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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佃来: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贡献

更新时间:2020-08-19 00:08:12
作者: 李佃来  

   作者简介:李佃来(1973-),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东岳论丛》第20198期

   内容提要:与当今英美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相比,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往往被人们视为并不入流的“另类”。但实际上,作为一位力图调和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具有综合意识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这种贡献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对政治规范的证成,为理解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二是他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为探索差异政治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三是他对“应当之软弱性”的揭示,为激活政治哲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借助于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当今主流规范性政治哲学,同时也更富有成效地来构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

   关键词:哈贝马斯/罗尔斯/当代政治哲学/贡献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建构的价值前提、思想资源和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ZDA1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研究”(15AZD030)的阶段性成果。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之一,哈贝马斯也是一位异常活跃的政治哲学家。不管是其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还是后来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及《包容他者》,都可被视为政治哲学的经典之作。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们在勾绘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图谱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罗尔斯、诺齐克、德沃金以及柯亨等人,对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却很少给予关注。比如说,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一书中,就没有像对待罗尔斯和德沃金那样,把哈贝马斯放在“当代政治哲学”的任何一个重要位置上加以评论,而只是在个别地方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材料谈到了他。如果说这个情况导源于或反映出人们的一个直觉,即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是不能被归入当代主流政治哲学的“另类”,那么在我看来,这一作为“另类”的政治哲学,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恰恰具有彰著显明的、从罗尔斯或诺齐克的视角与传统难以引申的独特贡献和意义。本文的基本工作,就在于从以下诸方面,来揭示和阐释这种独特贡献和意义。

  

   一、哈贝马斯对政治规范的证成,为理解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

   众所周知,当代政治哲学的主流是英美规范性政治哲学。英美规范性政治哲学的核心工作,就在于探寻并证成某种政治规范,进而以之为前提来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理想的社会制度。比如,罗尔斯、诺齐克分别围绕“作为公平的正义”和“基于权利的正义”而展开的系统论证,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由此也可以看到,不同规范性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明确提出了某种政治规范,而在于它们提出的是何种政治规范,不同政治规范表达的是不同的价值诉求和立场。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确立一种统一的政治规范,以此代替传统宗教形而上学来发挥社会整合功能,始终是其关切和思考的一个焦点问题,自然也是其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议题。不过,与罗尔斯、诺齐克等政治哲学家迥然有别,哈贝马斯对此问题的关切和思考,并不是自“应当提出和建立何种政治规范”入手,而首先是“如何形成和建立某种政治规范”,也就是形成和建立政治规范的程序。这就说明,哈贝马斯是从程序主义的进路,来思考政治规范之证成问题的。

   哈贝马斯对政治规范所作的程序主义证成,与其一贯倡导的交往行动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想当然地认为,哈贝马斯是用一种由交往行动理论所推导出来的先验模型,来建立其政治哲学的叙事框架。情况毋宁是,作为一位旨在维护和修补现代启蒙精神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很大意义上,是基于对个人性与公共性之关系的把握和阐释,来提出其政治哲学见解的。所以,事实上,居于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立论中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他之所以主张对政治规范作程序主义的证成,正是出于对这一关系的独特理解。

   追溯起来,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不仅在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中,而且在近代以来几乎全部政治哲学史中,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政治哲学家们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种不同传统的分化,一是肇始于霍布斯和洛克、强调个人性大于公共性的自由主义传统,二是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强调公共性大于个人性的共和主义传统。具体来看,之所以说自由主义传统强调的是个人性大于公共性,是因为根据这一传统,个人构成道德世界的基石,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都是由“自然法”所命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之所以说共和主义传统强调的是公共性大于个人性,则是因为根据这一传统,任何不能促成或促进共同福利而只导向个人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值得追求甚至不具有合法性的。这两种传统固然都要求一以贯之地坚守和捍卫自己的价值立场,但实质上,又都蕴含了从其自身内部难以克服的逻辑和思想矛盾。对于自由主义传统而言,其所辩护的个人性虽然总是被标榜为“利己不损人”(洛克)或“利己又利他”(亚当·斯密)的价值取向,但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在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世界里,并不会产生出一种“互利”的关系结构,相反“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①在此意义上,个人性所带来的,恰恰可能是反个人性的东西。个人性与反个人性,成了自由主义逻辑框架中无法调节的一对矛盾。对于共和主义传统来说,其所辩护的公共性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自由主义的缺陷,但往往不能很好地解释共同福利何以能够与每个个体的利益关联在一起。事实上,一种无助于增进个体利益的公共性,可能会因为其抽象空洞性而丧失应有的规范性力量,在实现了政治解放、个体的权利和自由原则得以普遍确立的现代社会,这个情况尤其明显。

   自由主义传统和共和主义传统所蕴含的逻辑和思想矛盾,为从第三种视角来界定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留下了巨大空间。具体言之,大致从休谟开始,如何将个人性与公共性协调在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上,从而避免在这两者之间所进行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及由之而导致的弊端,就成为政治哲学的一个显在问题。在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康德和卢梭的思考比较具有代表性。康德继承了霍布斯、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不过,他没有将自由和权利论证为经验意义上、以追求私利为目标的他律原则,而是将其严格证立为先验性的自律原则。如果说从康德的自由概念中衍推出的是一种公共理性而非私人理性,那么在他的政治哲学中,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利、特殊利益与共同福利、自由与平等实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至于卢梭,其所着力阐释的“公意”和共同体,并非在主观权利和个人利益之外塑造起来并凌驾于后者之上的权威他者,毋宁说作为共同利益的表征,它们也是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得以平等实现的一个制度性框架。这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指出的,“共同体在接受个人的财富时,不仅没有真正剥夺个人的财富,反而保证了个人对财富的合法拥有,把占有转化为一种真正的权利,把对财富的享用转化为对财富的所有权。”②由此可见,康德和卢梭都把个人性与公共性结合在了一起。

   作为一位擅长于进行理论综合的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总体上延续了康德和卢梭的思路,注重在自由主义传统和共和主义传统之间做协调性的工作,以此化解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不过,以哈贝马斯之见,康德和卢梭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方案,原因是他们并没有走出自由主义传统和共和主义传统的偏执。就康德而言,其政治哲学的主干是依系于自由概念和道德原则的法权论。然而,“作为其法权论之出发的,是每个人作为‘他的人性’而享有的那个权利,也就是以强制力量为后盾的对于平等个人的自由的权利。……就此而言那些保护人们的私人自主的‘自然权利’,也是在主权立法者之前就存在的。在这方面,公民的‘共同的、联合起来的意志’受到以道德为基础的人权的限制。”③就卢梭来说,公意概念的伦理含义远强于道德含义,他“把通过社会契约来构成人民主权想像为一种生存方式性质的结社行动,通过这种行动,个体化的、取向于成功而行动的个人转变为一个伦理共同体的取向于共同福利的公民。……但是,这种自我立法实践赖以为生的如果是一个在价值取向上已经取得一致的民族的伦理实体,卢梭就无法解释,他所设定的那种公民对共同福利的取向,怎么能够与社会中不同私人彼此分化的利益相协调,也就是说规范地构成的共同意志如何在不借助于压制的情况下与个人的自由选择相一致。”④简言之,康德更接近于自由主义传统,卢梭更接近于共和主义传统。如果说前者将个人性推置为一个优先于公共性的价值,那么后者的情况则完全相反。

   哈贝马斯对康德和卢梭的评论旨在表明:无论是个人性原则及展现这一原则的人权、道德和现代人的自由,还是公共性原则及展现这一原则的主权、伦理和古代人的自由,都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也不可偏废的东西。所以,既不能因为强调前者的重要性而减损后者,也不能因为强调后者的重要性而贬抑前者,而应当始终把这两者的关系,理解为一种相互诠释、同宗同源的同构式关系。哈贝马斯提出这个观点,目标并不在于从纯粹的学术层面来破解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紧张或竞争关系,而在于立足现代民主法治国的政治实践,为切实有效的政治规范的确立提供一个最佳模式。以他之见,现代民主法治国的政治规范既不可能体现在由自然法所给予的先验权利和自由中,也不可能体现在由强制性力量(如法西斯主义)所颁布的条文律令中,而只能体现在由人们所制定、并由人们所遵守的实定法中。总体上,现代实定法表征的是一个权利体系。而作为权利体系的实定法要彰显其应有的规范性力量,就既需要将人权的理念纳入其中,也需要将人民主权的理念纳入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扎根于宗教和形上传统中的规范性内容,在经过后传统论证之过滤之后,就是凝结在这两个理念之中的。”⑤然而,哈贝马斯强调,“权利体系既不能被归结为对于人权的道德诠释,也不能被归结为对于人民主权的伦理理解,因为公民的私人自主既不能置于他们的政治自主之上,也不能置于他们的政治自主之下。我们与人权和人民主权相联系的规范性直觉要充分体现于权利体系之中的话,我们的出发点就必须既不是把对于平等的主观行动自由的权利当作道德权利、把它作为外在限制加在主权立法者之上,也不是把这种权利工具化,作为实现立法者目标的功能性条件。”⑥显而易见,哈贝马斯不仅主张现代实定法要容纳人权和人民主权的理念,而且主张消除在人权所代表的个人性与人民主权所代表的公共性之间的任何不平衡性。

根据哈贝马斯的论述,要将人权所代表的个人性与人民主权所代表的公共性维系在一个绝对的平衡点上,从而使它们保持一种相互诠释、同宗同源的同构式关系,就不能满足于“既守护个体利益、又守护共同福利”这样的一般性口号和价值立场,而应当使现代法的制定,切实地建立在一个民主的程序基础之上,直白地说,也就是让人们通过实质性地参与政治规范的构建而制定现代法。不过,这个民主程序不是人们在没有充分讨论的前提下进行抉择和决定的过程,而是一个以交往和商谈为中介与机制的开放性过程。而依哈贝马斯的想法,也只有在这样一个交往、商谈的开放性过程中,个人性与公共性才可能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同源性,只有在用商谈论来澄清自我立法这个意象之含义的时候才得到澄清,根据这个意象,法律的承受者同时也是这些法律的创制者。”⑦进而言之,以交往和商谈为中介与机制的民主程序之所以能够确保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平衡,是因为如下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方面,人们在交往和商谈中不仅可以就自己的私人利益充分发表意见,而且也会随着交往情境的逐步展开而使抽象的“人权”具体化为各种权利和自由形式;另一方面,在人们的交往和商谈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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