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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公共治理研究: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更新时间:2020-08-12 22:50:49
作者: 何哲  


公共治理研究: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何哲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北京,100089)

   摘要:在当前的公共治理的研究中,存在着普遍的单一方法导向,即过度注重数据分析为主的定量实证研究而忽视了以历史经验分析为主的规范分析。从而使得公共治理研究趋向于具体的、局部的、狭隘的问题分析,而忽视了治理本身的广域性、复杂性、系统性,从而产生了一种研究越繁荣,但是获得的知识越有限的尴尬局面。治理本身来自于实践,归根于历史,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集合。既往的大量历史经验,为治理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借鉴与可比较的对象。治理研究的科学化过程不是一味排斥否定历史经验,排斥否定规范分析,而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历史分析在大尺度现象分析与抽象性治理规律的发掘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既可以为现实的治理实践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又足以为具体的定量分析提供可检验的命题。历史研究的繁荣既要充分重视中国与世界的治理历史借鉴,也需要在学科建设、研究者培养、消除方法迷信等方面共同做出努力。

   关键词:治理、历史、制度、实证

  

   作者简介:何哲(男,1982-)陕西西安人,博士,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网络社会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与制造业战略等。

  

  

   在当前的公共治理研究中,明显存在着以数据实证方法为核心导向的一种方法趋势,这种趋势否定治理研究的广域性与复杂性,而试图以过度简化的模型与若干小范围的数据分析来实现对大尺度社会系统的一般性规律的探寻。这种研究方法的导向,有着很深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趋势,其既包括近现代以来对社会学科科学化的努力[[1]],也包括对所谓现代研究方法的盲从和迷信[[2]],也包括学术体系刻意的引导[[3]],在否定其他方法论的同时,进一步将广义的实证方法极端化为狭隘的各种定量数据回归方法。这种定量为主的研究方法客观上造成了研究方法过度单一,研究问题过于狭窄,研究结论过于单调等问题。然而,治理本身是具有大尺度性、广域性和复杂性的[[4]],治理的主体客体都是人类社会本身,人类社会的活动具有高度的历史延续性[[5]]和非线性等特征,其远不是简单的若干模型和数据分析就能够得到有价值的知识。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必须要兼容并包,防止极端化、片面化的导向,同时满足于实际治理与知识构建的需要。

  

   一、公共治理研究的出发点与复杂性特质

   研究的目的是从事公共治理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不同的目的会导致不同的研究导向和研究视角与方法,以改善实际治理为目的与以单纯的提高知识累计为目的显然会导致不同研究视角。简而言之,公共治理研究存在三种基本的研究出发点与导向:第一种是以面向实际治理改善的“求治”导向;第二种则是以单纯提高关于公共治理体系的理解与可解释性的知识体系构建为目的的“求知”为导向;第三种则是将公共治理研究作为一种职业选择的“求生”导向。

   从求治导向而言,研究者认为,公共治理研究的一切应以实践为基础,最终的目的是提出足以改善实际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与政策工具。因此,在研究方法导向上,侧重于政策分析、实际调研、案例研究、历史比较、规范分析与总结等。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定量方法,但是其总体上是在宏大视野下对社会整体或者一类主体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定量研究只是作为基本的研究辅助。

   从求知导向而言,研究者认为,公共治理研究作为一种学科知识,应该首先致力于学科本身知识体系的构建,而在这一过程中,原先不精确的定性研究方法已经逐渐过时,需要用新的定量研究方法给予精确的描述和细节上的构建。从而才能够保障整个治理研究体系能够向着科学化的方向构建,而一切缺乏足够数学工具应用的研究,都应该逐渐被抛弃。而对于治理而言,最科学化的体系应该是采用证伪主义的精准实证研究方法。因此,这一类的研究体系越来越向着规范化的实证研究方向发展,乃至于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价值观念。

   从求生导向而言,研究者认为,公共治理研究与其他行业一样,都首先只是研究者的一个职业。因此,研究服务于职业生存。职业生存与发展需要什么样研究,就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在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支撑下,由于数据实证研究称为一种较容易上手又主流的研究方法,因此,优先选择简单易行的方法,也成为一种客观需要。

   对于以上的三种基本的治理研究出发点而言,在现实的研究中都普遍存在,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求治导向一定优于求知或者求生导向。任何否定研究者的基本需要的价值判断,都无助于学术整体的发展。然而,我们依然需要指出,治理研究,依然要始终面向实践,无论研究者最初的出发点如何,但是研究本身都应该服务于治理本身的需要。因为不面向实践,这一知识体系本身存在的意义就很有限。改善实践,从来都应是各个治理研究维度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而从改善治理实践的角度出发,就必须要客观认识到公共治理本身的特殊属性。这就是公共治理本身的宏大性、复杂性、动态性、历史性、特殊性等。宏大性是从治理研究的对象而言,公共治理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或者社会中的一类主体,这就表明了公共治理研究的对象是远超过成本上千的,甚至数以亿计。因此,试图在复杂的系统中通过精准的模型计算或者通过抽样的方法进行精准的估计,这是极为困难的。任何类似的研究,都只能对社会主体做出高度的简化进行抽象,再利用简化的模型进行采样和数据回归分析。在这一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的社会本身的有效信息。因此,宏大性决定了治理研究必须要具有广域的研究视角和丰富的研究方法的选择。

   复杂性则是指由于治理的社会主体与客体都是人,而人的行为具有高度的复杂特征,例如情感、风险偏好、心理特征都使得无法用标准的统一模型来对一个人进行描述。更遑论能够对数以百千万亿的个体进行描述。因此,在这样的复杂性的基础上,试图构建出精准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和发掘隐藏在其中的规律,则是非常困难的[[6]]。复杂性必然要求了必须采用足够的大样本与宏观表征来进行观察和定性分析。

   动态性则是指由于治理对象的宏大性与复杂性,从而使得治理系统本身始终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这种动态性决定了任何简单的静态的分析体系,得到的结论,都是具有高度区域有限性与时间有限性的,任何精确研究的治理研究本身都是在一系列客观条件的真约束下与研究则主观假设下的偶然的结果。因此,这就意味着,不存在什么特定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足以得出普遍的改善治理的结论。

   历史性则是指治理体系具有其在时间维度的演化连续性。任何一个治理体系都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突然诞生于世上,而一定是在不同层面具有其历史延续性,有的是表象的层面,即现有的制度是过去制度的延续或者变革;有的是隐性层面的历史延续性,例如那些新创建的制度结构甚至国家,其治理体系,依然传承了之前的治理习惯或者文化体系[[7]]。这种历史性就意味着脱离时间维度的延续性,既不能找到治理的内在规律,也不能找到其动态演化的趋势。

   特殊性则是指治理体系具有明显的情景差异的特质,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区域场景下,治理体系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原先在其他区域有价值的规律,在这一区域场景下就很可能不再适用。而在这一区域内的规律,依然要遵循其复杂性和历史性的角度去重新发掘。治理体系的这种特殊性,就意味着不存在跨越不同地域场景下的通用模型和研究方法的存在。

   以上的治理体系的众多特性,都共同指向了一个基本问题,即人类社会的治理体系远远不是像自然世界的物理体系那样的充满严格普适规律性的体系,其充满了大量的主观变量与更为复杂的特质。这就意味着试图用严格的实证分析的方法来挖掘出可靠的具有高度普适性规律的想法很可能其出发点就有问题。而从改善实际治理水平的角度出发,就不能仅指望将治理研究数字化、科学化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目标。

  

   二、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本质差异--实证研究的方法逻辑与困境

  

   数据实证研究起源于近代以来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观,这种思想最早起源于自然科学界,并伴随着社会学科向自然科学的借鉴过程而逐渐进入到社会学科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演化出了三个潜移默化的命题:命题一:科学意味着真理。命题二:科学就是可证伪的体系。命题三:证伪需要数字的检验。在这三个逐渐递进的假设中,最终形成了一个逻辑体系,只有数字的检验才能够发现真理。

   必须要指出,本身的这三个命题在自然科学界是毫无疑问的是正确的,通过证伪体系的构建[[8]],最终形成了当代覆盖全面的对自然解释的科学体系,然而,这一研究方法在应用到社会学科体系中,就遇到了重大的问题。在实证主义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渗透的过程中,无疑为社会学科的体系化和科学化的构建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方法,但是,其依然具有先天性的问题,这种先天性的问题往往被人为的忽视。从而导致对实证主义的方法只考虑其应用而不追究其内在的前提假设。在社会领域特别是治理领域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时候,其实隐含了一个默认的前提假设,即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是一样的,是同质化的。人类对于自然系统的研究方法(如物理、化学等)完全可以借鉴到对社会系统的研究之中。因此,在这一假设下,整个社会学科体系在近现代就开始了一种完全的模仿过程。试图建立起对人类系统的全面的解释,也就是像早期的物理学那样用一两个单一的抽象公示就足以解释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实际上这一观点在当代的自然科学领域也已经逐渐被质疑,例如物理学至今没有找到解释基本作用力的统一场模型)。

   比较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可以很容易的发现至少有几个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自然系统具有高度的客观性,而社会系统是主观和客观叠加的。自然系统的客观性表现为在不同的场景与时间维度下,自然系统的规律都呈现出高度的同一性(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将其表述为任何物理定律在惯性系下都是等价的)。同样的物理实验,在不同的时间区域下,只要控制好参数,会同样的再现。不会因为昨天的实验在今天就发生了改变,也不会因为在美国的实验室和在中国的实验室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在宏观世界里,物理规律具有高度的确定性。然而,人类社会系统则不然,人类社会系统是高度主观化的。每一个体的行动不但受其外界环境的影响,也受其内部思想、个性、特质的影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运动也呈现出主观化的特质,外界的自然条件和各种变量必须首先作用于个体的主观意识,才能转化为个体行动,最终转化为社会行动。这种个体和群体的主观化,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描述,例如主观能动性,个体非理性,群体非理性等等。

第二,自然系统是相对简单的,而社会系统高度复杂。自然系统虽然也存在简单与复杂的区别,但相对而言,自然系统总是比社会系统要简单。因为,自然系统的组成要素是物质属性,而社会系统的组成个体是人,把人进一步分解则发现,人既包括物质属性、生物属性,也包括社会属性、政治属性、文化属性、心里属性等各个主观属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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