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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晴 陈怡:法律关系理论的传播脉络与争议焦点

更新时间:2020-08-21 08:58:43
作者: 唐晓晴   陈怡  
必须先行剪除一些由混乱的话语而构成的障眼枝叶(34)。兹简单概括如下:(1)是不是普拉尼奥尔或更早的罗古因与温德莎伊德创造了物权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说?(2)普拉尼奥尔与萨维尼是不是因为不懂哲学而错误地否定人对物的关系?(3)康德是不是因为对法学无知而在描述法律关系时忽略了法律制度的细节?

   要回答这几个或更多的枝叶问题,本文认为只需要展示一下康德的以下文本,而笔者认为关键的地方以黑体加粗:“我的意志所表现的这种外在的法律关系(rechtliche Verhltnis),是不是一种对一个外在物的直接关系。如果是这样,那么,不论是谁,如果他想象他的权利不是直接对人的而是对物的,他就会这样描述,虽然只能用一种相当模糊的方式作近乎如下的描述:一方有权利,另一方就总是会有相应的义务,于是一个外在物,虽然它不在第一个占有者手中,但通过一种连续性的责任,仍然与他连结起来;因此,它拒绝任何其他的人再成为它的占有者,因为它已经为另一人所约束。这样一来,我的权利,如果把它看作一种附着于一物的良好特性,并保护它不受任何外来的袭击,那么,它(我的权利)就会把一个外来的占有者给我指出来。设想有一种人对物的责任,或者物对人的责任,这是荒唐的,虽然在任何特殊情况下,可以允许通过这样一类可以感觉到的形象,提出这种法律关系,并用这种方式去说明这种法律关系。

   可见,物权的真正的定义应该是这样:‘在一物中的权利就是私人使用一物的权利,该物为我和所有其他的人共同占有——原始的或派生的。’因为共有依照这一唯一的条件,我才可能排除其他占有者私人使用该物。因为,除非先假定这样一种共同集体占有,就不可能设想出当我并不真正占有一物时,又如何能够在他人占有并使用它时,便构成对我的损害或侵犯。通过我自己意志的个人行为,我不能迫使其他任何人承担责任不去使用一物,相反,他对此物毫无责任,因此,这样的一种责任,只能产生于大家联合成集体意志的共同占有关系中。否则,我便必然会设想一种在一物之中的权利,好像该物对我有一种责任,而这个权利,作为反对任何人占有它的权利,还必须从此物中的责任派生出来,这是一种荒唐的用来说明此问题的方式。

   此外,物权一词的意义,不仅指‘在一物中的权利’,它还是所有与真正‘我的和你的’有关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很明显,如果在这个地球上仅仅只有一个人,那么,正确地说,既不可能有,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外在物作为他自己所有。因为在他(作为一个人)和外在物(作为物质对象)之间,不可能有责任的关系。因此,严格地说,在一物内没有什么直接的权利,而只有这样一种可以正确地称为‘真正’的权利,它作为反对人的权利,属于每一个人,他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在文明的社会状态中,共同占有诸物”。(35)

   萨维尼在建体系时是有矛盾的,但始作俑者仍然是康德。说康德不懂法律估计不会有任何说服力,说萨维尼不懂哲学有可能,但在这个论题上,他并没有错误理解康德。在康德的视野中,法律关系的本质乃社会生活关系,基于此,就不难得出法律关系应当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结论。萨维尼继受康德的思想,进一步指出法的本质是人类生活本身,法律关系存在于生活关系之中。显然,在社会背景下的生活关系当然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确实,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法学家对这些论题的讨论都深入了,但一切热点的源头与所有命题的提出基本都在康德,甚至连在激辩中所用的“荒唐”“胡说”等词语都只不过是在重复康德讲过的话而已。正因如此,本文才认为这一争论是法律关系理论的原罪。

   倘若我们不承认人祖是亚当和夏娃,一若不承认康德哲学是法律关系理论之基础;则该原罪之洗涤自当易如反掌。例如,一些法学者就曾试图以更远古的希腊哲学说明关系概念的兼容度广阔得多,(36)不限于人与人的关系。观乎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所列举的十个范畴,其中,“关系”在列举名单中排第四(在性质之后、地方之前)。(37)在对关系这个范畴进行论述时,亚里士多德用了很大篇幅来展示。在他看来,关系不同于数量,数量可以用相等或不相等来述说,而关系则一般以相关或相似来述说;是“通过别的事物来说明自身的,或者与别的事物相关,都属于关系”。于是,一座山可以与另一座山比较,而通过与事物比较,我们可以获得习性、状况、感觉、知识、姿态等属于关系的事物。(38)由此看来,关系似乎可以从任何事物与任何事物的比较中获得。换而言之,在哲学语境中,关系可以是任何事物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抑或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存在于罗马法中的各项制度所体现的也不全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不少制度也很直观地体现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39)因此,那些反对法律关系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张法律关系还包括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声音,实际上是抛弃了康德、萨维尼预设的理论框架——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生活关系,另辟蹊径,结合古典哲学与罗马法制度对法律关系进行诠释得出的另外一个结果罢了。

  

   二、法律关系理论碰上美国分析法学:是否一切法律关系都可以约化为权利义务

   (一)在美国发展

   十九世纪的美国法学已在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起不错的基础,(40)到二十世纪来临之际,不同的机构又将大陆法系的大量经典著作翻译成英语[其中既包括了波蒂埃(Pothier)、萨维尼等人的名著,也包括像卡尔·加赖斯(Karl Gareis)的著作那样的在当时尚出版不久的好作品]。除此以外,美国还有不少能直接阅读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欧洲语言的法律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进入二十世纪,美国法学即爆发出巨大能量,一众法学家群体开始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在这些名字中,耶鲁大学教授霍菲尔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尤其出众。

   在法律关系(jural relations)和权利义务的论题上,学界认为他不仅仅澄清了一系列术语、重构了体系,而且还从法理学和方法论的高度展示了日后主导美国和影响法律世界的分析法学。(41)霍菲尔德的成果集中体现于1913年与1917年发表在《耶鲁法律杂志》(Yale Law Journal)的两篇论文。(42)霍菲尔德的这两篇文章很快就在法学界产生革命性效果,而且超越法域并历久不衰。(43)更让人惊叹的是,他的理论还波及经济学界(44)。

   霍菲尔德的描述一直是分析性的,(45)他没有像解经学者一样盘点一切与法律关系有关的教义,也没有告诉我们权利或义务应该是什么又或者其道德基础是什么。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工作不是对相关概念作一个哲学或道德上的描述,而旨在阐明权利义务关系的结构,从而“解决日常法律问题”。在“解决日常法律问题”的指导思想下,他当然也以很多著名的案例以及既存的法律学说为分析对象。(46)

   (二)都可以约化为权利义务吗

   霍菲尔德的法律关系与权利理论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将法律话语中混乱无序的权利概念概括为极具逻辑性的几组概念(即权利以及其对应和相反状况)并作成两个清晰的图表。(47)

   按照该划分,狭义地使用权利(right)一词所指向的是一种“claim right”,即请求式的,而且必然与义务(duty)相对应的。(48)

   霍菲尔德的讨论一开始就引入了法律关系(jural relations)这个概念,而且将它作为其文章第三节的标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论题核心是权利,而且仅仅在标题下简单的过渡就从法律关系转入权利义务:“下面这种公开或默认的臆断往往是清晰理解、透彻表述以及正确解决法律问题的最大障碍之一:一切法律关系皆可化约为‘权利’与‘义务’”。(49)

   尽管如此,被他用作分析对象与基础的法律关系(jural relations)概念却很快引来其他学者的注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具有深厚罗马法功底和熟识大陆法系教义的美国学者科克里克(Albert Kocourek)。他在霍菲尔德的作品发表后(大概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在美国各大法学期刊发表了一系列以法律关系为题的文章,以丰富的德国文献为支撑,既介绍了这个论题自萨维尼以来的研究状况,(50)也在文章中直接与霍菲尔德对话。(51)1927年,科克里克的《法律关系》(《Jural Relations》)一书问世。这部著作企图以霍菲尔德的法律基本概念图表为理论框架,连结起欧洲(尤其德国)法学在大半个世纪以来对法律关系这个概念的研究成果。在该书的作者自序中,科克里克断言法律关系概念之于法学堪比万有引力理论之于物理学;法律人不察觉法律关系的存在犹如野蛮人不察觉万有引力之存在。(52)该书收录了此前评论霍菲尔德法律关系理论的全部内容,还比较完整地展示了经科克里克修正后的法律关系理论(包括法律关系的性质、构成、类型等相关论题)。

   在科克里克看来,霍菲尔德以权利、义务等八个基本法律概念为基础构建的法律相反关系和相关关系理论尚有不足(尤其在所谓的相反关系上,概念的表达不一致;例如,霍菲尔德归纳的权利—无权利、权力—无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否定关系,并不属于相反关系)。基于其深厚的德国法学功底,科克里克认为霍菲尔德的最大缺陷在于未能厘清法律关系与法律事实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区别,从而导致对立关系与相关关系两个表格中有一半的内容都与法律关系无关。(53)在对霍菲尔德关于相反关系及相关关系两个图表进行改造与重构的基础上,科克里克还提出了法律关系必有约束元素(element of constraint)的理论(即认为没有约束性的关系不是法律关系;此一理论很明显是脱胎自彭莎尔特版的Juris nexus和Juris vinculum这一罗马法遗产)。据此,他进一步推出否定性的关系(即无权利—无义务、无权力—无责任)不是法律关系的观点,并总结认为只存在两种基本的法律关系:即权利(claims)与权力(power)。因此,他认为Hohfeld在图表中提出的其他概念或术语均是对这两个法律关系的否定而已,不属于法律关系。(54)

   科克里克对霍菲尔德的评论引来了科宾(Corbin)、戈布勒(Goble)等众多知名学者的响应,以评论或研究文章的方式激烈交锋。在这场交锋中,科克里克关于法律关系的论述获得了菲尔布里克(Philbrick)(55)、巴克(Charles G.Buck)(56)等人的支持与肯定,但也遭到科宾、戈布勒、威利斯(Hugh E.Willis)(57)、雷丁(Max Radin)(58)、克拉克(Charles E.Clark)等人的质疑。例如在合同法领域享负盛名的科宾就认为,霍菲尔德的分类构成了司法推理的基础,科克里克对霍菲尔德的批判实际上是由于其没有准确理解霍菲尔德图表中相反关系(opposites)的意义所致。(59)戈布勒则对法律关系必须有“约束元素(element of constraint)”的观点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约束并非是法律关系所必要,否定性关系也可以是法律关系;退一步,即使约束真的是法律关系所必要,那么在无权利—无义务、无权力—无责任或特权—无权利这样的否定性关系中也是存在约束性的。(60)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被告在这类关系中具有不被起诉的权利,法院判处无权利人承担诉讼费用就是这种约束的一种体现。(61)

经过二十世纪初这场激烈辩论的洗礼后,法律关系理论在美国法上的讨论甚至比欧洲大陆更为深入;由于参与讨论的很多是法理学家,而且美国也不受法典化体系的约束,所以法律关系论题上升为法学的一般范畴。在美国发生的讨论后来经凯尔森(Hans Kelsen)等法理学家阐释后日益深刻,并转而影响大陆法系各国;(62)一些在同时期的欧陆法还比较含混的术语(权利、权力、利益、请求等)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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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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