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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20-08-18 23:45:28
作者: 陈峰  

   先秦以来, 军功集团在王朝政治中具有重要地位, 并发挥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然而, 至宋代这一现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宋初军功集团迅速瓦解, 丧失了对朝政的传统影响。这一变化与宋朝“崇文抑武”思想方略的推动, 以及统治者推行的路线方针有关, 也与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有着内在联系。它的出现, 形成了宋朝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 影响深远。

   关键词:宋代; 军功集团; 传统地位; 政治影响;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长期存在着军功贵族, 或军功阶层及军功集团, 其地位显赫, 并在政治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而到宋朝, 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没有形成, 军功集团也迅速在政治上瓦解。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 无疑值得关注, 它不仅反映了宋代统治结构的重要变化, 而且对其政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目前, 学界对这一问题尚未有专门、深入的研究1, 本文特就此加以考察, 以探究其形成的动因及影响。

  

   一、先秦以来军功贵族在政治上的传统地位及影响

  

   如所周知, 先秦时期, 源于早期氏族血缘巨大影响的三代, 大致实行了分封的政治模式, 各级世袭贵族成为政权的主要支柱和统治力量, 所谓“世卿世禄”。与此同时, 由于早期国家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祭祀与征伐方面, 所谓“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2, 即注重血缘祭祀维系宗法统治的作用, 同时依赖武力手段征伐和压制周边邦国, 因此各级贵族成为军事的主角, 出征将帅由公卿贵族承担, 战士通常由下级贵族的士等组成。周天子左右的大臣, 除了在内执政外, 其对外的主要职责就是统军出征, 如姜尚、周公东征等典型例证。《周礼》反映:西周时期, 设置大司马一名, 由卿大夫出任, 小司马二名, 由中大夫担任;军司马四名, 由下大夫出任;舆司马八名, 由上士担任;行司马十六名, 由中士担任;旅三十二名, 由下士承担。3即使“礼崩乐坏”的春秋之时, 贵族从军与崇尚军功的传统依旧, 如齐国仍设21乡, 其中士乡15, “公帅五乡焉, 国子帅五乡焉, 高子帅五乡焉”4, 即齐国军队由15乡士构成, 分别由国君与国子、高子统帅。而秦国则在原有与西戎融合的基础上, 又部分地继承了周代的制度, 尚武的贵族继续在军事活动中保持主体地位。因此, 这一时期, 贵族从军不仅是义务, 而且也是特权和荣誉。所以, 当时贵族教育的内容——“六艺”, 就有“射”、“御”等军事性科目。孟子即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 养也。校者, 教也。序者, 射也。”5以后王安石指出:古代士人习“文武之道”, 以射术和御乘为先, 其他技能倒在其后, “于礼乐之事, 未尝不寓以射”, “居则以是习礼乐, 出则以是从战伐”6。由此可见, 贵族与军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其实也是人类文明社会早期阶段的共性, 即所谓人类“英雄”时代的特点。

   春秋战国之际, 在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 诸侯、列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激烈。随着战国时代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时间的延长、战争方式及兵种的变化, 特别是各国围绕争霸图强的目的不断实施变法, 使旧有的军事制度逐渐发生演变, 下层民众更多地被征发从军, 军功的开放又撕裂了旧贵族的专属特权, 并造就出一批批的新兴贵族及阶层, 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突出。秦国走“农战”的强国之路, 其军事实力迅速崛起, 终于用武力手段灭亡六国。其中二十等军功爵制度的推行, 引导国民发展, 大批新兴军功阶层从而成为秦国主要的统治力量。

   秦汉时期, 因为国家统一形势的需要, 尤其是北抗匈奴、南拓岭越, 因此军功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事实上, 由于军功贵族、军功阶层在秦汉帝国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遂长期占据统治集团的核心地位。如现代学者研究指出:“秦之国家和社会由此完全由秦之军功受益阶层所支配和主导。”而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也完全主导了西汉建国后五十多年, 历经汉高帝、惠帝、吕后与文帝。此后其影响力逐渐衰减, 但仍持续了五十余年, “直到武帝末年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前后影响西汉王朝超过一百多年。7还值得关注的是, 西汉时期将军的地位极为突出, 如当时大臣列名时, 大将军及诸将军便在副宰相的御史大夫之前。8宋代陈傅良云:汉朝“太尉相国列为三公, 城门领兵得如五府”, “武帝留意边功, 增设营校, 卒置大司马官, 尊宠将帅, 以冠诸军, 大臣之权尤偏重于将矣”9。由此可窥见当时将军显赫地位之一斑。

   东汉及其以后, 在以往传统政治深刻的影响下, 开国军功集团在各王朝建国后都拜官授爵, 并长期占据显赫的位置, 在统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东汉的南阳豪强军功集团、隋唐的关陇军功集团, 都在东汉与隋唐国家前期的统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三国、十六国、北朝及五代时期, 由于战争频仍, 大小政权对军事力量的依赖更为强烈, 一时武力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态中占据突出的位置, 军功贵族、军功集团更扮演了主导政治的角色。

   先秦以来, 军功贵族或军功阶层、集团长期拥有传统的重要地位, 于是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随着政权的不断演进, 其特权地位逐渐衰减, 但其影响力仍能惯性地延续相当时间。就这一阶层、集团的角色而言, 无疑具有鲜明的尚武特性。因此, 在国家发展的路线设计上, 他们倡导走强军强国之路, 施政上强调军事手段的重要性, 特别是对外通常采取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态度, 如汉唐时代对塞外强大游牧势力的积极战略及其活动。在极端化的情况下, 甚至有“穷兵黩武”的倾向, 如十六国、隋炀帝及五代时期。而理性的统治者则强调武功与文治之间的配合, 如深谙此道的唐太宗便概括了文武之间的关系:“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 成败定乎锋端, 巨浪滔天, 兴亡决乎一阵, 当此之际, 则贵干戈, 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 波尘已清, 偃七德之余威, 敷九功之大化, 当此之际则轻甲胄, 而重诗书。是知文武二途, 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 武士、儒人焉可废也。”10即:战时军事手段和武将发挥重要作用, 平时文治与建设中, 文臣则居于主导地位。

   官僚体制自战国、秦朝形成后, 虽然出现了文、武分工, 但彼此并无绝对的鸿沟, 因统治需要而常有“出将入相”之说。所谓“汉初诸将所领官多为丞相, 如韩信初拜大将军, 后为左丞相击魏, 又拜相国击齐。周勃以将军迁太尉, 后以相国代樊哙击燕, 樊哙以将军攻韩王信, 迁为左丞相, 以相国击燕。郦商为将军, 以右丞相击陈”, 其余如尹恢、陈涓皆以丞相出师。11再如隋朝杨素, 唐朝李靖、徐世绩、刘仁轨、娄师德及郭元振等人, 也先后因军功而入朝为相。据唐人记载:“高宗朝, 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 阎立本为右相。”于是世称:“左相宣威沙漠, 右相驰誉丹青。”唐玄宗时, 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咸以立功边陲, 入参钧轴”12。这同样说明军功集团在政坛上的重要影响。

   上述军功贵族、军功集团长期的传统影响, 还对当时社会风尚产生了广泛的导向作用。三代时期, 贵族因垄断军戎而造成的崇高社会荣誉自不待言。战国、秦汉时代, 军功及军功爵对国人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获得军功爵不仅可以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 而且还可以入仕为官。如秦有所谓“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13之说, 即指秦之官职爵位的高低与军功的多寡存在直接联系。汉代虽然对低爵授官加以限制, 但官职对高爵者则仍然开放。14因此, 投身沙场搏取功名受到世人的追逐, 从而在社会上营造了强烈的崇尚军功的意识。这种军功爵制度一直延续到曹魏时期, 其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则更为深远。即使是世族门阀盛行的两晋南北朝之时, 士族中统兵者仍不少见, 军功也成为世人向往的重要目标。当时影响颇大的《颜氏家训》指出:“必有天才, 拔群出类, 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 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15又谆谆告诫道:“习五兵, 便乘骑, 正可称武夫尔。今世士大夫, 但不读书, 即称武夫儿, 乃饭囊酒瓮也。”16如名士阮籍之谋求步兵校尉, 谢石、谢玄之热衷带兵。现代学者因此指出:将军在汉代已出现“用为优崇之衔”的情况, 可以加给并不带兵的文官等。到魏晋南北朝时, 诸“将军”逐渐演变成由众多军号构成的军阶, 授予的对象“并不限于军官而已, 也包括文职官员”17。这种原本武事性的将军称号, 授于武臣之外文官的现象, 也折射出军功在当时社会上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唐代时期, 文人投笔从戎的现象屡见不鲜, 反映出世人的价值取向。如李白勉励外甥从军:“六博争雄好彩来, 金盘一掷万人开。丈夫赌命报天子, 当斩胡头衣锦还。”18一时“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 真是英雄一丈夫”之类诗句唱响南北。中唐以后, 文人还常常以投身藩镇幕府为晋身要途, 自愿效力于武夫悍将, 所谓“大凡才能之士, 名位未达, 多在方镇”19。五代乱世, 学子弃文从武的记载更不少见, 更折射出武风甚烈的社会意识。

  

   二、宋初以来抑制军功集团的举措及其效应

  

   宋朝创建之后, 在施政理念、制度建设、社会变易的推动下, 传统军功贵族、军功集团的命运遂发生了重要转变, 其政治影响力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宋太祖建国伊始, 如同以往王朝一样存在着开国功臣, 特别是协助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的一批高级将领, 以及追随宋太祖的部下将官, 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赵彦徽、韩重贇、罗彦瓌、王彦升及张琼等等。于是, 在宋开国仅几天后, 就公布了第一批奖赏的功臣名单:石守信由殿前都指挥使迁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 高怀德由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迁为殿前副都点检, 张令铎自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迁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 他们同时获迁更大的节镇;王审琦则从殿前都虞候迁殿前都指挥使, 张光翰和赵彦徽也分别由禁军厢都指挥使升任侍卫马军、步军都指挥使, 并都由防御使升为节度使。20不久, 韩重贇等人也先后得到提拔。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禁军宿将对新朝采取合作的态度, 对稳定时局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特别是原后周侍卫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 都手握重兵在外, 但因与赵匡胤关系密切, 主动称臣, 因此分别被提拔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点检21, 获任禁军两司最高军职。这样, 在宋朝建国初就形成了一批武人组成的军功集团, 他们还代表了唐末、五代以来在社会、政治上具有强大影响的军人力量。如果依照传统习惯, 他们将自然成为宋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并在政治上占据显赫的地位与影响。

   然而, 唐朝后期、五代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藩镇割据、武人跋扈。当此之时, 盘根错节的各种藩镇武装势力控制了各地, 不仅社会经济遭到破坏, 而且国家秩序混乱, 文官集团受到压制, 皇权也走向式微。事实上, 五代十国的大小帝王也大都为藩镇出身的武君。后晋时, 军阀安重荣便敢于发出“天子, 兵强马壮者当为之, 宁有种耶!”22的呼声。体现出社会观念对传统君权神圣法统的挑战。这种强烈的时代背景, 必然对宋初政治产生莫大的影响。

因此, 宋初统治者一方面急于统一天下,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思考如何恢复统治秩序和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宋太祖君臣探讨以往长期动乱的核心症结时, 一致认为便是臣强君弱所致, 其祸根则是武力因素超强干预政治的结果。23如宋人总结:“大抵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 皆以兵。兵权所在, 则随以兴;兵权所去, 则随以亡。”24于是, 在剿灭割据政权的同时, 采取一系列收兵权举措, 并消弭武臣武力取天下的观念, 以结束动乱、维护中央集权和专制皇权的统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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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0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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