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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晶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精心策划“替罪羊策略”

更新时间:2020-08-19 00:16:40
作者: 罗晶晶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自由市场”和“民主”为核心原则,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多边机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前苏联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则与西方迥异。1991年,一度强大的苏联解体,计划经济体制随之逐渐走向终点。西方对继承了前苏联核心遗产的俄罗斯充满期待,并给予部分财政援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此时迈入新阶段。政治学家法兰西斯·福山因此提出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断。美国基于新自由主义构想宣告“新的世界秩序”之后的几十年中,几乎将全世界都纳入其势力范围。〔1〕依靠强势影响力,美国提出“华盛顿共识”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方案和对策,并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动实施。

   然而,福山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未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主动创新,大胆实践,创造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随着国家实力的迅速增加,2000年后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愈加明显,在“华盛顿共识”之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北京共识”的新选项。国际学术界和政界不乏关于中国对世界地缘政治影响的激辩。〔2〕部分人认为中国这样的新兴力量对既定国际体系和守成力量而言必定是“麻烦制造者”。〔3〕以政治科学家格雷厄姆·艾里森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反对这种悲观主义的论调,但仍然担心新兴力量的崛起以及守成大国因此产生的恐惧与焦虑可能使大国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4〕

   “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而领导人误判和错误决策却可能使冲突在偶发事件中升级。本文认为,新冠疫情的持续及其对世界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冲击将加剧当前中美紧张关系。其中最大的危险在于,特朗普和共和党出于政治利益目的,为转移公众对其疫情防控失败的指责而“甩锅”的行为。这种短视策略只会加深美方误判,引发对华报复,使局势长期恶化。两国之间的其他矛盾也将激化,“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难以避免。

   本文的论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中国之崛起以及导致美国焦虑和恐惧的因素。作者认为,特朗普和共和党无力解决新冠病毒流行和经济衰退问题,作为竞选手段,未来一段时间会加大“抹黑”中国力度。第二部分指出美方应放弃偏见,将中国视为解决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困境以及新冠疫情等人类共同问题的建设性、负责任的伙伴。第三部分认为,为实现全球稳定与发展,美国应改变霸权心态,接受一个多极化世界的现实。第四部分为本文总结。

  

   一、中国崛起与美国的焦虑

   改革开放使中国迈向富强之路。1980年后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GDP从1911.49亿美元猛增到2018年的13608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既是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也是对外投资的大国。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亮眼成就还包括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对全球减贫贡献超七成。〔5〕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美实力此消彼长之势明显,中国固然在技术创新、军事科技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仍远落后于美国,但这种差距正在缩小。〔6〕美国在全球GDP总量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50%下滑到1991年的25%,2020年再降至14%。〔7〕

   中国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经验证明,国家发展的道路并非只有所谓的欧美模式。中国在经济领域公私有制相容,既尊重市场原则也强调政府调节作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互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发展。政治体制上,中国选贤任能的机制与西方完全不同。这种基于经验和管理才能的遴选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互动。〔8〕在国际政治中,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坚持各国和平共处,追求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意味着与各方保持和谐外交关系,并避免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读。为此,中国积极拓展软实力外交或称“魅力外交”。与突出军事力量的硬实力不同,“软实力指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利益互换达到目的。它取决于一国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9〕在思想、文化和政治要素之外,软实力事实上还包括一国综合外交、对外援助、贸易、投资和市场准入等工具,使对象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进而认可其对国际事务的观点。〔10〕

   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系统性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推进软实力外交。〔11〕于后者而言,中国的“魅力攻势”相较于西方更能体现平等和尊重,例如提供援助时并不附带限制性的条件。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多方回应。随后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被认为不仅弥补亚洲及其他地区不断扩大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还是对现存布雷顿森林体系缺陷的有效补充。〔12〕

   面对价值观、历史和利益诉求有异于己的中国的崛起,美国深感焦虑,对自身在变化的世界中的力量和角色定位产生不确定感。〔13〕学者格雷厄姆·艾里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焦虑和不确定感的根源在于冷战结束以来始终坚持“全球事实上已经是美国的势力范围”。〔14〕于是“中国在经济和战略上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成了美国政治体制中的新共识。〔15〕遏制中国自然就是合乎逻辑的政策选择。〔16〕2020年5月20日,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对华战略方针中确认中美彼此的战略竞争状态,称将在“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学说指导下维护美国利益,增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17〕美方焦虑的根源无疑是悲观的现实主义思维,即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中国崛起后将以零和竞争方式来获取利益。这种误判可能把大国关系推向“修昔底德陷阱”。如格雷厄姆·艾里森所言,中美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若处理不慎,两国在南海、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和贸易冲突等事关中国国际声誉、主权和利益问题上的对抗可能升级为战争。〔18〕需要指出,艾里森并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引发中美冲突的导火索。然而,特朗普政府“甩锅”中国的行为确实正将两个世界大国推向危险的“修昔底德陷阱”。

   截至2020年7月19日,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导致全球1430多万人感染,60多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感染人数376万,死亡人数超过14万。新冠肺炎疫情还使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萧条。特朗普显然低估了疫情的严重性。早在2020年1月,相关警告已出现在呈报总统的每日简报中。〔19〕美国国防情报局、五角大楼联合参谋部和白宫也多次收到类似预警。但是特朗普斥之为“假新闻”,指责“民主党人正在将冠状病毒政治化”。〔20〕经历最初对形势严峻性的否认之后,特朗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措施混乱且前后矛盾、缺乏一致逻辑,凸显出西方体制的脆弱性和美国政府在危机时刻的领导能力不足。

   特朗普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最大的利益考量,是赢得下届选举。在美国,全球化的趋势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版图,一些团体和地方某种意义上被边缘化。民主党占优势地区总体上迎合全球化浪潮,支持自由贸易和国际价值观;共和党占优势的地区因未能充分享受全球化成果,公众坚守保守的宗教和乡村价值观,民粹主义的阴谋论很有市场。美国的两党制和选举团制度加剧了所谓“红色州”与“蓝色州”之间的“摇摆州”,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民意分歧。〔21〕因此,面对新冠疫情蔓延,特朗普政府不是举全国之力抗击而是藉“替罪羊政策”稳固基本盘并努力争取“红色州”选民。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等紧急措施是遏制冠状病毒传播的最佳选择,美国科学界对此早已有共识。〔22〕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却以限制社交政策是对人身自由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的侵犯为由拒绝接受。在狭隘观念驱使下,特朗普的支持者甚至不太担心病毒感染危险。盖洛普民意调查2020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仅42%的共和党人“非常或有点担心”潜在感染风险,而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高达64%。〔23〕对冠状病毒严重性的忽视一定程度上与特朗普支持者的信息来源的选择有关。他们更偏向于从保守的福克斯新闻和拉什·林博秀等电视节目获得疫情信息。〔24〕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备受争议,任期内腐败、滥权、与俄罗斯勾联等丑闻迭出,最终导致遭到众议院弹劾。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认为是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捏造了这些丑闻,用意是打击特朗普、共和党以及“美国核心价值观”。〔25〕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事上,相当数量共和党人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视为反特朗普势力的工具而非维护公众健康的专业机构,怀疑这一机构夸大冠状病毒威胁以贬损政府的领导力。〔26〕特朗普对国家机构和专家的评估极不信任,这是其抗疫措施缺乏持续性、合理性的重要原因。

   随着冠状病毒在全美蔓延,特朗普变本加厉地把矛头指向中国。先是不断指责中国隐瞒疫情,而后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暗示病毒由中国实验室制造并因管理不善外泄。这一切的直接目标指向仍然是选举利益。在新冠疫情之前,特朗普把竞选连任的“宝”押在美国经济增长上,反复宣称将“使美国再次伟大”。疫情来袭后经济成就无从谈起,民主党人指责其抗疫不力导致经济衰退。随着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和共和党显然认为“替罪羊策略”可作为新的竞选的筹码和胜选路径。于是美国保守派政客和媒体不停地宣扬针对中国的阴谋论。特朗普甚至声称美国不仅受到病毒冲击,而且受到中国人的攻击。其支持者打出的危言耸听的政治广告,宣称“中国抢走我们的工作,杀死我们的人民”。〔27〕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时代里,各国和平共处彼此尊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美国无视中国在全球秩序下建设性作用的咄咄逼人的举措,实际上挑战着现有全球秩序。

   这种策略短期内可能有利于其竞选,长远来看无疑危及全球地缘政治。〔28〕当然,即使没有新冠疫情,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也已十分明显。特别是特朗普上任后两国矛盾表面化、激化。特朗普从竞选到当选后,反复宣示要“击败敌人”,声称中国夺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技术。〔29〕反华心态直接导致了双方持续至今的激烈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

   冷战后美国藉经济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销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这种无视发展中国家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多样性的做法遭遇失败。“华盛顿共识”推出数十年,西方向非洲国家注入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援助资金”,许多发展中国家依旧经济成长步履蹒跚,贫困率居高不下,社会和政局动荡不安。“(西方)援助使贫困人口更贫穷,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实际上援助本身就是问题所在。”〔30〕不仅无法实质性助益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援助资金还使相关国家形成发展依赖思维,并助长腐败文化。

   中国基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建设成果和丰富的发展经验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并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方式。以失败的经验为背景,西方政客和媒体批评中国对非洲等地的援助主要目的在于本国利益、有意识形态企图、不关心受援国长期福祉、忽视人权等。〔31〕但显而易见的事实则是,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之下的非洲不仅崩溃,而且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32〕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指出:“在西方‘善意和透明’的援助下,非洲最臭名昭着的掠夺者和专制者已经兴起……”〔33〕,“普通非洲人根本没有从(中国援助)中受益,这很荒唐。批评家们知道这是一种谬论。”〔34〕中国面向非洲等国的援助与经济交往关系不仅可减少西方援助项目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而且有助于促进投资、减轻贫困。〔35〕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援助与受援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一致,重点投入道路、桥梁和发电厂等能助力当地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36〕这对于筑牢相关国家经济起飞的基础至关重要。

崛起的中国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中国是负责任、遵从国际准则的全球治理参与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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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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