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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不平等: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更新时间:2020-08-19 00:02:23
作者: 林红  
可以通过两条途径缓解:其一,起点上的机会平等;其二,排除物质差别的公民完全平等”。如果这两条途径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还仍然畅通无碍,那么皮凯蒂的担忧就是多余的。皮凯蒂多次强调,他反对的是金融性、资本性收益大大高于劳动性、生产性收益,但他对财富分配的历史研究表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危 机已经出现,因为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已经远远地将经济增长甩在后面,严重威胁到以政治平等为核心的自由民主。

   事实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存在一种导向政治不平等的不可遏制的惯性,最终将形成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相互转化的恶性循环。经济不平等对政治过程的破坏性影响导致了政治不平等,即“造成不断加剧的、政治回应上的不平等”,而政治不平等又反过来“带来对贫穷民众的利益越来越有害的公共政策,接下来这会造成更大的经济不平等”。这一循环过程证实了“有钱人的权力游戏”和“有权人的金钱游戏”的共生关系。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不平等对基本的政治过程有着深入的影响,它构成了政治生活的主要基础和限制。”财富本身无关好坏,财富拥有量客观上体现了个人禀赋、个人努力的差异,但是财富对政治生活的破坏性影响在于,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可以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不平等的政治权力,它破坏了政治平等,使得机会成为被垄断甚至世袭的特殊权利。

   经济不平等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体现为它对政治公平的严重损害。首先,破坏选举权的价值。由于财富、经验、兴趣和专业训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贫困阶层参与投票已属不易,小额政治捐款常常微不足道,而富裕阶层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方式,他们可以通过捐款、控制媒体、创建思想库等多种方式参与并控制政治。比如,与穷人仅仅参加投票相比,富人可以通过各种个人或组织捐赠的形式对竞选和立法活动进行政治投资。在美国,选举政治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财阀政治,候选人和各党派越来越依赖非常富有的捐款者,2012年美国顶层的0.01%的群体捐献的竞选资金占到了总竞选献金的40%以上。相比之下,普通民众的投票作为一种直接政治参与形式,只有大样本计数的意义,个体的影响几可忽略。“随着投票和直接政治让位于筹款竞选式的财阀政治,民主政治的实质即投票权,已经被逐渐销蚀……人民由此发现,政治已将自己排除在外。”因此,当政治被财富裹挟时,人民必然被排除在 外。当富人阶层掌控政治时,选举权的价值会受到实质性破坏,选举民主虽然是一人一票,但并非票票等值。

   其次,垄断公共的权威职位。这是富人、权贵俘获政治权力的直接手段,在西方民主国家,公共权威职位富人化是一种历史性现象,这些职位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等领域的重要官员,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任命产生,富裕阶层的成员都更有机会和“资格”获得这些职位,这是财富、经验和相关教育综合作用的结果。获得这些职位的实际意义在于,富人们不仅仅可以影响政策,而且可以直接地决定政策了。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认为,企业共同体的“主要领导被任命为执行机构的高层,它在国会中的同盟者认真地听取雇佣专家的政策建议”。美国的当选政客和议员们大多是百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据统计,2012年,美国参众两院总共435名议员中至少有268名的资产超过百万美元,国会几乎成了“富人的俱乐部”,特朗普本人在从政之前进入过福布斯富豪榜单,他的家族在美国更是堪称豪门。

   再次,掌控政策影响力。罗伯特·达尔(Robert A. Dahl)认为,政府对政治上被视为平等的民众的偏好持续作出回应,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由于财富与经济地位的差异,政府实际上对不同阶层民众的回应存在很大差异。据研究,富裕阶层将一项政策意向变成法律的可能性是贫穷阶层3倍。拉里·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发现,美国参议员对选区富裕选民的意见比对选区中等收入以下的选民的意见作出了更多回应,其中,对前1/3最富裕选民的回应度要比对中间1/3位置选民的回应度高出近50%的权重,而在收入分布中处于后1/3位置的选民的看法和诉求几乎被忽视。显而易见,财富从来都具有影响甚至决定政策的能力,它帮助富人、权贵阶层成为了支配阶级,这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们利用财富施加影响,反对那些政策立场不利于自己的在任者或候选人,更严重的是,“除非受到正式限制,最富有的公民还用他们的特权来骚扰其他公民且不受惩罚”。

   政治平等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当它能够对经济不平等形成恰当的约束时,政治是良善的,经济也是健康的。当下,新自由主义引领的经济全球化助长了经济不平等的发生,导致了巴特尔斯所批判的“不平等的民主”。准确地讲,这种民主就是“自由主义者的不平等的民主”,或者“不平等的自由民主”。当财富分配不均发展到某种严重程度时,比如,当10%的人群掌握超过50%的社会财富,或者最顶层1%的家庭的净资产比普通家庭高288倍时,经济不平等实际上挫伤了民主的平等主义理想,严重破坏了民主的政治过程,为反抗性的激进政治打开大门。

  

   四、民主的不满:沉默或抗议的民粹主义

   从现象上看,经济不平等既是一个关于财富分配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于阶级分层的社会问题,而最终它是一个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政治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适度的财富造就好公民,因为中等处境之下的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使极富之人骄奢而容易产生野心,不愿意服从;使极穷之人匮乏而容易产生嫉妒,不适合统治。卢梭也看到了贫富分化对共同善的破坏,他认为要使国家巩固,应该“使国中没有豪富,也没有赤贫”,因为这两个等级“对公共的幸福是大有危害的”。以美国为例,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鸿沟逼近了192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最高水平,当10%的人群掌握了全社会财富的一半而不是1970年代的1/3的时候,当企业高管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273倍而不是1970年代的20-30倍时,一种所谓“赢者通吃”(winner -take -all politics)的政治就出现了。一项较近的调查显示,在联邦政府层面上,84%的游说花费来自大公司和代表大资本的商业协会。在美国,21世纪已成为真正的大资本控制政治的时代,因为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组成的权力精英群体决定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也决定了中下层民众的生活。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可能导致一个“灰心沮丧的下层阶级”发展壮大,这个阶级会“感到被忽视,以及不能参与公共政治文化”,这些失望与无力感常常与一些极端情绪交织在一起,如不满、愤怒和期待改变等,如任其发展,“灰心沮丧的下层阶级”总有一天会发展成为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不适合统治”的社会力量。帕特里克·戴蒙德(Patrick Diamond)和安东尼·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轻易地处理好由于剧烈地向下移位所带来的问题——普遍的不满和绝望感。”对统治集团来说,与不平等相伴而来的将是重大的合法性危机。经济上的分配不公和政治上的话语权缺失将孕育“普遍的不满和绝望感”,人们期待改变,开始响应反建制精英的号召,直接采取民粹主义的行动。就行为特征而言,这种直接行动可能是一种沉默,也可能是一种抗议。

   “沉默的大多数”是对中下层大众的政治写照,用以形容这一群体在政治上的不活跃。然而,当财富集中已经超出合理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范围时,大多数人的沉默与其说是一种接受或顺从,不如说是一种无声的民粹主义抗议。在西方社会,民粹主义常常在选举政治中出现,民众对不平等现实的无声抗议常常表现为不投票或惩罚性投票。不投票导致美欧等国的低投票率,被精英群体斥责为政治冷漠和缺乏政策认知;惩罚性投票可以理解为选民刻意将选票投给所要反对的政治候选人的对手,如美国蓝领工人投票支持特朗普是一种对其长期归属的民主党自由派阵营的惩罚性投票。在西方社会,由于政治日益被财阀与权贵裹挟,传统的选民控制理论和多元民主理论已经很难解释选举结果,普通民众也很难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通过“不断关心自己的事业和重视自己的权利”,来“防止他们的代表偏离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为代表规定的总路线”,他们中的许多人放弃自己的投票权利,对政治日益疏离。美国民众的投票率自1960年代后开始下降,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选举参与率也在不断下降,这一趋势在1990年代后进一步加速。1980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通常都只是在48%-57%之间波动,2016年大选的投票率高于2012年,也仅为57.6%,将近一半左右的民众放弃他们的权利,以沉默表达了对政治的不信任。投票率下降说明公民政治参与不足,这一方面有利于精英阶层操控政治,使不平等现状更加固化,另一方面削弱了民意表达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扩大了民众与政治的距离。“尽管经济不平等暂时抑制了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但它并不会就此平息民众内心的不满情绪。”当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会选择以一种激烈的方式来表达。

   抗议是一种直接行动,一种激烈的甚至暴力性的行动,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常常表现为街头抗议、游行示威等草根政治形式。马丁· 路德·金(Martin Luther Kong Jr.)指出,“群众游行可以把普通人转化为引人注目的行动者”,“他们的工作可能不让他们享有尊严,但尊严却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等待着他们”。动员理论也认为,经济不平等和贫困会强化民众的被剥夺感,导致社会和人的价值退化,进而削弱政权的合法性,逼迫人们参与政治活动,在实践中,被迫的政治参与很少表现为基于信任的体制内活动,而常常是一种体制外的抗争活动。1964年,有76%的美国人信任华盛顿政府多数时候在做正确的事情,而30年以后,只有20%的美国人仍对政府持有这份信任。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13年桑德斯和特朗普得到规模不同的中下层群体支持的现象,折射出经济不平等日益严重化、大众对建制派精英强烈不满和不信任的现实。

   在美国历史上,经济不平等一直是重大变革产生的重要原因,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和“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 ties)存在十分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腐败,引发了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1880—1920)和新政时代(The New Deal Era)的制度变革。从19世纪末的人民党运动到整个20世纪,美国民众对财富集中以及形成的政治效应的定期对抗书写了一部美国民粹主义发展史。进步时代的著名法学家路易斯· 布兰迪斯(Louis D. Brandis)指出: “我们要么拥有一个民主社会,要么拥有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大幅集中的财富,两者不可兼得。”民众“对经济精英并不信任,且定期运用民主政治来抵制他们的恣意妄为。银行、特殊的大公司、铁路、巨大的托拉斯,‘金钱势力’、华尔街以及‘拥有庞大财富的恶人’,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愤怒的选民‘点着’并使之成了熊熊燃烧的地带”。直接行动的民粹主义是激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是对极端不平等现实的高声抗议,体现了“有血有肉的政治必然具有的愤怒、激情、承诺和派性”。乔治曾努力寻找物质进步为何不能缓解贫困的答案。他发现: “凡物质进步的条件最充分具备的地方,即那里人口最稠密、财富最庞大、生产和交换的机器最发达,我们发现最严重的贫困、最尖锐的求生斗争和最多的被迫赋闲。”当一个社会中的特定阶层因贫困与不平等而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无法认同地、有规律地参与常规政治并获得效能感时,这是危机隐伏的时刻,因为他们一旦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政治时,通常会释放极具破坏性的巨大能量。

   “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尖顶朝下竖立在地上”,这样的金字塔终有倒下的那一天。对不满与焦虑的民众来说,无论是选择沉默或是抗议,他们都参与到了一场民粹主义的大众政治中,这场激进甚至极端的政治反抗了建制派、批判了权威精英,成为一种对“不平等的民主”的修正。金融危机之后的欧美诸国见证了不断升级的经济不平等对既有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破坏,其中最强有力的破坏来自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侵蚀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结构,加剧了政治分化,带来了严重的治理危机。(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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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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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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