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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日常生活

更新时间:2020-08-12 22:41:14
作者: 黄道炫  
不免引发一些牢骚:“我到绥德见到大光商店、独一旅商店,吃得很好,架子很大。我说王八蛋们吃的和肥猪一样!我们在前方和敌人拼,挡着敌人,你们在后方快乐逍遥。咱们应该换换班!”这应该是当时不少前方将士到延安后的共同心理。由于客观环境的差异,即便中共这样一支强调平均、平等的力量,也不可能消灭地区间的差距,放到历史的环境中观察,这应该不难理解。同样在前方,官兵差距也客观存在。抗战时期,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后,按照正规军的标准,官兵差距较之红军时代放大,所谓“干部生活从营以上即很好(连的倒很苦),越上越好”。当然,这里的所谓“好”,只是内部间的比较,整体上说,贫穷、匮乏是普遍现象,解决温饱问题始终是当务之急。

  

二、战时的衣、住、行

  

   食物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便战时,相关记载也较多,相较之下,衣、住、行尽管也是生活要素,但因紧迫性相对不那么高,记载要少得多。偶尔可以看到的一点反映民间状况的材料,也多和食物放在一起,比如有材料说到山东菏泽县第六区大杨湖村:“村民主要生活依靠是种地务农,生活程度是低的,穿的都是粗布(自己织的布),吃的大部是高粱、大豆、玉米。”刘荣日记记载平西民众衣不蔽体的惨状:“一个十六岁姑娘在推碾子,同样烂得大腿都露在外面,是很健壮、很朴实的好女孩儿。观其脸与剪发头很好看,观其下身,引起我无限难过。当时把自己一件破的衬衫脱给她。回头又往里面一走,很多,还有一个十二岁姑娘,除小肚子上盖一块布外,赤身一条,小孩儿也是剪发头,大眼珠儿好看,细细询问一番。这孩子从小长到现在十一二年还没有穿过衣服。”

  

   相对而言,八路军干部的日记中,留下了一些军人在战争中衣、住、行状况的记载。军人长期背着武器、干粮袋子行军,衣服、鞋子消耗极大,战争时期,供应紧缺,衣着问题构成不小的困惑。高鲁日记记有军人衣不蔽体的状态:

  

   战士们衣服最破的地方是扛枪的右肩,裤子最破的地方是屁股、裤裆、膝盖。没有布补,便把裤脚的布剪下来,裤脚虽然短了,但打了裹腿也行。秋末冬初,战士们还穿着单薄的破军衣,冻得牙齿咯咯作响,脚也打颤,像得病似的。不少人咬紧牙,手拢在袖子里,还要向前揣,两脚并得笔直。但不过多长时间,牙齿又冻得发响,像打架一样,肩也耸起来,将头缩进肩里,脖子一点也看不见了。

  

   林以行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到前方发现:“战士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今年只发了一套单衣。现在已进入秋天了,阵阵西北风早晚已感寒冷,战士们几乎都没有铺盖。”已经晋升为下级军官的刘荣,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945年他写道:“公家规定三年一换被子,今天盖的被子是一九四〇年发的,里面已成糟的。另外在一九四三年残酷反‘扫荡’战斗中,铺的穿的已掉光了,按理说应补充,然而忙于调动没有补充。现在没有铺的,真的不论到哪里都是溜着光席或门板。没有衬衣,是高来弟给了一件旧的,匡蓝同志给了一件快要破的,如此度过这几年的岁月。”

  

   中共武装游击作战,常常大幅度移动,河北宁晋有民谣说:“八路神,八路仙,一天不见走一千。”不断的长途行军,鞋子消耗极大,北方寒冷的环境又无法长期光脚。八路军干部铁冲写下行军时鞋子坏了的处境:“一天的行军,通过了汽路和马路,在泥泞的山路上一步步的行进,山泥、石头、水、沙……在脚下流在后边,我的鞋子好容易走到了南庄,一支〔只〕鞋底破了三瓣,一支〔只〕开线断了两截。晚上睡都睡不着,如何处理鞋子问题?又想开口向别人要,又怕对方没有时难为情,后来没有办法不想它吧,可是说马上出发就得打赤脚。”铁冲这段日记写于9月底,此时北方地区还未到严寒季节,再过一两个月,失去鞋子的痛苦肯定会成倍增加。鞋子成了军人的大问题,一旦丢失,会有切肤之痛:“吕司令给我的那双鞋,我忘记带,所穿的倒是非常坏的牛粪纸的鞋。当想起来时,已出来了二十多里路。这本是件小事,但一路上气愤得简直出不来气了。”为了鞋子,触犯纪律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个战士没鞋穿,出发前偷了老百姓一双半新旧的鞋。出发后才穿上。有人问,他才将鞋的来历说出来,并且说:‘我没鞋穿呀!’。还有个伙夫,把老乡的一件破单衣藏在水缸下准备撕开打草鞋。”

  

   为保证军鞋供应,地方上付出很多努力,“富人出材料,穷人出人力。有的人家很穷没有布,便撕下自己的褥子来做鞋”。中共也尽力减少民众的做鞋负担,强调:“军鞋只应军人穿,军鞋必须保证。这是一。其次,每双鞋老百姓赔的很多,要减少数目,要尽量穿旧鞋,钉补旧鞋。团体干部每年动员鞋数规定的太多,应减少到四双。……第三,军鞋分配基本上依有人出人原则,但须同时照顾有钱出钱,以村为单位调剂之。第四,游击区还可以作一点鞋,以补根据地之不足。”同时,号召部队官兵自己动手,解决鞋子问题。高鲁记下自己打草鞋的经历:

  

   我们把马莲草晒干,用水泡后再蒸,就可以用来打草鞋。如果一次用不完,还可以再次晾干。同时,再用水浸一下。挑选长的打成绳子,拧成三股打草鞋。较短的马莲草可以换钱,每百斤可换25张纸。这种草鞋可穿十天半月。如果没有行军,草鞋能穿1个多月。草鞋底也用马莲草打成,只是绳子是4根合为1股。

  

   八路军艰苦的处境,看在民众眼里,有时会被过度解读,比如:“我们不少人穿短裤背粮,老百姓说:‘看这些队伍穷得没长裤子。’”其实八路军不是没有长裤只是背粮时怕热才脱去的。又比如:“晚饭后,大家打篮球。主任、干事、小鬼都上场了。老百姓见许多人在抢一个球,说:‘当官的也来抢球,一人买上一个球多好呢!’”因为衣服缺乏,1942年10月,晋西北乡村已经是冰冻时节,部队仍然穿得很少,脚上只有草鞋,老百姓见了后说得很形象:“八路军真能干,穿上麻鞋(草鞋)在冰上站。”

  

   前方军人衣履供应紧张,后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何方回忆:“延安生活中衣食住行中的衣,更是随便,谁有什么就穿什么。一开始,各人都带有行李,衣服能穿一阵,穿破了还可以撕成布条打草鞋,或自己改一改,缝个裤衩什么的,公家只发一套从国民党那儿领来的军装制服和有青天白日的军帽。1940年起就每人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棉衣,许多人都是凑合着穿,破了补。”至于衣履的质量,更是无法保证:“延安工厂是有缺点的,衬衣不结实,去年我的一件,洗了两水,用手一抠就是一个窟窿;礼拜鞋,去年的毡鞋底子只作了七八针,有的上下山一次,底子就脱落下来,大衣原料羊皮、洋布很好,但做的又小,样子又难看,而且非常臭。”

  

   部队流动的最大难题是宿营。八路军纪律严明,生活细节非常注意,行军宿营通常能够做到:“大小便能找厕所或自己挖,行进中自找掩蔽处,或离开道路较远的宿营地,每个人员都能热水洗脚,早上也能将脸洗了。休息时能洗衣、洗澡。”困苦的条件下,这体现了一个有高度自我期许的政治力量的自控能力。即便如此,为士兵的安全、卫生和健康着想,还是需要寻找相对较好的宿营地,这就需与当地居民沟通,征用居民房屋。而经过战争尤其日伪军的破坏,百姓住房已经十分紧张,“大部分村庄是被烧掉了,许多村庄所剩的便是房屋的土框子,完好的房屋所剩无几”。高鲁日记记载了寻找宿营地的经过,大致可以看出当时部队宿营的一般状况:“吃饭时,通讯员带来一个老乡。连长问:‘你是邻长吗?’‘是。’‘请找些破席子来,我们要搭放哨的棚子。’那人说:‘我没办法,找不到。’连长便请老乡吃饭,饭后,那人说:‘我替你们找,总不能让你们淋雨吧!’”这是耐心工作的典型案例。林以行的日记写道:“我们队伍分到各家住宿,遇到一家娶媳妇办喜事的,炕上挤坐了十几个妇女,他们不肯离开暖炕,我们的同志也不能在野外冻着,北方二月的夜间实在太冷了!他们只好在屋内找靠墙的地方挤坐下来。”

  

   当然,八路军也是人,也有性急的时候,下面的案例就可以看出:“天晚了,队伍到了一个老乡家。这家有四五个人,老乡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让住就不能住!’有人说:‘非得住不可。日本人来了,你敢这样说吗?我们打日本人,你看着办吧!’老乡想通了,军民都挤在一间屋里睡了。”高鲁说到的现象,在徐光耀的日记里也可以看到:“早晨找房子,找了好久,发现一新大陆,叫了好久门,都不开。玉山用力一推,把门推开了,大家到了里面,都大发雷霆起来。使房东很难为情。待住好房子后,我本想解释一下,可是有人还是怒火未熄,使我无法开口。后来,居然把关系又弄好了。”

  

   尽管不可能没有磕磕碰碰,但中共军队尽力不侵害民众利益,注意民众情绪,双方关系总体融洽。鉴于住宿问题处理不易,房东群体被列为非常重要的团结对象,王林日记记载中共专门开会招待房东后他们的反应:“房东老太太回来乐得不得了:‘还来这个,俺招待得你们多不周到啊,跟着我们受罪呗……还叫我们说话,俺哪会说那话啊……’。”

  

   在外住宿,最困难的是部队中的女性。林以行跟随部队行军时,夜晚宿营,找房子住非常困难,每到一村只能是老百姓各家挤出一两间给部队住,不可能为女性单独安排一间。有一次,林以行被指定和政治处黄主任住一间。林在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黄主任是领导人,是同乡,尤其重要的他已结婚,所以我没在乎和他同住。我睡在老乡存粮的大柜上,夜间黄表现很坏。他故意多次咳嗽,隔一会外出一次小解。到后来他竟到我跟前问我:“冷不冷?”我立即惊坐起来拉紧被子怒吼“你要干什么?”——可能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声不响地回到炕上睡了。

  

   林的日记中多次记载和男同事同住一屋,只有这一次发生状况。为此,她担忧、气恼了很多天。有趣的是,林后来的丈夫就是在这样的合住中遇见的。1940年10月1日,她日记中写道:“我们科和宣传科的十几个人分住一个屋子,屋内一铺大炕,……我们科里小鬼帮我找来块木板支在墙角,免〔勉〕强能睡下。”此时,是百团大战之后,大家睡下开始讲战斗故事,“我躺在靠墙角的木板上,静静地听着。心想,他们都为自己在战斗中做出了贡献而自豪。后来却又听到一个小伙子讲什么大脸鬼的故事,我也很有兴趣地听完了”。这个讲鬼故事的小伙子叫胡昭衡,后来走进了林以行的生活,他回忆:

  

   记得我们相见是在“杀声震天在华北”的百团大战时候,那时队伍住在一个荒僻的村落里,我们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屋子。你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男孩子般的女子……之后我们分别了,你到雁北过了几个月的游击战争的生活。但那时我并不奇怪,因为已经有过一位女同志跟队伍在雁北跑过,她有马骑,她有流言追踪。……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从别人口里知道你在雁北的艰苦生活时,我肃然了。

  

部队作战期间,住宿更为简陋。刘荣日记记载:“战斗后,村里房子被鬼子烧掉一百五十间,老乡的住房就成问题了,二十五家人只住十五间房子。这次我们两个连也住在这里,实在不行,有的同志就住到村外小庙的棺材里,卫生员、司号员不住,怕鬼,经解释才住下。”抗战行将结束时,刘荣参加绥远地区作战,夜晚宿营,战士常常只能在门板上将就睡下:“战士们个个睡得很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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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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