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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良:《宋史·苏轼传》补证——以苏轼、章惇关系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0-08-16 08:30:40
作者: 彭文良  

   摘    要:

   《宋史·苏轼传》来源于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因为苏辙的刻意剪裁与选择, 很多史实并没有载入墓铭。以苏轼与章惇关系为例, 二人交往极为复杂, 而墓志铭只就元祐以前关系论, 有苏轼“旧善章惇”一句。而元祐以后的关系未正面提及。实际情形是, 元祐以前苏轼、章惇交游甚欢, 元祐初苏轼兄弟上章弹劾章惇, 绍圣间章惇为相开始报复苏轼兄弟。苏辙作为当事人, 亲与其事, 故意将此段关系隐去, 回避了苏轼兄弟与章惇由友变敌的详情, 故致二人交游真相以及相关史实被掩盖, 致本传记载不全。

   关键词:《宋史·苏轼传》;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章惇; 苏辙;

  

   《宋史·苏轼传》实取材于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1) 因为苏辙的刻意剪裁与选择, 很多史实并没有载入墓铭, 致使《宋史》本传记载不全。以苏轼与章惇的关系为例, 二人往还极为复杂, 而《宋史·苏轼传》仅有“轼旧善司马光、章惇”寥寥数语 (《墓志铭》中的记述为“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 。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云“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2) 黄、惠、儋三期, 是苏轼人生中的三次低谷期, 但对其文学、思想影响至深, 而此三期, 尤其是晚年贬谪岭海与章惇息息相关, 然本传没有正面提及。其中缘由与苏辙的记述, 以及苏轼兄弟与章惇的曲折交往相关。《宋史·苏轼传》载:

   神宗崩, 哲宗立, 复朝奉郎、知登州, 召为礼部郎中。轼旧善司马光、章?。时光为门下侍郎, ?知枢密院, 二人不相合, ?每以谑侮困光, 光苦之。轼谓?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 见鄙于蜀先主, 法正曰:‘靖之浮誉, 播流四海, 若不加礼, 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 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 况君实乎?”?以为然, 光赖以少安。 (3)

   司马光卒于元祐元年 (1086) 九月初一日, 故本传云苏轼旧善章惇应指本年九月之前事, 以这个时间点为断限, 此前的苏、章关系仅此一句, 此后则几乎没有提及。轼、惇关系中, 苏辙作为当事人, 他既参与其中, 引发相关变化, 也最清楚实情, 然因苏辙巧加回避, 致二人交游真相以及当时史实完全被掩盖、本传记载不全, 有必要作补证。

  

   一青年苏轼与章惇相处甚欢

  

   苏轼与章惇同为嘉祐二年 (1057) 进士, 刘克庄《跋章援致平与东坡书》云“苏、章本布衣交”, (4) 苏轼嘉祐元年冬天前一直在眉州, 故二人初识应该在科举时。但真正开始交往则是在入仕以后, 苏轼嘉祐六年 (1061) 底初仕为凤翔府签判, 而章惇则为商洛令, 据苏轼《与章子厚书参政书二首》:“轼始见公长安”, (1) 推知应该是在此期。嘉祐六年闰八月苏辙入制科四等, 以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 本该为章惇僚属, 因伺候老父苏洵而未能赴任。嘉祐七年 (1062) 十月苏轼与苏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其二) 》云“近从章子闻渠说, 苦道商人望汝来”, 苏轼自注:“章子, 惇也”。 (2) 苏辙在《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 (其二) 中云:“南商西洛曾虚署, 长吏居民怪不来”, (3) 这里的“长吏”亦即商洛令章惇, 说明苏轼确曾与章惇相见, 并且一起提及过苏辙。

   治平元年 (1064) 正月十九日, 苏轼循行至盩厔, 二十日章惇应约自长安来见, 二人同游楼观、五郡、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等地, 此行见章惇《游终南题名》:“惇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 因游楼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 遂与二君过渼陂。甲辰正月二十三京兆章惇题。” (4) 同游仙游潭时, 章惇曾冒险攀援悬崖题壁, 且以此夸耀于苏轼:

   (仙游潭) 下临绝壁万仞, 岸甚狭, 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 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 用索系树, 蹑之上下, 神色不动, 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5)

   二人个性差异于此亦可见一斑, 苏轼在调侃之余, 对章惇还是不无称赞的。这一时期还有酒后观虎一事:

   子厚为商州推官, 子瞻为凤翔幕签, 因差试官开院同途, 小饮山寺, 闻报有虎, 二人酒狂, 同勒马往观, 去虎数十步, 马惊不前。子瞻乃转去, 子厚独鞭马向前, 取铜锣于石上戛响, 虎遂惊窜。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6)

   青年章惇对自己表现之自负溢于言表, 同时也可以看出二人关系非同一般, 类似记载还有:“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 子厚坦腹而卧, 适子瞻自外来, 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7)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轼任满赴京, 自凤翔经长安, 在王颐家观看《醉道士图》, 苏轼因为不能饮酒, 故随手跋曰:“仆素不喜酒, 观正父《醉士图》, 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 (《跋醉道士图》) 。 (8) 后章惇路过长安亦曾观玩此图, 看到苏轼题跋不觉发笑, 作《题跋醉道士》:“仆观《醉道士图》, 展卷末诸君题名, 至子瞻所题, 发噱绝倒。子厚书。” (9) 其中“发噱绝倒”自是缘于对苏轼之了解, 个中缘由二人自是心领神会。有意思的是熙宁元年 (1068) 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结束父丧, 赴京途中再过长安, 见章惇题跋, 争胜之意隐忍不住, 故又随手再题, 云:“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再过长安, 会正父于母清臣家。再观《醉士图》, 见子厚所题, 知其为予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 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见, 当复一噱。时与清臣、尧夫、子由同观。子瞻书。” (10) 次年五月六日章惇调任武当县县令, 过长安, 看到苏轼题跋后, 又作《再跋醉道士图后》:“酒中固多味, 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 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 尚不肯渡仙游潭, 况于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丰国时, 子厚令武进, 复题此, 以继子瞻之后。己酉端午后一日。” (1) 章惇揭苏轼之短, 谓其虽好山水, 却知难而退, 实未玩味过风光之美, 类推之, 则虽好酒而不敢狂饮, 实不知酒中真味。治平末年苏轼守丧在家, 熙宁初回朝后不久外任, 故这段时间内苏轼与章惇几无往还。总体看, 早期二人间的亲密关系, 令人艳羡。

  

   二“乌台诗案”前后章惇挺身救助苏轼

  

   “乌台诗案”之后, 苏轼贬谪黄州, 这是他在仕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章惇不计个人得失, 不遗余力地加以救助。“乌台诗案”不能说全是捉风捕影, 苏轼的有些诗确实表达了对变法的不满和对民间的同情, 他本人希望这些诗能上达天庭, 让神宗能借此了解民间的疾苦, 而有补于社稷。 (2) 然而其中的部分作品既没有反映民情, 也没有讽刺新法, 却被当权者刻意曲解, 比如:“吴王池馆遍重城, 奇草幽花不记名。青盖一归无觅处, 只留双桧待升平。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 (3) , 诗题中王复乃钱塘人, 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的朋友。苏轼偶至王复家, 见其门口的双桧树枝干挺拔, 别有韵致, 便写下了这两首诗。此诗与时局并无关系, 却也成了治罪证据:“东坡在御史狱, 狱吏问云:‘《双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讥讽?’答曰:‘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 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吏亦为之一笑。” (4) 宰相王珪 (字禹玉) 穷究不已:

   元丰间, 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 时相进呈, 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 然于朕不应至是, 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 对曰:“陛下飞龙在天, 轼以为不知己, 而求之地下之蛰龙, 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 安可如此论, 彼自咏桧, 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 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 且以丑言诋时相, 曰:“人之害物, 无所忌惮, 有如是也!” (注:时相, 王皀也) (5)

   叶梦得的记载得于章惇的口授耳传, 当非妄语, 与苏轼同时而稍后的王巩记录更详:

   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 上数欲用之, 王禹玉辄曰:“轼诗有‘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 陛下龙飞在天, 乃不敬, 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 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 如荀氏八龙, 孔明卧龙, 岂人君耶?”及退, 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闻舒?言尔。”子厚曰:“?之唾亦可食乎?” (6)

   这条记载声情并茂, 形貌毕现, 章惇为营救苏轼, 置个人仕宦荣禄于不顾。此外, 章惇还直接上书皇帝, 为其求情, 事见周紫芝《诗谳》:

   初, 东坡以《湖州谢表》获罪于朝, 监察御史何正臣、舒?辈交章力诋, 皆以公愚弄朝廷, 妄自尊大, 宜大明诛罚, 以厉天下, 于是始有杀公之意焉。神宗皇帝以英明果断之资, 回群议于籄籄中, 赖以不死。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 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 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 以为一代之宝, 今反置在囹圄, 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 (7)

   尽管苏轼后来还是遭贬了, 但毕竟没如李定、舒亶等人所想的那样被杀, 应该说政治倾向上偏向变法的章惇的积极营救和开解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元丰三年 (1080) 二月苏轼刚抵达黄州贬所, 章惇即由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 二人的升沉异势, 说明背后的政治立场存在对立, 但章惇从个人情谊出发还是主动写信安慰苏轼。经历“乌台诗案, ”苏轼“亲朋皆绝交”、 (1) “亲朋多畏避不相见”、 (2) “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 (3) 显然很孤立, 章惇的劝慰、告诫不能不令苏轼有所感动。章惇的书信今已不传, 但从苏轼的回信中可以看出, 章惇的态度是极诚恳的:

   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 谓当再获接奉, 不意仓卒就逮, 遂以至今。即日, 不审台候何似?轼自得罪以来, 不敢复与人事, 虽骨肉至亲, 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 存问甚厚, 忧爱深切, 感叹不可言也。

   ……轼所以得罪, 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 反覆甚苦, 而轼强狠自用, 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 追悔无路, 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 复遣视息人间, 若不改者, 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 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 朝廷所惜。

   然异时相识, 但过相称誉, 以成吾过, 一旦有患难, 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 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 真与世俗异矣。 (4)

   章惇在信中劝勉苏轼“痛自追悔往咎”, 并相信“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 就章惇当时的身份而言, 不失真诚, 反倒是苏轼用语过于谦卑, 显得对刚刚升任的章惇有些许的提防。

  

   三元?初苏轼兄弟与章惇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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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1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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