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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国:重建“神圣的罗马帝国”: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

更新时间:2020-08-19 00:10:49
作者: 李隆国  

   摘 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术语的词源时,往往聚焦于“sacrum Romanorum imperium”,而忽略了中古早期流行的“sacra respublica”。后一种形式源自古代罗马帝国,而为拜占庭帝国所沿用。从东西部欧洲的统一性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而且西部欧洲是查理曼统治时期对东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自觉模仿,其中罗马教宗发挥了辅助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古早期欧洲的政治发展道路就成为从古代的罗马帝国向中古神圣的罗马帝国演化的过程。东西部欧洲在独立发展和彼此互动中体现出中古早期欧洲政治神圣化的共同发展趋势。

   关键词:神圣罗马帝国 查理曼称帝 罗马教宗 拜占庭 基督教

   作者简介: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799年4月,罗马教宗利奥三世(Leo III,795—816年在位)在罗马受到迫害,他被关押在修道院中,并有被刺瞎眼睛和割掉舌头的危险。在斯波莱托公爵的帮助下,他逃出罗马城,一路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来见查理曼。得知利奥前来的消息,查理曼在首都亚琛附近的帕德博恩安排教宗下榻行宫。在盛情款待利奥三世之后,这位法兰克王又派遣军队将他护送回罗马。此后,查理曼称帝的进程紧锣密鼓地开展,与之伴随的则是一系列文学创作活动。由匿名作者在帕德博恩峰会之时或者之后立即创作的《帕德博恩颂诗》则为这一系列活动拉开了序幕。

   创作《帕德博恩颂诗》的匿名作者没有给作品取名,因此后来就有众多不同的名称。除了《帕德博恩颂诗》之外,还有《亚琛的查理颂诗》(Aachener Karlsepos)、《查理曼赞歌》(Carmen de Carolo Magno)。“德意志文献集成”系列“加洛林诗歌”卷收入的这首诗,标题为《查理曼与教宗利奥三世》(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在这首篇幅不算短的作品(536行六步格诗行)中,诗人在开篇对查理曼进行了热情吹捧:“查理王、世界的首领,深受人民的爱戴、也是人民的骄傲;可敬的欧洲首长、最好的父、神圣的英雄。”作者明显将查理曼与欧洲、世界和民众联系在一起。此外,在查理曼抵达罗马之后,他的重要谋臣之一、都尔城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阿尔昆(约732— 804年)也在劝进信中,从基督教世界政治格局的角度论述查理曼称帝的合理性。在阿尔昆看来,世界政治的权威一分为三:罗马教宗、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法兰克王。因此,在查理曼的谋臣中,有相当多的人从欧洲局势的视野看待查理曼称帝事件。这种认识也深深影响着现代史学。

   但是,比利时史家亨利·皮朗否定了这种国际性联系,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皮朗命题”,旨在解释查理曼的出现为何标志着欧洲中古史的真正开始,即在相对孤立闭塞的状态下,西欧从此走上独立发展道路。这里仅引用美国学者彼得·布朗对“皮朗命题”所作的总结:“简而言之,在此前不可想象的查理曼帝国,是一个北部日耳曼帝国,它标志着中世纪的开始。皮朗坚持认为,变化不是来自南部罗马认同的缓慢失序,也不是源自日耳曼北方的经济和人力优势,而是由于丧失了地中海的统一性,即阿拉伯海军将古代文明为西欧血脉搏动所提供的温暖的血液用止血带给扎死了。因此,可以绝对正确地说,没有穆罕穆德,查理曼也是无法想象的。”

   “皮朗命题”留下了是非糅杂的学术遗产。一方面,随着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皮朗所谓古代世界一直延续到7 世纪的说法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1993— 1998年,欧洲科学研究基金批准大型项目“罗马世界的转型和中古早期欧洲的兴起”, 该项目的首席协调员、利兹大学颜·伍德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一言以蔽之,项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皮朗命题的再发现,即地中海古代世界不是在5— 6世纪被日耳曼入侵者撕裂,而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教科书也多采纳皮朗的断代观点。例如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古欧洲世界》一书指出:“然而在7—8世纪,一系列新的现象打破了尚存的统一性。它们的出现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分裂,变为由拉丁欧洲、拜占庭和广袤的伊斯兰帝国拼合而成的文明。这是一个颇为混乱的时期,但也是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借此,罗马、基督教和日耳曼传统的融合最终完成。一个中古文明清晰地显现出来,而8世纪早期的加洛林世界则是中古文明第一次清晰亮相的时刻。”

   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于加洛林王朝的封闭性也提出了质疑。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不仅拜占庭帝国,而且伊斯兰阿拉伯帝国都与拉丁西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地中海史研究表明,阿拉伯人的到来,并没有导致地中海贸易和统一性的丧失,而是导致一种新的贸易和交往方式替代原本由罗马帝国主宰的方式。诚如米歇尔·麦考密克所言,在8世纪,原本意大利和西部欧洲同拜占庭之间直接的贸易往来,日益变成一种间接的贸易往来,它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以伊斯兰控制地区作为中介。部分教科书也开始积极回应这种新趋势。新近由芭芭拉·罗森维恩编写的流行教材《中世纪读本》开门见山地申明:“本读物与其他中古史料读本的主要区别在于:除了西方材料之外,还系统纳入了伊斯兰和拜占庭方面的材料。”

   有鉴于此,本文从欧洲整体性视角尤其是从拜占庭帝国与西部欧洲的政治联系中,解释查理曼称帝事件,说明查理曼通过模仿拜占庭帝国而在拉丁西部地区重建了罗马帝国。从这个角度看,从古代罗马帝国分别向中古加洛林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政治发展,可以被概括为“从罗马帝国到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转变。这一历史性进程体现了中古早期神圣政治的兴起和政治基督教化的大趋势。

  

   一、拜占庭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吗?

   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拜占庭帝国的污名化。阿薇莉尔·卡梅伦的《对拜占庭名称的使用与滥用》一书,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近年来,更有学者指出,拜占庭和拜占庭帝国的提法对拜占庭史研究具有一定的遮蔽性。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卡尔德利斯先后出版《拜占庭共和国:新罗马的人民和权力》和《罗马人的国家:拜占庭的族群认同与帝国》。前一部书梳理拜占庭文献中与“共和国”相关的词汇,说明古代共和传统的深远影响;后一部作品则进一步指出拜占庭人的自我定位是“罗马人”。

   卡尔德利斯其实以“罗马”和“共和国”两个关键词印证了学术界的共识,即拜占庭文明的保守性。拜占庭人津津乐道的“罗马人”、“共和国”固然意味着某些古代罗马政治因素的保留,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认为拜占庭帝国就是古代罗马共和国的简单延续。从奥古斯都·屋大维之后,尽管罗马人还是自称其政体为“respublica”,但是,最恰当的称谓是“罗马帝国”而非“罗马共和国”。同理,当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西塞罗都使用“sacra respublica”这个词汇的时候,其含义也非常不同:西塞罗指的是“神圣的罗马共和国”,而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指的是“神圣罗马帝国”。

   罗马人称呼罗马帝国的词汇主要是更具有历史渊源的词汇“respublica”,而“imperium”的使用频率相对较少,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古早期。拜占庭帝国自称“sacra respublica”,与拉丁西部地区后来使用的“sacrum imperium Romanorum ”或“sacrum imperium romanum”,虽同为“神圣罗马帝国”,但并非同一词源。“Imperium Romanum”(罗马帝国)并不是古代罗马人用来指称罗马帝国的常用术语。从字面意义上讲,这个词的意思是“罗马人的统治”或者“罗马人的管辖”。在《查士丁尼民法典》或《民法大全》中,查士丁尼使用“imperium”的频率相当高,主要与“nostrum”连用,意为“我的统治”,与“统辖”(sanctionem)的意思接近。

   在《民法大全》第1 卷中,作为名词的“imperium”出现了21次,全部都可以被理解为“统治”。B其中有5 次与“罗马”连用,也可以被训释为“帝国”。例如,“在神意支持下罗马帝国(Romanum imperium )被交给我”。与“我”、“你”等人称代词连用14次,训释为“某人的统治”更为合适。例如,“在我统治之前几乎无人能够做到”;又如,“这是多么惊奇的事情,自建城以来直到我统治(nostri imperii tempora )的时候,罗马的统辖(Romanam sanctionem )……”当查士丁尼同时使用“imperium”和“respublica”时,两者之间的区分更加明显。例如,“上帝做主、赐予和维护我的统治(nostrum gubernantes imperium),我们乐意从事战争、维护稳定并保持帝国的现状(statum rei publicae)。”

   在查士丁尼之后,君士坦丁堡方面继续使用“respublica”来自我称呼,而且经常出现的是“sacra republica”,即“神圣罗马帝国”。公元585—590年,墨洛温法兰克诸王国中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与君士坦丁堡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外交活动。法兰克王希尔德贝尔特二世(Childebrand II,575—596年在位)及其母后即西班牙公主布隆希尔德,请求皇帝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照顾在君士坦丁堡做人质的外甥(对布隆希尔德而言是外孙)即西班牙王子,为此他写了许多信件,致相关的帝国军政大员以及皇帝和皇后。皇帝莫里斯及实际处理此事的官员也给希尔德贝尔特写了回信。这些信件随后被编入《奥斯特拉西亚书信集》(Epistolae Austrasicae)。这些书信表明,墨洛温法兰克王侯和拜占庭皇帝都将拜占庭帝国称为“罗马帝国”,使用的字眼仍是“respublica”及其各种变体如“Romanam rempulbicam”、“Romanae reipublicae ”等。

   在书信中,皇帝莫里斯公开称其统治的政体为“神圣罗马帝国”(sacra respublica,Sanctae Romanae reipublicae)。他说:“上帝为神圣罗马帝国恢复了许多城市,包括帕尔马、雷焦艾米利亚、皮亚琴察公爵领及其辖地以及伦巴第的其他一些公爵领。作为报答,您的王国的荣耀将继续增多。”在另一封责怪法兰克人空口承诺的信中,莫里斯使用了稍微不同的提法来表达自己统治的帝国是神圣的罗马帝国:“你们通过约孔德主教和宫室长阔特洛寄呈给我的大札收悉,你们要拯救我们的至为神圣的罗马帝国(sacratissimam rempublicam nostram ),表达了你们的友爱意愿和对我们的兄弟情谊。”

   拉文纳总督罗曼努斯在给希尔德贝尔特二世的书信中,请求后者出兵,协助帝国军队征服罗马大区,以应付伦巴第公爵们的增兵行动。在信中,他也反复提及神圣的罗马帝国:“我们相信你们曾经听说蒙蒂娜(Montena)、阿尔提诺(Altino)和曼图亚诸城。她们必须交还给神圣的罗马帝国(sanctae reipulibicae)。”接着他提到部分伦巴第公爵们的援助,“他们全速赶到曼图亚城来增援我们,支援神圣的罗马帝国。在接纳那些人为神圣罗马帝国服役,也接受他们的孩子作为人质之后,我们返回到拉文纳”。

从历史进程看,罗马帝国向神圣的罗马帝国的转型,自君士坦丁一世宽容基督教时正式启动。在格拉提安皇帝尤其是提奥多西一世统治时期,罗马帝国以基督教为国教,一方面确立起正统大公教原则,另一方面则禁止非天主教徒从事公务,帝国的基督教化全面展开。到6世纪中期,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通过“收复运动”重新掌控了地中海西部地区。在收复意大利的过程中,为了拉拢罗马教宗以便于军队胜利进军,查士丁尼礼敬罗马宗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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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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