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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更新时间:2020-08-21 07:13:04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摘要]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本来是基于历史描述的一种“理论发现”,但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却在科学哲学的旗帜下变成一种非历史的“理论发明”,最终因不能解释时代的巨变而式微。历史政治学赋予现实主义理论更多的理论发现,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但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更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和存在。历史政治学告诉我们,现实主义政治的主体有其特殊的“国家性”,而且具有特殊“国家性”的大国旨在达成“均势”政治的时候,同时对非西方国家则奉行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治,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体两面,也是认识世界政治的方法论。现实主义理论是国际关系理论,而帝国主义理论则是一种世界政治理论,其理论升级版则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理论的层次性决定了观察问题角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理论创新源自新的研究议程和新的研究路径。对于现实主义理论这样的老话题,新的认识需要新的研究路径———历史政治学。本文并非为了理论而理论,因为国际关系学的强烈的问题导向而必然形成的弱理论属性,决定了这种理论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世界政治,为了提供观察国际问题的方法论,其实践中的政策意涵不言而喻。

  

   笔者之前关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理论本身而展开。本文则侧重于产生现实主义的“历史”研究,旨在“找回”现实主义的“历史”真相。现实主义理论来自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特定历史的一种理论化描述,但新现实主义则力图“去历史化”,把自己说成是“理论发明”的产物。其实,冷战时期,“理论发明”并不只有国际关系理论上的新现实主义,除此之外,还有影响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诸如“熊彼特式民主”“合法性”等等。但它们均因偏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属性———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总结,最终都将进入了学术史的档案库。要弘扬现实主义理论的价值,还是要回到历史和现实之中去研究现实主义赖于存在的经验基础。对此,历史政治学大有用武之地。笔者在《什么是历史政治学?》一文中指出,历史政治学不但是认识论上的情景性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还把“历史”视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和存在,是一种“实存”。

  

   这样,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不但可以从历史主义的视野去研究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问题之所在,还可以通过研究特定的“实存”而还原或者发现不同于现实主义理论的理论。也就是说,在历史政治学那里,研究同一种“历史”,可能会发现不同的政治理论。

  

   一、现实主义理论:从“理论发现”到“理论发明”

   众所周知,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如爱德华·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的《20年危机》,开宗明义地讲,“现实主义者熟知的是过去、以因果关系的方式进行思考”, 因此卡尔讲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史。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其主要线索就是西方三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史。而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概念如“权力均势”(balance of power),甚至直接取自政策性语言。比如,1831年2月19日,在伦敦开会的欧洲大国宣布:“它们拥有权利而事态的发展也赋予它们义务来保证比利时各省在取得独立后不得损害普遍安全和欧洲的权力均势。”

  

   很明显,以“实力政治”而达成“权力均势”的现实主义,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历史上的一种政策宣示。现实主义理论以“过去”为基础,离开了历史,现实主义理论就很难成立了。二战之后的冷战其实是意识形态战争,传统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几乎被意识形态政治所取代,时代的主题变成了“主义”之争,正如中世纪的宗教战争,“理论”或者说话语权就是实力政治的直接表现。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堪称政治运动的“理论发明”或者说“理论发明运动”。比如,“熊彼特式民主”就是将传统的人民主权理论做一个简单的颠倒,认为选举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民主由人民主权变成了“选举式民主”。历史、现实都告诉人们,选举政治是一种古来的制度安排,选举可以用来做民主的工具,还可以为独裁者、强人政治、资本政治乃至法西斯政治所用。熊彼特“发明”的民主理论就是以一种程序代替了民主的实质,即使程序完备,但完备程序而民主失去实质意义,民主还是民主吗?在“选举式民主”“发明”的基础上,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又“发明”了“合法性”概念。在韦伯那里,合法性概念讲的是合法律性和有效性,而李普塞特以选举民主替代了合法律性,认为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如上,选举政治可以将公权力授予独裁者、强人、资本权力乃至法西斯主义者,或者导致无效治理,不能治理的政府何谈合法性?因此,被“发明”出来的理论并不能解决实际政治中的问题。当西方的“黄金时代”结束,西方政治陷于真正的合法性危机之中,哈贝马斯提出的“合法化危机”就是首先用来讨论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西方政治。

  

   但是,“理论发明运动”并没有停止下来,反而是愈演愈烈,这要归功于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范式革命”的概念,即科学范式可以是不以前人研究为基础的一种天才式发明。库恩的这一科学哲学思想影响巨大,几乎颠覆了科学史观。不仅如此,只关注自然科学的库恩,在社会科学家这里拥有更大的市场,用伯恩斯坦的话说“社会科学家却发现了库恩”。1964年和1965年,美国政治学会两任主席杜鲁门和阿尔蒙德均在就职演说中引用库恩的“范式”概念,呼吁建立统一的新范式。确实,他们建立了非历史性的范式,最典型的就是结构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

  

   阿尔蒙德建立的就是影响了美国比较政治学几十年的、非历史性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用于解释所有的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政治学学科史上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教条主义的范式了。阿尔蒙德用政治录用、政治沟通等7个功能建立起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具备了这7大功能,就是政治现代化了。结构功能主义是典型的非历史性的图景建构,没有经验基础的政治学理论自然会失败,这一范式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式微,其主流地位逐渐为理性选择主义范式所取代,而非历史性的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选择主义,最终也把美国政治学理论带入了死胡同。遗憾的是,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正是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以一个已经衰败的范式为理论基础而进行“理论发明”,其命运可想而知。

  

   沃尔兹直接引用库恩的科学哲学论述并声称“理论不能仅仅通过归纳法来加以建立,理论范畴只能被创造而不能被发现”,随后沃尔兹大量引用库恩论述自然科学史上的案例来说明理论是“发明”出来的,强调“理论只能被建构”,“理论是被‘创造性地’创立起来的”,并不无玩笑地声称“理论是头脑中形成的一幅关于某一有限领域或范围内的行动的图画”,并引用化学家的话说“理论只能被另一种理论推翻”,理论不可验证。这些表述,对于渴望理论而无力“发明”理论的人们来说,无疑增加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神秘感乃至膜拜感。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可比性吗?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科学理论说到底是对规律的发现,而不可以被“发明”。其实,当沃尔兹声称理论发明时,他所依赖的理论已经是属于“常规科学”的结构功能主义,他要回答的经验就是他所处的“两极”时代的国际政治。要使得自己的“理论发明”成立并显得具有“创造性”,就得与历史切割,因为现实主义理论就是西方国际关系史的一种元叙事。在论述完什么是“理论”之后,沃尔兹紧接着就用一整章(即第二章“还原主义理论”)的篇幅来讨论和批判“还原主义理论”———古典现实主义从国内政治出发的国际政治研究传统,这一传统将国际政治还原为国内政治。在沃尔兹那里,还原主义理论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帝国主义理论。因此,批判还原主义其实就是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去帝国主义化”,因为在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中,现实主义和帝国主义几乎为一个硬币的两面。

  

   沃尔兹达成了对现实主义理论“去帝国主义化”的目的,并以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理论代替了还原主义。从此,“帝国主义”从现实主义理论中消失了,以中性的、形式主义的理论,替代了本质主义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有了“新现实主义”之称。但是,作为“行动单元”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就随风而去了吗?国际关系中就不再有帝国主义政治了吗?当形式主义理论太过流行而变成一种观念和思维范式的时候,很多人就真的以为国家间只有中性的“实力政治”所达成的“均势”与超级稳定,忘记了来自与生俱来的“国家性”的帝国主义政治,期待人类的“永久和平”。当被“发明”出来的“理论”产生了这样的政治功能的时候,政治伤害必然会在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

  

   二、国家性:现实主义理论的“遗忘区”

   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在谈论作为国际关系最重要行为主体的民族性格和国家特征,但无不隔靴搔痒。

  

   摩根索把“民族性格”作为“国家权力的要素”,无疑是符合国际关系史的事实。遗憾的是,摩根索只是在人类学上兜圈子,谈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之不同;在哲学思想上,区分德国人与英国人的差异;而与西方民族差异较大的则是俄国人,后者的行为僵化一些。其实,这些人类学上有所差异的不同民族,都是一种类型,并没有根本性区别;民族性格与民族所构成的“国家性”,则有着本质性区别。

  

   同样,沃尔兹虽然谈到“国家的特性”,但只是在政体意义上区分国家。他认为虽然国家可以从君主制演变为民主国家甚至还会演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些变化对于国际政治的结果并没有本质影响,因为国家行为服从于国际政治的结构。这里,沃尔兹以政体代替了民族性或者国家性,以为政体变了,国家的特性就随之而变。冷战后,这一话题变成了“民主和平论”,认为只要国家实行了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之间就无战争了,国家也不好战了。在这一思潮下,赶时髦者针对政治制度与国家性格的专门研究,认为民主与非民主下的国家性格有着根本性差异。这完全是想当然的非历史性,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美国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好战性不都是一样的吗?这是来自文明基因的国家性所决定的。如果弄清楚了什么是国家性,人们就会清楚,民族国家的国家性决定了无论是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结构,无论是什么样政治制度的国家,既定国家性下的国家行为模式都是不变的。相反,如果认识不到国家性,就会得出结构决定国家行为的“结构现实主义”判断,进而会得出“民主国家不好战”这种反历史的判断。

  

那么,产生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间政治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需要认识民族国家以及构成民族国家的民族性。我们知道,西方民族国家的诞生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世界的兴起”当然首先是人的问题,或者民族的问题,这是制度变迁的最基本的行为主体。那么,“西方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什么样的民族性呢?全球史的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这样总结道:“当人们把它们(指欧洲人———本文作者)与其他主要文明形态比较以后,而且只有当人们得知了科尔斯特和皮萨罗之流在美洲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黩武野蛮行径,得知了阿尔美达和阿布奎基等人在印度洋上的伤天害理的挑衅侵略行为,并发现了即使如利玛窦神父那样的欧洲学者也对中国文明嗤之以鼻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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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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