去,也是历史学家长期关注的所在。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古国,“城市史”更是历史学者乐此不疲的领域,有关城市史研究的论文、著作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值此科学昌明、文化发达、交通方便、城市人口在世界许多地区已成为国民构成主要部分的时代,如何站在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比较古今中外的城市状况,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越来越成为学术界绕不过去的课题。但是,研究者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如果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史,必定为资料之少、人口和经济数据之缺而苦恼;而转向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及经济地理研究时,又为近代城市变迁内容的复杂和各区域城市的巨大差别而头疼。这反映出,城市史研究越深入、时间跨度越大,彼此的差别就越大。而如果不注意中外有别、近古不同,不注意量化、细微的研究,不注意城市与乡/镇复杂的关系,那么,这种研究所产出的成果、效果都会大打折扣。

  

   一  “中外”有别与“近古”不同

  

   古代中国的城市与欧洲的城市是有一些重要区别的。按照马克斯·韦伯(M. Weber, 1864—1920)的说法,倘若人们试图从经济上给“城市”下定义的话,其居民主要不是依靠农业的收成生活,而是靠手工行业和商业的收入为生。另外,城市原则上还可用两种方式来阐明:首先,它是一个封建领主的住处,为满足这个住处经济或者政治的需要,行业进行生产专门化,并购进货物;其次,在居民点地方存在经常性的货物交换,即存在市场。“只有居住在当地的居民在经济上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部分,能在当地的市场上得到满足,即基本部分由当地的居民和周围附近的居民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或者获得的产品加以满足,我们才想说是经济意义上的‘城市’。”据上所说,城市居民需要靠手工业和商业为生,需要进行生产专门化,而且存在着长期的市场。

  

   韦伯的以上说法,显然是西欧的城市而非中国的城市。此后,他将西欧城市与中国城市进行多方面的对比:西欧的城市是自治的,而中国城市却没有自治,它是军事要塞和皇帝的行政机构的官邸所在地。他又认为,城市是封建领主和其他政治当权派,在那里花销他们城市之外的土地租息或者其他的、特别是受政治制约的收入的地方。他将北京称为“官员城市”,而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俄国莫斯科是“吃土地租息者的城市”。

  

   显而易见,中国古代的城市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型的城市。它作为一定等级的行政中心,需要积聚一定数量的人口,从而形成区域内消费量最大的聚落即城市。如果要讨论中国古代的城市,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它们的首要功能是政治功能。秦汉时期,随着君主集权政治的建立和强化,首都成为全国皇权的中心,朝廷建立了通过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划对全国实行有效的垂直统治体系。这些行政区划,相对均衡地分布在全国,一般是全国下辖百余郡或府州,各个郡级单位再下辖十余县,各级行政中心大致位于行政区域的中心地或交通要冲上,“首都—郡城—县城”构成了与其行政区划级别相匹配的全国城市体系。自郡城之上、首都之下的省级行政区划级建立以后,中国与城市体系相匹配的全国城市体系,便改变为“首都—省城—郡城—县城”构成的全国城市体系。总之,中国古代城市的规模与其所在政区的级别相匹配,级别越高,城市规模一般也越大。

  

   长期以来,将各级行政区划治所所在地视为不同规模的城市,有其合理性。一方面,由于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业经济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还由于城市工商业并不发达,只有行政中心才首先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并发展为特定区域的消费中心或工商业中心。中国历史上城市标准的设立,迟到1921年广州“市”出现之后。广州市才成为第一个与“县”平级的城市型政区;随着北伐战争的进展,到1928年7月3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特别市组织法》《普通市组织法》,对特别市与普通市的建立都提出了人口标准;1930年5月,又颁布《市组织法》,从人口数量和税收两个方面提出了设市的标准。另一方面,各类行政区的治所,不仅是特定行政区的政府机构所在地,又往往是特定行政区内人口数量较多且产生商业税收较多的地方,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将其治所所在地视为区域城市了。

  

   这种不同等级的行政区的治所城市,如果对它们的政治地位、人口数量、城市规模也划出等级的话,可以说,大部分治所城市的等级和行政区的等级几乎都是相等的,不相等的城市比较有限。如果忽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尤其忽视行政区等级对治所城市的明显影响,便看不出中国古代城市的根本特点,只是不同等级的政治中心而已。在中国古代,人们不易找到可以完全摆脱政治中心的影响,而完全依靠经济、文化、交通发展起来的城市。纵使存在少量的完全摆脱政治中心的影响的城市,其政治地位、人口数量、城市规模的等级,也难以明显高于所在行政区的治所城市。例如,人们提到唐代城市繁荣时,往往提到“扬一益二”,其实扬州、益州在唐代的行政区划体系中等级都是相等的,均属于府州一级,并不表明次等治所城市超过高等治所城市,更不表明非治所城市超过治所城市。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城市等同于经济中心,并依据不同城市的行政区等级,确定城市经济的等级。例如,省会是省内的经济中心,府城是府内的经济中心,县城是县内的经济中心。然而,不加任何研究,便在行政区划等级和经济中心等级之间画上等号,将两者等同起来,这一做法未必正确。因为,特定治所城市的等级,固然可以看作与其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大致相等,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与经济中心的等级相等,甚至不能认为它们就是经济中心。

  

   经济学的常识提醒人们,经济是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组成的,商业属于第三产业,具体指由购物、贸易、商务所构成的活动。如果城市缺乏工业生产能力,不能对外或极少对外输出本地商品,这样的城市只能算是消费中心,不能算经济中心。

  

   梁庚尧通过对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的研究发现,“南宋城市居民的行业与身份,以政府人员和商人为重要”,手工业工人的数量相对少一些。长期作为元、明、清首都所在地的北京,一直以北方最大消费城市而不是生产城市而存在。1932年,北京约有七百余家工厂、七万余工人,象牙雕刻、景泰蓝、地毯、宫灯、日用小商品和中成药的制作远近闻名。但就规模而言,北京的现代工业企业还极其零散和落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手工业仍然占80%以上。现代工业的不发达,使得北京连普通的牙膏、香皂、钉子也要靠天津等地供应。临安和北京的案例说明,中国古代的首都,其经济功能主要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消费品主要依赖于外地供应而不是本地生产。首都如此,天津等一般城市无不如此。清中叶《津门保甲图说》的数据表明,虽然不知烟户、土著户以及“其他”的具体职业,但他们总数一万零四百八十七户只相当于经商、运输、绅衿与为官府服劳役人员合计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九,可见天津的总户数中即使含有从事手工业的人户,其数量也大大小于其他职业的人数。

  

   由此可以推测古代城市,大多缺乏一定规模的商品生产,城市自身所产货物只能满足本地的部分需要,对外地的输出不会很多。城市主要是消费中心,并非经济中心,生产不占重要地位。赵冈对明清棉布市场的研究表明,城市并非外运各地的棉布的货源地,农村才是真正的货源地;甚至乡村货物的主要输出对象也并非城市,而是别的地方的农村,而且输往远方也未必要经过城市。

  

   尽管只有极少数学者将中国古代城市与韦伯所述的欧洲城市进行对比,但只要对政治、经济、人口构成的状况略加注意,便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城市不同于欧洲的古代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是行政型的城市,凡城市所属的行政区域级别越高,城市的人口数量一般都比行政级别相对低一些的城市要多一些。商业繁荣与城市级别大致也呈对应的关系,凡所在城市的政区级别较高的城市,其商业的繁荣状况一般也相对繁荣一些。

  

   以上的情况提醒研究者,中外城市是有区别的,古代欧洲的城市就不同于古代中国的城市。古代欧洲的城市是自治的,而中国城市没有自治;古代欧洲的城市一般具有一定的工商业生产——不仅可以自给部分产品,而且还可对外地销售部分商品,是封建领主和其他政治当权派在花销他们城市之外的土地租息或者其他收入的地方;而古代中国的城市则是军事要塞和皇帝的行政机构的官邸所在地,如北京可称为“官员的城市”,但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俄国莫斯科是“吃土地租息者的城市”。

  

若将中国的广大地区,分成沿海地区、沿海省份、内陆省份三类的话,通商口岸城市在各地区的市的数量中所占比重,表现为从沿海向内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沿海地区的64%,下降到沿海省份其他地区的32%,到内陆省份的30%;而在内陆省份又表现为,通商口岸在市的数量中所占的比重,长江沿岸高达54%,其他地区只占24%。显然,在沿海地区和内陆省份的长江沿岸,通商口岸城市已成为市的主要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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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国学术》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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