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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尔根·科卡:历史学家与未来

更新时间:2020-08-19 00:41:19
作者: 于尔根·科卡  

   【提要】文章首先回顾了从古至今史学史上关于时间概念的思考,指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一直为人重视。相较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现代史学思想的决定性因素是认识到过去、现在、未来的区别及其变化。其次,通过分析从启蒙史学到当今全球史的演进,文章指出未来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组成要素,回顾历史可以预测多种未来,同时对未来的预期也影响着历史学家如何重建过去。最后,针对历史研究如何应对未来这一涉及历史功用的问题,文章承认“历史是人生之师”的观点有其局限与风险,但认为“以史为鉴”仍然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经验有助于反思和寻找可能的方向和规律,历史研究可以比较历史各阶段的同异,历史训练有助于形成对未来的合理预期。

   【关键词】时间;未来;历史研究;以史为鉴

   【作者简介】于尔根·科卡,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本文译者杨晶晶、修毅,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校译者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历史文献中呈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关系

   当历史学家谈到他们专业的基本特点时,他们经常会讨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由于历史学家治史更多地与现在而不是过去形成关联,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与之相对,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托格(Francois Hartog)则谴责了“当下主义”(presentism),指出如果史学家从现在的立场上强行接管过去,那么过去就会丧失其自身的特性。对于这两种立场,大多数历史学家可能都会因其过于夸张而不愿接受。不过他们其实也清楚,重建过去是他们的专业实践,体现为一个不断建立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过程。史学家一方面从史料中汲取有关过去的信息,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当代人,又有自己的问题、观点和假设。而这些问题和观点被引进历史的研究和书写之后,就不是纯粹的主观臆想了。所以,《过去与现在》不仅是1952年以来一本有影响力的历史刊物的标题而已。当学者们就历史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展开争论的时候,其语境便由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所界定。

   不过,我们如果浏览一下相关的文献便会发现,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未来的重要性抑或对未来的期望,似乎不受关注。当然,历史学家对未来的思考并不罕见,但它们通常集中于历史研究如何在理解、塑造和预测未来的方面可能或应该发挥的作用上。比如提出“我们如何鉴往知来”这样的问题,便是一例。对此我将在最后一部分涉及。但是,历史著述中很少提出与之相反的问题,即未来或者对未来的展望又如何可能影响历史学家和其他作者重建过去的实践。这是我首先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其实有充足的理由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放在一起讨论。可以看一下现存历史著述中的几个例子。我所注意到的最早一位作者是古罗马人,名叫塞索里努斯(Censorinus)。他在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认为:“绝对的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三者当中,过去没有起点,未来没有终点,而处于中间的现在则不仅转瞬即逝,而且扑朔迷离。(现在)没有自身的空间,它似乎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连接,形式上又复杂多变、漂移不定。现在所涵括的就是从未来中撷取出来然后加在过去的那个时间。”在拉丁语中,这三个时间维度有不同的表述,对它们的相互联系也有频繁的讨论。例如在4世纪末,基督教神学家和北非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在他的自传《忏悔录》中,写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奥古斯丁用“记忆”(mernoria)或“过去的中介呈现”来表示过去,未来则是预期的希望(expectatio),而现在(contuitus)虽然稍纵即逝,却因为人类的经验得以有所持续。奥古斯丁承认在他的思考中,现在获得了某种优先的地位,因为它是让人关注和构建过去与未来的空间。

   在历史研究和著述中,思考时间的功用颇为常见。明显的例子就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吕西安·霍尔舍(Lucian Hölscher)、约恩·吕森(Jörn Rüsen)、彼得·伯克(Peter Burke)、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等人的论著,以及林·亨特题为《考察时间,创造历史》的演讲。这些研究都包括了对未来的预期和展望的一些思考。例如,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的《论时间》中认为:“今天的未来是明天的现在,而今天的现在是明天的过去……它们之间的分界线游移不定,时刻变动”。最近,认知科学家和脑神经研究者如维维安·埃文斯(Vyvyan Evans)指出,虽然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的语言表述受制于文化,呈现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但区分这三者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在人脑神经运转及部位中有着相应的区别对待。换言之,古代的论著、历史学的理论和现代科学家都强调,时间经验的模式或时间的这三个维度形成了一种相互关联性,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讨论。那么史学史是否能论证这一立场呢?

   二、过去与未来的差异和关联是现代历史思维的决定因素

   在《历史是什么?》中,爱德华·卡尔(E. H. Carr)有此判断:古典时代的作家中,没有几个人具有历史感。他的结论会让人惊讶,因为正是这一古典文化产生了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样的人物,他们通常被奉为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开山鼻祖。卡尔认为变化才是历史和历史研究的核心。他补充说:“修昔底德曾相信在他所描写的那些事件以前没有发生有意义的事,而其后多半不会发生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古人来说,“历史不是走向任何地方:因为没有意识到过去,也同样没有意识到未来”,所以“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基本上是非历史的”。

   摩西·芬利(Moses Finley)和其他希腊、罗马历史思想的研究者不太同意上述的观察,但他们基本上还是认同:古典作家认识不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质的差异。于是,古人会相信学习历史有直接的功用:人们可以温故知新,用过去的经验为在未来解决类似的问题做好准备。西塞罗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认定“历史是人生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便是这一观念的集中表述。

   正如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1953)这本富有神学意涵的历史哲学著作中所展示的那样,正是在犹太—基督教末世思想的语境中,人们才开始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终点为人类的救赎或基督的再次降临。在这个过程中,未来将与过去截然区分,而同时相互之间又有所联系。这是一个“变化”和“连续”相互关联的观念。我已经引用过奥古斯丁的说法,他把人类的历史比作一次朝圣之旅,也就是一个有着终极目标的旅程。其他中世纪作家的论述也表达了时间会有质变的思想。

   但是,这种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有质的差别的新观念,大致停留在超验的层次。它并没有根本改变中世纪的主流历史叙事:图尔的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或可敬的比德(the Venerable Bede)等人仍然认为历史有其内在关联,并以此来描述历史事件的依次发生,也即今世与来世之间没有质变。他们尚未采用现代的变化观念重建这一内在相连、没有质变的历史(inner-worldly history)。

   正是在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时期,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有着“本质区别”(basic difference)的概念逐渐流行,并成为现代历史思想的决定性因素。14、15和16世纪以来的学术、艺术和文学,让人们将自己的时代与古典时代相比较,颇为一厢情愿地对后者加以重新发现或重新发明。他们强调了自身的时代与古代的过去之间的差异,并主张对古典世界进行理想化的复兴和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处于“中间”的时期被视为一个衰落的时期,被大体上看作黑暗的“中世纪”;这一我们至今仍在沿用的概念,最迟在17世纪初便出现了。正是这种将自我与想象出来的古典过去加以鲜明对比,并认定在这两者之间有一“间隔期” 的概念,使得当时的人形成了将自身的时代视为“现代”的自我认知。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以巴黎为中心兴起的有名的“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便是一例。其中不少欧洲国家的知识界围绕审美标准、文化规范、制度变迁和进步观念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辩论,讨论从过去到未来的长久历史变迁中“现代”所处的位置。在这一时期,“现代”的概念和“现代性”的愿景(visions)开始成形,而在这一话语中,诸多社会科学也开始涌现。

   现代的历史观念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人们坚信现在不同于过去,未来也会不同于现在。但现在又源于过去,未来也出自现在。之后,孟德斯鸠深入阐述了过去和现在的区别,视之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取径。其他启蒙作家也试图展现,人类可以通过研究他们的过去,以求对历史的未来走向有所感悟。从这种历史观出发,区分我们的现在和我们可能的未来,变得至关重要。比约恩·维特洛克(Björn Wittrock)指出进步是可以想象和期待的,也是可以实现的。“发展”(Entwicklung)变成了一个核心范畴,其不同的阶段也被构建起来。

   这是一个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植根于社会与制度变迁而产生的一个知识发生重大变化的复杂过程。那时虽然大部分地区还处于王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但这一变化与那时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大西洋两岸逐步形成的跨国交流的公共空间,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这里我只想强调,这种新的历史观念是这一复杂的历史变化中的一个部分。在这一历史观和历史时间观中,未来显得十分重要:它不同于过去和现在,处于更高的阶段,因此被一些人视为某种目标。过去和现在则构成了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人们希望重建过去而阐明历史未来发展的走向;另一方面,这种对未来的预期、展望,又引发了期待、不安、愿景和规划,产生了多样的视角和多种的问题,让人重建过去并思考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林·亨特已经向我们揭示,这种历史思想(对未来的态度)如何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而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又如何使其昭然若揭。

   如果我们看一下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的历史,我们便会发现有各式各样、相互媲美的历史哲学理论,它们都质疑启蒙思想家视作理所当然的普遍主义信念。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74年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为例,他强调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乃是他们在不同环境下发展的结果。与西方启蒙思想所偏好的普遍主义思维模式相对,赫尔德认为不同的民族为追求不同的发展道路而提出不同的诉求,合情合理。他视历史为一种“最真诚的爱国精神的手段”,并加以提倡。

   我们再以19世纪德国历史学的创立者兰克、尼布尔和德罗伊森为例。他们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在许多方面都对启蒙运动持批评态度。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他们都质疑伏尔泰、孔多塞、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及康德所宣扬的普遍主义进步信念。他们认为,研究历史可以展示特殊化——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可以为实现现代化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比如可以有“德意志的道路”或“普鲁士的道路”,后者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来建立强大的国家并由其推动现代化,而非采取自由放任 (laissez-faire) 的方式。

作为西方启蒙思想的批评者,赫尔德、兰克和他们的追随者提出了一种对过去和未来关系的不同看法,与启蒙思想的立场迥异。但是,他们对未来也怀有一种愿景;他们期待未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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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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