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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尔根·科卡:历史学家与未来

更新时间:2020-08-19 00:41:19
作者: 于尔根·科卡  
既满怀憧憬,又心存恐惧。从上面举例所见,这些史学家对未来的观念是:让德意志民族成为世界的一员,而这一世界由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的欧洲民族国家所构成。这些历史学家和他们的大多数读者认定,通过历史的研究和教学,这一目标将能实现。同时,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和谋划也对他们作为史学家如何重建过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他们的历史观念、问题意识、史学概念和方法上均有体现。

   这就是我要强调的:前述这些史学家与启蒙作家所提倡的基本信念相去甚远,特别是在怎样看待历史的进步和现代化,几乎有天壤之别。但问题在于,无论他们是接受还是否定启蒙思想中比如进步之类的思想范畴,他们还是与启蒙思想家共享着一个基本的认识论前提和一种共同的智识经验。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勒克将这一智识经验描述为在“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与“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s)之间不断增大的差异或间隔,也即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根本区别。但无论如何,过去与未来之间又呈现一种连续性。科塞勒克的说法被多次征引,代表了现代心智思考的一个成就。对之我想补充一些他或许也能认可的内容:如同对过去的研究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期待视域”那样,一个人对未来的愿景,无论表现为憧憬、不安、疑虑还是信赖的模式,也影响我们如何重建过去及思考过去与现在之关系。

   由此可见,对未来的态度已经成为研究和展现历史的组成要素,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未来在历史中占据着不小的比重。当然,差别还是存在的。如果一个人致力于书写全面的综合作品或构建宏大的叙事,这一点就比较明显;如果一个人从事高度专业化的经验研究、关注细致入微的主题,这一点就不那么明显。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工作都属于后者。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对未来的愿景或类似愿景的展望,对历史研究仍然具有间接的作用。

   三、对未来的愿景如何影响历史书写

   通过聚焦对未来之预期(经常以含蓄的和间接的方式)及其变化,看一下不同的史学家或学派如何重建过去,然后以此视角来重述历史思想史和史学史,这将是一个有趣的实验。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迄今尚未曾有人尝试过。我在这里也不可能去做。我在此仅仅想举一些例子,做一个粗略的勾画,以便能更为清楚地阐释我对这一问题的想法。

   (一)如前所述,启蒙思想中有关未来和进步的看法,影响了18世纪的历史学。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794)和伊曼纽尔·康德的文章《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都可为例。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9)或路德维希·施勒策尔的《普世史的观念》(1773)则是更为实证的著作。尽管历史研究那时尚未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史家们已经普遍采用线性的历史时间观,从人世而不是用神意来解释历史。18世纪的史学是广博的,涵括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尚未受限于政治史的藩篱。那时也有不少人尝试比较人类各文明的优劣,而同时又出现了一种认可欧洲文明有其特殊性和优越性的倾向。

   (二)我还提到了历史学作为一门职业化学科,如何在19世纪的欧洲兴起。与之相应,历史研究和书写也服务于国族建构和民族主义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于是,以民族国家兴起为主题的叙述史成为历史书写的主流,其重点是研究政治制度、政治进程和政府决策。历史学成为一门面向大众的学科,在学校和公众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又出现了这样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在大学里就职,并以档案资料为基础从事科学的研究。德国历史学家兰克、聚贝尔和特赖奇克,法国史学家基佐、米什莱和梯也尔,英国史学家斯塔布斯、弗里曼和西利,瑞典史学家埃里克·盖耶尔和埃米尔·希尔德布兰德,均可为例。

   (三)卡尔·马克思及其许多追随者(以 E.P.汤普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为杰出代表)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未来的展望,是人们对未来的期望如何影响他们看待过去的一个显例。展望未来和解释过去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影响了学者们对一些重要概念的选用和界定,比如“资本主义”。当这一概念在19世纪后半叶出现时,各种不同的定义四处流传,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又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将资本主义与其替代选项加以对照而设定其定义。这一替代选项要么是前资本主义的过去,要么是一个既定的未来,通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不仅社会主义者以此方式界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且其他学者也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例如德国自由保守派经济学教授阿尔伯特·谢富勒(Albert Sch?ffle)便在1870年写了名为《以商业和资产类型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巨著。如果不知道资本主义之后会发生什么,人们对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便根本无从谈起。也就是说,人们对未来的愿景,也即对一种特定未来的预期想象,形塑了他们研究过去(包括现在)的诸多观念。

   (四)当然,也有人对未来抱持一种否定的态度。雅各布·布克哈特便是如此。这位瑞士史学家用保守的观点看待世界,对现代世界是否有一个令人鼓舞的未来充满怀疑,因此他在1860年写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那个遥远的过去为题来凸显那个时代与现在的差异。马克斯·韦伯在一段时期内也曾对未来持悲观的看法,视其为“铁笼”,认为这一“铁笼”会抑制创造力,损害人类的自由,使其无法生成真正的政治领袖。韦伯对未来所持的怀疑态度与他解释资本主义的论点形成了一种关联。他认为由于新教伦理的作用,新教徒们基于自由思考的个人道德行为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1940年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解读为一位历史的天使,也是一个例子。他的隐喻性文本描述了历史的天使如何被一场不由自主的风暴驱使着,走向一个黑暗且危险的未来。而当天使回顾过去,看到的则是因一系列的灾难和毁灭而造成的一堆废墟。本雅明对未来和过去之间关系的这一解读,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处于个人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

   (五)如有时间,我还可以详论20世纪60至 80年代社会史学家如何有意或无意地将现代化和人的解放作为未来的期望和目标来批判地重建过去,而他们的努力又如何与他们批判性的自我反省产生间接或相应的联系。可以举的例子有年鉴学派的史学家和他们的仿效者,德国的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 Wehler)这样的韦伯主义者,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及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等历史社会科学家。对这些社会史学家来说,“批判”(Kritik)和“现代性”的概念至关重要,因为它们融合了历史的解释和以未来为视角的观点。在这种批判的社会史或历史社会科学中,“落后”(backwardness)的概念也频频出现。这一概念可以被用来分析和思考过去,将其归为以往历史发展所致的结果。而另一种解读可以是:“落后”是因为过去还没有展现出它的所有潜力。未来和过去形成了一种反衬的关系。前者若即若离、似乎令人向往但却无法掌握,后者则可以用批判的方式加以考察思考,但又不能弃之如敝屣。

   (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史学思想产生了一些影响,大多体现在弗兰克·安克斯密特和海登·怀特等理论家身上,但也有从事实证研究的史学家参与其中,如研究思想史的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 LaCapra)和研究劳工史的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 Joyce)。后现代的史学家思考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方式截然不同。一般而言,他们对现代化大都表示失望,并颇有说服力地批评了各种目的论的观念。他们强调的是历史的断裂。据我看来,人们可以说后现代思想家强调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差异,这显然不会有任何异议。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后现代思想家会倾向于松开乃至切断或消解重建过去和预测未来之间的任何联系。在这方面,他们的理论对近现代历史学形成了最为激烈的挑战,也许因此他们对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

   (七)最近20年来,跨国研究是最有意义和最有前景的发展趋势,其最新的例子便是全球史的勃兴。这一发展为现实世界的变化所驱动,在不同的国家中被一些历史学家所推动。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成长很快。现实世界的变化包括了非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的现象;国家和世界各地区之间快速增长的相互依赖性,但这一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将会融为一体,亲密无间;还有各地区之间通过移民、通讯和知识等交流,在经济和政治上所形成的日益明显、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跨国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趋势,不仅为职业历史学家所关注,而且也被对历史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所推进。跨国研究的趋势和取径,为历史学家和有志于历史的社会科学家相互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乌普萨拉大学就是一个显例。在比约恩·维特洛克的领导下,瑞典高等研究院(The Swedish Collegium for Advanced Study, SCAS)结合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全球化的合作研究。瑞典高等研究院发起、资助和主持了对多重现代性的研究,讨论了现代性中进步与战争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有关“轴心时代”的全球性变迁的跨学科论述。正是在这些领域里,比约恩·维特洛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仅是一位学术活动家,领导力很强并有号召力,而且还是一位颇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学者。我希望看到他富有开创性的论著很快能集结成册。在过去的20年里,如果没有瑞典高等研究院和比约恩·维特洛克的推动,全球史的国际趋势将不会有如此实质性的进展,其面貌也会有所不同。

   全球史的近年趋向,让我们看到重建过去与预测未来之间的关系正面临新的挑战,但同时也使其显得更加重要。例如,我们所讨论的历史思想,采用的显然是源于西方的范式。不过用这一范式理解作为全球现象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无用的或是不合适的。但我们需要问的是,其他文明中是否也有同类的或相似的历史观念:既强调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而同时又相互联系。对全球范围内的史学范式进行深入地比较,将会给当前所讨论的欧洲范式,带来一个崭新的视角。

   从全球观点着眼,不同国家对未来的看法,影响了历史学家重建“我们的”历史的尝试。一方面,新一代的历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下列的未来观不证自明,即尽管存在大量似乎不可逾越的差异,但未来属于所有的人类,因为人类的需求、机会和权利也有其普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式的未来观或许会对全球史带来某些启发。这种对未来的希冀而不是预言,应该在全球史的探索中发挥比现在更大的作用。然而,“恶托邦”(dystopia)或反乌托邦的因素,则又形影不离并似乎有日益增大之势。人们愈益担忧人类对其生存的自然条件尤其是环境和气候正在造成的严重破坏,也关心人类是否有一个可持续性的未来。这些都有助于激发人们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全球史的结构和发展。最近有关“人类世”的历史所引发的争论,就反映了历史观的一种变化。它走出了人类历史的时间框架,注重从更为长期的角度考察其影响。如果人们采取了长程的视角表达对未来的希冀和不安,他们也会采用长程的方式来考察过去。因此,历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变革。

   在历史学家和有意治史的社会科学家中,未来已经成了他们讨论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我们尚不十分清楚的是,我们对未来的观点、期待、展望、想象、不安和希冀,又如何影响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未来在历史学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这就是我在上面这几段想要说明的内容。

   四、我们如何以史为鉴?

   现在让我转换一下视角,考虑一下历史研究在我们应对未来的时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我想关注的问题是:鉴往知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老话题,历史学家常受到别人的询问,但他们却很少自我反省。

有一点十分明确,从历史中直接习得教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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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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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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