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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佃来:哈贝马斯对当代政治哲学的贡献

更新时间:2020-08-19 00:08:12
作者: 李佃来  
不仅不会因一私之见的冲突而产生出一种抵消公共性的力量,相反会因为理解的达成而真正确立起相互承认的、为人民主权作奠基的共识性政治理念。哈贝马斯相信,只要这两个方面在一个交往和商谈的民主程序中都能够得到充分实现,那么人权与人民主权、个人性与公共性就不可能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而必然是不可分解的一体之两面。与此同时,只要一种实定法的制定坚实地建立在这种民主程序的基础之上,那么它就能够充分地彰显并发挥其应有的、用以整合人们社会生活的规范性力量。

   哈贝马斯对现代实定法之规范性基础——交往和商谈的民主程序——的阐释,也就是他对现代政治规范的证成。在这一独特的证成中,哈贝马斯虽然并未像罗尔斯或诺齐克那样,明确地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政治规范,但他在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所进行的调和,却显然为人们理解和处理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错综复杂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视角,即便这个问题是包裹在这一证成中的。在我看来,一种富有思想解释力的政治哲学,已不能满足于像严格的自由主义和严格的共和主义那样,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必定要在这两者之间赋予一种张力,从而既防止它们发生分离,又防止它们相互化约。在一定意义上,哈贝马斯立基于商谈理论的政治哲学,是符合这种要求的。相比而言,不仅是康德和卢梭,而且就连对自由主义作出平等主义修正、同样具有综合意识的罗尔斯,也没有像哈贝马斯那样,处理好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平衡性问题,因为在他为正义所设定的两条正义原则中,表征个人性的第一条原则即平等的权利原则,是优先于表征公共性的第二条原则即差异原则的。

  

   二、哈贝马斯对普遍主义的阐释,为探索差异政治问题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

   由于哈贝马斯所设计的以交往和商谈为基石的程序指向的是一种相互理解和共识,所以我们可以在总体上将其政治哲学指认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普遍主义是其根本诉求之一。扩而论之,当代英美各种规范性政治哲学实质上也都具有普遍主义的特点,因为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罗尔斯、诺齐克等人所确证和辩护的政治规范,都是针对整个社会结构和所有人的,而非社会中的某些群体的。然而,英美规范性政治哲学在力图构建普遍主义政治规范时,却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甚至也可以说是回避了差异政治这个棘手的问题。而实质上,一种没有认真对待和思考差异政治问题的政治哲学,就很有可能会制造出一种疏离规范性的话语霸权或独断主义。从这一点来看,哈贝马斯基于交往和商谈而对普遍主义的阐释,展现出相较于英美规范性政治哲学的独特理论和实践价值,因为他不仅通由这一阐释而对差异政治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而且也针对该问题提出了一种较优的解决方案。

   当代英美规范性政治哲学之所以没有很好地解决或者说回避了差异政治问题,与其遵从和使用的方法是有直接关系的。当代英美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不同流派——如自由至上主义、平等的自由主义——虽然在价值立场上存在分歧,但在方法论上却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都遵从和使用了契约论的论证方法。契约论既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一种政治哲学理论传统,也代表了近代以来最主要的一种政治哲学论证方法,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以及当代的罗尔斯和诺齐克,都是处在这一传统中、使用这一方法的政治哲学家。作为一种方法,契约论既有还原主义的特点,又有先验主义的特点,其总的运思路数,就是把现实的、感性的、充满情感和欲望的人,还原为具有理性能力的、均质的、无差别的自然人,进而在此基础上先验地建构起一个无矛盾的、整体性的、可普遍推广的规范性政治框架。契约论的这个运思路数,在某种意义上是它的一个优长之处,其优长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够为政治哲学提供一个在逻辑上具有自洽性的阐释框架;二是有利于为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设计与优化提供价值前提,从而有利于建构罗尔斯所指称的“严格服从”的政治哲学理论。然而,深入剖析就会发现,契约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其不能自行克服的重大缺陷之一,就是容易将“差异政治”这个现实社会层面上的现象和难题遮蔽起来,而进一步的后果,则可能就是对一种隐性或显性压迫的默认与助长。因为事实上,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身份、地位、信仰、道德观、习俗、性别、肤色等方面的差异,有时是无法也不应当以契约论所设定的均质的、单一的、无差别的、无矛盾的规范性框架来加以描述和把握的,而只有在充分考察和尊重这些差异的基础上,政治哲学才可能确立起一种具有深广的涵摄力和普泛的可推广性的政治规范。

   契约论的上述重大缺陷,在近现代以及当代都有其特定的表现,这导源于每个时代最突出的“差异性问题”本身。在近现代,也就是在资本主义从形成到走向结构相对“成熟”和明朗的时代,最突出的差异性问题是阶级问题,亦即工人和资本家在资本这一固化的结构中的分化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虽然是铁定不移的,但却无法为契约论政治哲学家所洞察,因为在还原主义和先验主义的运思路数中,契约论把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界定为有自由人身、权利要求和平等诉求,并以理性法和契约来调节相互关系的市民社会成员。契约论政治哲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看到,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可用先验的方式来设定和描述的关系组合模式,而是一个充满着“迄今为止最复杂社会关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工人虽然与资本家一样,被赋予了一种法权人的资格,而且他们之间所进行的劳动力的买卖行为,也符合契约原则并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实质上,在市民社会所表征的“迄今为止最复杂社会关系”中,工人被排除在市民社会成员之外,其与资本家根本不可能以“自然人”的名义而归为一个整体,相反他们之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结构性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剥削,才是最突出、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因而也才是一种有规范力量的政治哲学最需要把握和回应的问题。在此意义上,运用契约论来解释近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历史,至多只能提供一种形式上的正义和平等观念,而这不仅不会带来一种实质的正义和平等,相反,一定会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及由之而造成的剥削,以一种机巧的方式掩盖起来。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或直接或间接地批评契约论、自然法的深刻原因。

   在当代,最突出的差异性问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除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社会结构上的隐性差异(虽然很多西方政治哲学家并不承认这种差异在当代的在场),更受关注的差异,来自于信仰、道德观、种族、性别等多元主义事实,在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由这些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问题尤其复杂。在当代英美契约论政治哲学获得强势复苏的过程中,这些方面的差异无疑被人为地消除在一个硬质的理论框架中,因为事实上,不管是罗尔斯还是诺齐克,都没有真正将这些差异本身作为一些具有独立意义的政治哲学问题来加以探讨。在某种意义上,差异政治就是一种“中心-边缘”政治,其关键点,就是边缘群体的处境、认同和命运。总体上,当代契约论政治哲学是一种理性主义哲学,其在先验的立场上所提出的价值主张,都是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启蒙理性原则。然而,在差异政治中,有些边缘群体实际上是被排除在启蒙理性原则之外的。由此而论,当代英美契约论政治哲学所设定的同一性政治规范,往往可能是一些边缘群体无法达到的界域,或者也可能是他们遭受一种潜在歧视和排斥的根据。

   如果说我们在罗尔斯和诺齐克的著作中找不到对上述差异政治的真正关注,那么相反,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差异政治是一个十分显明的问题。在政治哲学上,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既是对契约论的一个批判,也是对契约论的一个替代。哈贝马斯敏锐地洞察到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欧美国家的多元化事实和错综复杂的差异性问题,因而也深刻认识到契约论和自然法在描述这一事实和问题上的不可能性或潜含着的“排他”主张。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商谈理论作辩护,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把多元问题和差异问题放在他的政治哲学框架中加以解决。因为他所讲的交往和商谈作为一种公共政治规范的形成机制,是扎根于作为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的。这个市民社会,并不是指黑格尔界定的那个由经济生产关系所维系的同质的生产领域,而是指由各种不同的文化认知群体所组成的异质的生活领域,从现实来看,对应的就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由西方新社会运动所造就的多元政治文化。哈贝马斯将自己的这个考虑,定位于如何以“包容”的开放性姿态来对待“他者”:“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并非仅仅针对同类,而且也包括他者的人格或他者的他性。携起手来,对作为我们中间一员的他者负责,这样做涉及到共同体中变化不定的‘我们’范畴。而这个共同体没有任何本质规定,处于透明和开放状态,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这种道德共同体的结构原则就是要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且相互尊重。这样建构起来的共同体不是一个迫使一切成员用各自的方式都彻底趋于同化的集体。这里所谓的包容(Einbeziehung),不是把他者囊括(Einschlie en)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所谓‘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⑧毫无疑问,一种公共政治规范如果是建立在“包容他者”的开放性商谈过程基础上的,而不是在契约论的先验框架下被设定出来的,那么,它可能就会对那些容易遭到排拒和歧视的边缘群体(包括一些潜在的边缘群体)具有持续的敞开性和切实的适用性。而这一点,对于英美契约论政治哲学来讲,是难以做到的。

   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以容许各种歧见的任意聚合为目标的,毋宁说其最终目标还是在于寻求政治共识,也就是要“异中求同”。这个在承认和包容差异基础上所求得的“同”,表征着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主张。与通过契约论所推定的普遍主义相比,这种普遍主义显然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独断主义的可能以及潜在的话语霸权,差异政治问题在其中得到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解决。

   事实上,在当今欧美学术界,不仅是哈贝马斯,以艾丽斯·M·杨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哲学学者,同样在审察英美契约论政治哲学的基础上,介入了差异政治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杨受到了哈贝马斯的深刻影响,但却不同意后者的普遍主义政治主张。在《正义与差异政治》一书中,杨这样说道:“哈贝马斯将公共空间视为一个理性的领域,与欲望和情感的私人领域相对,从而保存了同一性和普适主义的共和主义遗产。……交往行为理论追求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和语境化的参与式民主。没有超验的公正观,规范的理性就只能依赖于将它们理解成是经过所有受其制约的人相互讨论的结果。……对交往伦理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在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的条件下,规范性主张是对那些个人需要被满足又被他人认可的需求、情感和欲望进行表达的结果。……康德式普适主义在哈贝马斯理论中所造成的紧张,导致他无法迈向一种激进的多元主义参与政治观。哈贝马斯保留了理性/情感二分法的印迹。他更加坚定地将有关情感的话语从有关规范的话语中分离出来。他的语言模式本身进而高度依赖一种话语商谈的范式,忽视了语言中的隐喻的、修辞的、游戏的、具象的方面对交往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尽管交往伦理是可能的,哈贝马斯本人仍然许诺了一种‘普遍他者’的‘道德观’,在这种观念中,理性的主体仍然来自于对其需求、欲望和情感牵系的抽象,仍然站在一个普遍性的立足点上来看待他者。因而,哈贝马斯保留了权利和原则的公共领域与语境化需求的私人领域之间的二元对立。最终,主张参与者在对话中寻求合意,仍旧念念不忘市民公共性的同一性理想。”⑨杨对哈贝马斯的批评,表达了在差异政治问题上的一种激进主义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态度和立场的核心点,就是祛除一切为构建普遍主义政治规范而作出的努力,从而使差异保持在一个尽可能大的范围内。

如何评价这种接近于后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进而,如何评价以杨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对哈贝马斯的批评?客观地说,上述激进主义的态度和立场,如同哈贝马斯“包容他者”的主张,对于修正英美契约论政治哲学在差异政治问题上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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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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