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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如何提升史学论文的文字表现力

更新时间:2020-08-14 22:56:13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历史学学术论文的文字表现力差的问题,如今几乎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博士生们的学位论文。各路导师聚在一起,抱怨最多的话题之一,就是学生越来越难带,而难的突出方面,就是文字能力差到无可奈何的地步。这样的情形引起各方面的普遍关注,并且开始想方设法,探讨如何解决提高之道。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说并非史学界独有,不过史学界的表现可能更为突出,或者说,史学天然具有文字表达力强的内在需求,因而对目前的状况更有强烈痛感。

  

   普遍而言,现在语言文字的能力似有下降趋势。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大学扩招,使得谋取高学历者短时期猛增,相应的平均个人学力难免降低,而各种新媒体却提供了广大的平台,使得本来没有机会发声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另外,有一些原因是较深层次的,例如书面语改文言文为欧化的白话体。胡适等人指文言难以说理,可是全用大白话,写说理文更难见好。近代以来,文字好的多为文白相间。即使当代作家,老一辈告诫青年后进,也常常说应该多看古典文学,才能提高文字表现力。不过,如今文白之间的界限也有所变化,当年胡适所举中国原来就有白话力证的古典小说,如《红楼梦》等,据说时下在大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大多被归入文言之列,如同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一概称为古装戏一样。

  

   最大的问题在于语文教育。世界上很少有用语法来教语文的,中国是一个例外,不仅教外语如此,教本国语言文字也如此。原因很简单,白话文的语法正是来自欧式语言。陈寅恪批评《马氏文通》何其不通,就是不满其用印欧语系化的格义文法,来规范汉藏语系的中国语文。语文本来是活的,先有语言文字再有语法,语法的作用首先要保证达意,不能毫无章法,否则势必彼此隔膜误会。但是语法再重要,也不应框缚语言文字的活力,使之呆板,千人一面,毫无生气。用语法教语文的一大弊端,就是削足适履,使得汉语文如同带着枷锁的舞蹈。加之高考不是按照大学的要求为取舍,而是以中小学所教的内容为凭据,而且评判的标准令人匪夷所思,如作文题有所谓落分点,即使通篇不通,只要有足够的落分点,也能取得相当的分数(近些年有所改变)。曾经有些地方的高考复习题出现过分析“三拳打死镇关西”“两眼一瞪”的语法结构之类的名目,便是近乎荒诞的极端表现。当然,老师同样教,学习靠个人,文字稍好的,多数是天性使然。

  

   历史学属于长线学科,历史悠久,却较为冷门,社会上喜欢的人多,业内热衷的人少。胡适说,治史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可是聪明人往往好赶热闹,不愿坐冷板凳,即使误打误撞入得门来(比如看了《盗墓笔记》想考古,听了“百家讲坛”要谈古论今),也耐不住磨铁杵的艰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学招生以历史为第一志愿者少之又少,近年来稍有改善,也绝非热门。可以说,历史学专业的取材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平均资质下降,又非爱好所在,能够逐渐培养出兴趣,已经难能可贵,要想从中发现读书种子,当然难上加难。

  

   选择有限,根基不牢,自然无法枝繁叶茂。大学本科生中,文字基础好的比例似有日益下降之势。有的甚至读到博士研究生,连文从字顺都做不到,令导师大为头痛。不过,同学们未必真的都是文字基础太差,而是原来掌握的大多是文学化表述,如今用于严谨的历史叙述,又不同于一般教科书或通史的认识,便忽然陷入失语状态,一时间想到的说不出,而说出来的则词不达意。拿给别人看,不知所云,呈交导师批阅,结局可想而知——人面文本相映红。

  

   就此而论,不能完全怪罪于中小学或其他学科。大学阶段,虽然有大学语文之类的课程,但是历史学科的教学系统中,基础性的技术训练,几乎完全缺失。除了灌输成套的知识,就是一些高不可攀的大道理,如果不了解这些知识系统的来龙去脉,不知道这些大道理的渊源流变,有何讲究,就变成一堆套话,将认识等同于事实。况且,连基本技能都不具备,而教以如何高大上,岂不是南辕北辙?到了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阶段,问题便集中显现。现在颇有人抱怨导师控制学生,不准其毕业。其他学科不敢妄加揣度,至少历史学科,普遍的情形反而是,越差的学生,导师越是巴不得早点送出去,至少眼不见心不烦。问题是,学位论文连文字关都过不了,但凡导师还有起码的良知,也不敢拿出来见人,就算导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无法蒙混过关;就算侥幸过关,将来混迹于学界,也很难立足;就算拿到职位,如果还要教书育人,也会害人不浅。凡事皆有因果,很难两全其美。

  

   凡是攻读博士者,都希望拿到学位,但求学问无意学位的掌故,只能当作憧憬前辈高人的谈资。可是博士学位决不是也不应该是来读者人人都该拿到手的。否则,对于当事人固然喜出望外,对于其他天赋加勤奋的合格者却极不公平,将来若是误人子弟,罪莫大焉。或者辩称,自己已经十分努力。言下之意,付出就必须收获。照此说法,各行各业付出多的都要如愿以偿,恐怕会进入天下无道的状态。博士研究生的养成具有或然性,理应宽进严出,既然要收紧出口,必须设置相应的退出机制,以免骑虎难下者无颜向各方交代,情何以堪,导师无法应对上下夹击,松紧失度。缺乏合情合理的常态机制,夹在中间的导师只能左支右绌,敷衍了事。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所言不虚,真的已经尽力,可是努力却不一定做到十分,即使十分努力,也未必得法。这两种情形其实相当普遍,意味着努力不等于理所当然应该回报以学位。目前在国内读书,相比于留学,淘汰率低,压力其实并不大。可是因为心理承受力不足、各方期待又过高等等因素,攻读者却感到压力山大。像文字功力差这类问题,既有老师说教,也有同门比照,攻读博士学位者不可能茫然无知。既然心知肚明,就应该迎难而上,努力补足显而易见的短板。而实情往往相反,对于自己的缺陷,多数情况下是千方百计地回避,躲过初一,再说十五,实在躲不过去,最后一股脑儿丢给导师,让后者无辜成为承接合力的枢纽,在各方相互矛盾的诉求下左右为难。

  

   读学位说白了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的事,不能时时事事倚赖导师。许多入读者连自己要做什么题目也毫无想法,考试时却信心满满地表示,只要导师出题,一定能够圆满完成。可是临近毕业,很少有人依然如此豪言壮语。研究什么,应该是自己选择,与导师商定。否则,题目再好,未必有兴趣,甚至心怀抵拒,就很难做好。真正的好题目,学生未必做得出;导师若是胸有成竹,大多已成囊中之物,不与他人分享;若仅仅是觉得有意思,则不一定做得出,至少是不一定好做。如果一心只求学位,无意学问,或是选了不感兴趣的题目,多数情况下已经注定做不好,自然也就无法写好。好题目大多难做,好做的一般不好,预先存了要好又要好做的心思,便有几分投机,埋下失败的伏笔。

  

   题目好做与否,因人而异,对于行家里手,博士论文选题大多数月即可毕其功。有的选题,本来极佳,试着上手,效果也不错,后来旁骛过多,或情陷纠纷,不能专心致志,便越做越觉得难。时下攻读学位者尤其是博士生,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最大误解,以为自己已经具备博士的能力,只需花一定的时间收集资料,将原来几万字的论文扩充为二三十万字,或是将写几万字硕士论文的办法套用过来写一篇博士论文,就万事大吉,全然不考虑如何提升包括写作在内的能力问题。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异禀,一般而言,能力的提高主要靠后天的勤奋。尽管最后能够达到的绝对高度决定于1%的天赋,相对高度对多数人而言还是取决于99%的努力,否则连应有的高度也达不到。那些考博通过就以为能力已备,学位到手,不能潜心向学的人,其实是浪费天资与机会,有小聪明,无大智慧。

  

   治史的表达能力主要有二,一是口头,二是笔头,缺一不可。据新近的研究,口头表达好的占比很小,而且都是天生,后天的努力作用甚微。这应该主要是指讲课好听,并非讲得好,也不是说后天训练对于讲得好听毫无作用。有的学生,天生口拙,遇到答辩、面试、讲课,相形见绌,这样的弱点通过后天努力完全可以改变,事先拟好底稿,熟记后脱稿,对着镜子练到长短伸缩应用自如(即任定时限),再请同门相助,提示评点效果,反复多次,并预备问题和答案的腹稿。如此,不仅可以与铁嘴对阵,更重要的是口才由此大幅度提升。曾经认识一位海峡对岸的学人,生理稍有欠缺,加上心理作用,口吃严重,为了克服,不但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迫使自己大声开口,而且有意识地主动找人交谈。久而久之,居然可以胜任大学教职,而且不是像顾颉刚那样一味写板书。相比之下,身心健康的求学诸公,真应该反躬自省。

  

   笔头表达与此类似。天赋不够,当作家自然不宜,可是写好史学论文未必不可勤能补拙。而且在下有一成见,史学须用清晰的文字表现复杂的内容。历史文章太过顺畅,就难免夹杂作者自己心中的逻辑,而非完全依照史事重现本相。所以一出手就下笔如有神,很可能是自洽主题,未必能成为好的史家。好的史学论著大多是反复修改出来的,这样的琢磨过程,不仅使得论文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驾驭文字的能力得到切实提高。会写一篇好论文,也就等于学会并且掌握了写好论文的技艺。攻读学位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写多改。以往没有电脑,全靠手写,成稿之后,不断增删,待到稿纸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满增补改订的文字,就要誊抄一遍,然后接着再改。这样的过程要重复多次(开始可能多达10次),篇幅较大的持续数年,才能大体满意。由此养成习惯,改用电脑后,可以随意修改,省去重抄的工夫,平时就将各篇成稿排列在页面上,反复推敲,随时增删修订。如果不下一番苦功,要想掌握提高适合史学的文字表达能力几乎是不可能之事。与其长期受困,不如痛下决心,一举战胜。

  

   每到毕业季,常常可见导师们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因为对所指导的学位论文虽然多次提出批评意见,仍然通篇语病,东扯西拉,难以卒读。再度指出问题所在,时间又所剩无几,而学生临近生死判,五内俱焚,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只能将点到之处稍事改动,重新交来,病态仍旧,于是只好亲自动手,大加斧钺,边改边骂,生理与心理备受煎熬。导师为弟子代劳修改论文,看似职责所在,天经地义,实则遗患无穷。留学海外者,每每由导师逐字逐句修改文字,作为非母语的学生可以理解,因为要熟练掌握另一种语言写作到恰当的程度,实在是极为困难之事,绝非朝夕之功。但是作为母语写作,导师最好只是示范性修改,即改订数页,然后让门下自己揣摩、提高,自行通改全部文稿。如此反复多次,循序渐进。

  

   当然,也有资质太差的学生,不是论文能写得多好,而是根本写不出合格的文字,甚至起码的达意也做不到。说实话,教这样的学生有些难为导师,等于让明道者承担发蒙的授业之责。尽管如今上上下下都有些混淆教书育人的本义究竟是什么,误以为大学以上仍然重在授业,连解惑的层面都不到,可是照本宣科是教不出人才的,所以当年蔡元培改造北大的五大措施之一,就是教师必须有研究才能上课。教人者自己没有研究心得,无论如何都培养不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阶段继续满堂灌输知识,而不是引导学生转变学习方式,从被动受教到主动吸取,自觉拓展,养成兴趣,找出方向,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基本的文字能力极差毕竟还是个案,既然能够进入博士研究生的层级,大多并非真的毫无文字基础。之所以这样的情形相当普遍,就学生而言,主要是没有适应史学表述的特殊需求,不能得心应手地将已经掌握的文字能力应用于历史论著的写作。他们原来喜欢的历史,类似说书和演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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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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