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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红:不平等: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更新时间:2020-08-19 00:02:23
作者: 林红  
更进一步说,贫困与不平等都不是单纯的经济或政治问题,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交织是这两个问题的复杂性所在,也是我们思考民粹主义发生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时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二、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恶化

   无论是单纯的贫困还是某种形式的不平等,都有可能促使失落、失意的人们走上街头、奔走呼号,这在民粹主义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经济飞速增长中的高调回归与经济不平等的结构性恶化有着直接关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贫穷仍然困扰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比如在美国,2018年其贫困人口仍有3970万之多。但是,刺激民粹主义支持者的不是物资匮乏或绝对贫困,而是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的相对贫困与被剥夺感。

   ( 一) 收入与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

   经济不平等问题涉及社会内部的物质资源分配,是许多政治社会矛盾的根源。沙伊德尔从可分配的社会资源入手,把税收和公共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称为“市场收入”,把转移支付后的收入称为“总收入”,把除去所有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净额定义为“可支配收入”。他认为,市场收入不平等是唯一可以被了解或估计的收入不平等类型。皮凯蒂等经济学家在2011年创建了“世界财富和收入数据库”(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对研究多个国家历时性的经济不平等有着重要帮助。他将经济不平等划分为源自劳动收入(即工资薪酬)和源自资本所有权(即继承财富)两个方面,即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两个方面。由于可以使用基尼系数和总收入/财富的百分比份额等常用指标来解释,因而沙伊德尔和皮凯蒂对资源或财富的分类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平等问题的内在差异。

   近年来,关于经济不平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比如高管薪酬、最低工资保障等,但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侧重于对财富不平等的讨论。他在书中指出财富不平等是最大的长期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是资本高度集中、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根据美国国内收入署的报告,2003年,在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18万多个美国家庭中,大部分家庭收入来自遗产继承和变卖财产,包括股票和债券。即使是依据最保守的基尼系数来看,美国的这一不平等指数也从1970年的0.41上升到了2010年的0.52,上升比例超过25%。到了2018年,其基尼系数仍处在0.485的高位。根据摩根大通公司的报告,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近75%的家庭净资产。美联储的报告则显示,从1989年至2018年的30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从23%上升至32%,而最底层的50%的家庭的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这种财富高度集中的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某种内在规律,即财富倾向于聚集在非生产性继承人手上,而非创造价值的企业家手上,这在根本上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社会正义原则产生了抵牾。皮凯蒂认为,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使得美国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过度的、不公平的财富积累不是来源于努力和冒险,而是来源于‘残酷的运气’,例如财产所有权和土地回报的增加。”遗产继承实现的财富积累是一种残酷的不平等形式,它在本质上违背了共享社会产品的互惠原则,违背了正义原则强调的“平等的关切”。

   ( 二) 中产阶级的萎缩与贫困化

   在一个理想的政治系统中,“庞大且富裕的中产阶层充当了富裕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的缓冲器,既阻止了富裕阶层镇压贫穷阶层的企图,又阻止了贫穷阶层发动革命以剥夺富裕阶层的冲动”。一个中产阶层足够强大的社会常常是稳定的,在这种社会中,民粹主义等激进的反建制运动很难成气候。

   在美国,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决定性的经济支柱,是美国梦的基础。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中产阶级美国”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谓“收入大压缩”时期的产物,依靠支持平等、强势工会和累进税的社会准则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美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于1960-1970年代,得益于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向贫困宣战计划”等福利国家政策的实施,这一时期,蓝领产业工人不断富裕化,跨入中产行列,“中产阶级美国”成为同时实现分配相对平等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1980年代的开启,中产阶级停止了扩大的步伐和向上的流动,伴随着收入和财富向极少数人的集中,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群体深陷经济困境。一方面,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远远比不上适应了信息化需求的高技术人才,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失业率始终停留在10%上下;另一方面,他们的财富增速被富人阶级远远甩在后面,在财富分配体系中不断被边缘化。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遭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中产阶级表示担忧,认为“当中产阶级家庭不再有能力购买企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时,整个经济都会受到拖累”。2015年皮尤中心的报告指出,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已经不再占有美国社会的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失去领地。另有调查显示,从2002年到2014年,千禧一代中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所占比例从45.6%下降到34.8%。这些人中的56.5%自认为是工人阶级,8%自认为是下层阶级。同一时期,美国229个大都市区中有203个出现中产阶级在成年人口中所占比例下降的情况,其中纽约、洛杉矶、波士顿、休斯敦等大都市区的这一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中产阶级萎缩已成为美国大都市的普遍现象。

   中产阶级的萎缩与贫困化必然改变上层富裕阶层与底层贫穷阶层之间的政治博弈。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认为,当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富裕阶层与形成了组织化团结的贫穷阶层势均力敌之时,中产阶层就成为决定民主体制能否建立起来的关键。随着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中产阶级的贫困化日益严重,这一阶级不仅规模萎缩,而且地位沉降,与底层结成政经同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这使得美国逐渐成为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民粹主义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则可以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 三) 社会分层固化与向上流动停滞

   社会分层或阶层结构是社会成员差异化的客观结果,包含着某种程度的经济不平等。在西方社会,绝对平等只是一种乌托邦目标,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则普遍存在,只是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下的不平等程度各有不同而已。只要社会分层体系中的各个阶层没有固化,仍然有足够的、公平的流动机会,即向上和向下的流动都同样畅通,那么这个社会体系大体是健康的。美国人一直相信他们拥有经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这种被称为美国梦的信念自战后以来为美国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社会动力。“流动是一种保证,而这种保证是美国梦的核心所在。人们认为,它能填平富人与穷人之间不断变宽的鸿沟。…… 只要贫富可以互易,只要存在走向机会平等的条件,贫富差别就不会累积成阶级隔阂。”可见经济流动性对个人、对国家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财富集中、贫 富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美国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层固化和社会流动停滞现象,阶层之间的敌意与对抗不断加剧,社会裂痕十分突出。二战后,出身贫寒的美国人成为中产阶级的几率是50%,到1980年代降为40%,而在21世纪的今天,出身贫寒的美国人成为中产阶级的几率仅为33%。在全球化的30年历程中,美国的阶层变化中有两个重要现象值得注意,一是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与萎缩,二是劳工阶层尤其是蓝领白人群体上升为中产阶级的希望日益渺茫,其结果是中下层群体不断壮大,其绝望与不满的情绪也越发强烈。后一种现象带来的影响尤其明显,白人劳工民众最终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共同推动了一场空前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2012年,“皮尤经济流动项目”(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的一项调查发现,处于20%最低收入阶层、未获得本科学历的孩子在毕业后依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为47%,而高于这一阶层的、取得本科学历的孩子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比例仅为 10%。这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改善低社会阶层人群的地位有较显著的作用,但是中低阶层人群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大大低于高收入阶层,这是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贫富分化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是根本原因。

   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把不断升级的不平等问题视为妨碍美国社会流动性的“明确的挑战”,他认为:“这是一种危险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向上流动性的缺乏已经危害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信念,即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有机会获得成功。”美国中产阶级的信念是建立在社会流动和机会平等之上的美国梦,当社会流动日益变得水平、停止甚至是下降时,中下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就日益渺茫,美国梦即面临破灭的危险。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对此曾警告道:“若干代不流动会使金钱差别走向凝固,形成陈旧的欧洲式社会阶级。”大量调查数据表明,美国的经济流动水平与加拿大、北欧国家相比低得多,甚至比英国还低,“美国处在收入底层的家庭继续待在原来的位置,比其他国家的情况更为糟糕”。随着中产阶级的萎缩和社会流动性的衰减,那个曾经的“中产阶级美国”正在消失,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反讽,更意味着巨大的治理困境,不平等将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最终造成民粹主义的不服从与反建制。

  

   三、“不平等的民主”:从经济不平等到政治不平等

   财富如何影响政治生活?民主政治能否与经济不平等兼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的见解是:“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前者是有产者们执掌政治体制的最高治权,后者由无产的贫民(群众)执掌最高治权,换言之,如果拥有政治权力是因为占有经济权力或财富,那么无论拥有政治权力的有多少人,都是寡头政体;并非因为财产多寡而拥有权力的,则是民主政体。亚氏的政体理论有着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思考,它肯定了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之间的直接关系。

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看来,一定限度内的经济不平等是恰当的,因为客观来看收入差距有可能因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供给而导致,并且当经济稳定增长而每个人都能相应受益时,当劳动技能有差距但通过教育可以得到提升时,某种程度的收入或财富不平等不是坏事,它可以刺激竞争,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在一些学者那里,减少或纠正不平等还被批判为非理性的“向下拉平”(leveling down),削减富人财富去弥补穷人的匮乏如同是一种经济上的“反智主义”,可能导致落后的“平等的贫困”。约瑟夫·拉兹(Josep Raz)就认为,“平等主义的原则常常导致浪费”,如果我们无法把某种好处平等地提供给每一个人,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好处可用来分配,那么平等主义原则会要求我们不把它提供给任何一个人。古典自由主义也力图为不平等提供价值观上的辩护,认为不应当反对当下社会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来自个人自由的合法运用,试图减少不平等的措施是对个人自由的不正当干涉。许多普通美国人相信建国文献和国家神话里写着的“所有人生而平等”,但之后如何,则要看个人自己了,他们将物质上的不平等视为自然和不可拒绝之事。“整体上,美国人更不在乎不平等——明显的贫富差距——但更在乎机会和成就:即人民进步了吗?”托克维尔讲过平等精神是美国文化的标志,但是他也认识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平等与大量的经济不平等并存,他说:“我从没注意到这样一个国家,对钱的喜爱会在其人们心中占据更大的位置,或其人们对财富永远平等的理论表达了更大轻蔑。”说到底,当美国人相信政治自由或机会平等可以得到充分保障时,他们确实不在乎物质的不平等,因为“物质生活的不平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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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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