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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世友:康德“道德的宗教”之实践功能

更新时间:2020-08-12 22:40:34
作者: 詹世友  

   作者简介:詹世友(1964- ),男,江西余干人,上饶师范学院教授,南昌大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从事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研究。上饶 334001

   原发信息:《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0194期

   内容提要:康德认为,道德哲学本身并不需要宗教,但道德必然导向宗教。道德法则必然指向达到德福一致的至善,但这个目的却为我们人力所不能及,我们虽然能自主地追求道德,但幸福的获得却服从自然规律,处于我们的能力之外。为了在尘世中实现至善(而这也是具有道德的人的合理期望),必然需要假定上帝的存在。上帝不可能在理论上得到证明,它是由于实践理性的需要而被假设为必然要存在的,所以,这种宗教就是“道德的宗教”,它被严格限制在纯粹理性的界限里。

   Kant thought that moral philosophy does not need religion,but morality will lead to religion wtimately.Moral laws point to the "Whole Good" which means the necessary connection of virtue and happiness,which we could ont achieve by ourselves.We could pursue the morality autonomously,while the attainment of happiness should comply with natural laws that we could not grasp.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Whole Good" in our mortal life,we should have the God.We could not demonstrate that the God is existent theoretically,but the God must be existent because of the requirement of practical reason.Therefore,this kind of religion is "moral religion",which is restricted in the scope of pure reason.

   关键词:康德/道德的宗教/至善/上帝/实践  Kant/moral religion/Whole Good/God/practice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康德实践哲学的义理系统及其道德趋归研究”(14AZX020)。

   康德认为,由于道德就是由普遍的道德法则作为直接规定意志的根据,所以是完全取决于出自自由意志的个人行为,而不取决于外在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是自足的,不需要宗教。但有些人不立意自我改善,只是想通过各种外在的对上帝的敬拜仪式而邀宠,以忏悔等方式力求让上帝直接影响自己的意志而使自己变得更好,都是一种丧失自主性的行为,就救赎实践而言,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正如傅永军教授所说,我们能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在追求道德上的自主性,则“由此将恶的缘由和去恶从善的救赎实践,由一种服从绝对外在权威的行为转变为每个意志自由者的个人行为,而能够完成从恶到善的转变又完全取决于意志自由者的个人主观努力”[1](P187)。康德对超出纯粹理性界限的种种宗教迷失都做了清理和批判。在宗教问题上,不管是神人同形同性说,或者是迷信、狂热、顿悟、魔术等等,都是理性超出自己的界限而陷入的迷失。

   我们之所以需要宗教,是因为出自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会指向至善,即德性和幸福的统一,而这一点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所及。我们能做的就是立意做一个道德的人,并在此前提下希望得到相应的幸福,这才需要宗教。这种宗教就是道德的宗教,即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良好生活方式的宗教。康德认为,道德的宗教是这样一种宗教。他说:“(道德的宗教)具有这样一条原理: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其力所能及去做,以便成为一个更善的人。只有当他不埋没自己天赋的才能(《路加福音》第19章,第12-16节),利用自己向善的原初禀赋,以便成为一个更善的人时,他才能够希望由更高的协助补上他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东西。”[2](P52)

   一、“上帝”只是一种实践理性的必需

   康德认为,我们不应该寻找一种对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所有的这类证明的失败是必不可免的。无论是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还是自然神论证明,都是不可能成立的。这是因为上帝作为超自然的概念,不可能成为知识的对象。理论理性只能在经验范围里应用,也就是只有能够进行感性直观的东西,即经验的东西才能是知识的对象。于是,在理论理性的范围里,上帝的存在是不可证明的。然而,这也并没有证明上帝的不存在。我们只能把上帝看作是超自然的理念,设想上帝存在从逻辑上说就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虽然它肯定不是经验性的存在,但在超验领域中,却可以设想它是存在的,当然,我们不能形成对它的知识,只是为了实践的需要。

   在实践上,我们可以说,上帝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上帝作为先验的概念,可以同道德原则关联起来。道德法则是理性的先天法则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时所表现出来的样态。也就是说,道德法则要求现实中的有感性特质的理性存在者与它的完全适应性,但实际上,由于人向善的改变只能是在时间中逐渐进步的,所以,永远达不到与崇高的道德法则的完全适应性,于是,我们的理性有一种主观需要,希望能够得到来自最高的存在者的协助。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我们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我们的本性中既有向善的禀赋,但同时又有趋恶的倾向,而且有着某种根本的恶。我们的心灵最初被恶的意念所占据着,即使是最好的人也是如此。漠视这一事实,就会导致宗教上的狂妄。所以,我们期望来自最高存在者的援助。按照康德在《什么叫作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一文中的说法,在黑暗的地方,我们要辨别方向,必定要有左右手的感觉,并且要有一个参照物才能定位。那么,超出经验事物而在一般的思维中,我们就只能以逻辑方式来确定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一个知识的客观根据,只能按照一个主观的区分根据来进行判断。所以,康德说:“一般而言在思维中确定方向,就叫作:鉴于理性的客观原则不足,在视之为真时按照理性的主观原则规定自己。”[3](P137底注1)在理论理性中,这种主观原则就是自然目的论;但在实践中,可以说,这种主观原则就是道德目的论。在实践中,理性也有一种内在需求,它是无条件的,所以,我们“必须作出判断”,为此,我们“被迫预设上帝的实存”。因为我们的纯粹实践理性是指向实践的,核心是道德法则对意志的规定,而道德法则“全都导向在世界中可能的至善的理念,这是就这种至善惟有通过自由才可能而言的”[3]( P140),即至善不仅取决于自由(即最高德性),也取决于自然的东西(即最大幸福)。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达到的,即是人力所不能及的,所以,需要预设一个“作为非依赖的至善的至上智性”即上帝来使至善这个概念获得客观实在性,给人们在尘世中实现至善以希望。因此,在实践上,最高存在者的存在是一种公设,是纯粹实践理性应用中的必然需求所导致的理性信念。既然至善是每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所必然追求的,所以,作为其最高希望的对上帝的信念,我们就必须“视之为真”,并且在程度上丝毫不逊色于知识。这才是道德的宗教,或者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宗教。它要求人们以良好的生活方式来导向信仰,即要求我们首先要发挥自己的理性和基于理性的意志的功能,尽力达到意志自律,努力仿效完善的人性原型的理念,始终保持纯粹的道德意念的坚定性和持久性,出于义务而行动,获得德性,因为这是我们配享幸福的资格,只有自信有了这种资格,我们才能期望获得上帝的援助,在尘世中获得至善。如果没有确立这样一种道德观,那么,我们对上帝的预设就只能成为一种基于经验的一种幻觉,只能走向神人同形同性论,这是一种粗俗的上帝观念;或者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崇拜仪式、内心冥想等方式对上帝产生影响,从而反过来直接降福于我们,并认为除此之外,不需要使自己改变成一个善人,或更善的人。这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狂热、迷信、奥秘和魔术,同时也是一种软弱,是在自己的道德改善方面的懒惰、不自信的表现,说到底是一种奴性,从而丧失了自由。

   二、道德的宗教如何发挥其实践功能?

   上帝的存在只有在实践中才有必然性,它是因为道德的理由才需要存在的,虽然看上去是一种主观需求,但对实践理性来说,这又是必然的,因为假定没有上帝存在,则我们不可能对道德与幸福的一致抱有希望。

   1.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发挥宗教实践功能的前提

   首先,为了说明宗教真正的实践功能,康德处心积虑地阐述上帝存在的理由(他很少说证明上帝存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弥补人在达到完全道德化方面的无能。道德哲学本身是自足的,是不需要宗教的,但是,道德哲学只是在阐明道德原则的制定、义务的来源、意志自律时,认为我们是一种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理性的先天的普遍法则形式就是道德的根源,它无比崇高,有无上的尊严,在它之上,再也没有更高的东西。但是,就人又有感性偏好,并且会追求幸福的目的而言,纯粹的道德又不能必然地达到这个目的,道德在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配享幸福的资格。我们的道德能力和自然能力一方面会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即使二者同向发力,也无法实现道德与按比例地获得幸福之间的一致。所以,道德哲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自然哲学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康德认为,只有纯粹理性界限里的宗教才能为此提供希望,而这种希望也是我们的理性的内在需要,否则理性的追求就无法得到安顿。

   其次,在康德看来,在阐明了上帝的存在理由之后,我们可以对上帝能够以不管什么样的方式给予我们以帮助抱有一种希望。显然,康德心目中的上帝并不是物理上客观实存的,而是我们的一种主观需要,是一种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也即是为了实践之目的的。这就把上帝存在的理由限制在纯粹理性的界限之内,并且防止任何超越理性界限的对上帝存在的看法。由于我们的本性中有根本恶,所以,这种由恶到善的转变是如何可能的,是我们人自身所不能把握的。因为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从优先采用基于偏好的准则到优先采用基于道德法则的准则的转变,这当然是我们的自由的表现。但是,这种转变一定是一种内在的革命(从经验的范围里看,我们就只能看到我们道德品行的逐渐进步),可以说,这是在本体界中发生的革命,这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人是无法知晓的,因为我们没有理智的直观,只有一个知人心者即上帝才能洞察。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内在需要或信仰,所以,它只能对我们的内心起作用,纯化我们不纯粹的意志,坚固我们软弱的手,消除我们对道德的怀疑,也消除我们对德福终将一致的怀疑。也就是说,我们只应该怀着人性的理想和人格的理念,尽量接近它,对其余的事情就可坚定地怀抱着对上帝的圣洁、仁慈和公正的信仰。

   2.从上帝的三个特性展开的宗教实践功能

第一,就上帝作为圣洁的法则的颁布者而言,我们只有通过成为一个符合人性的理念的人才能使自己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这种信念并不能从上帝那里得到验证,而是我们的正确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因为我们不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通过忏悔、做礼拜等等方式)得到上帝的援助,而是只能通过具备良好的生活方式,我们才配得上得到上帝的援助。忏悔、做礼拜等等无非是反省自己的内心准则是否有违背道德法则的地方,我们是否曾经让基于感性偏好的主观准则压倒基于道德法则的主观准则,是否受到恶的诱惑,如果有,就要幡然悔悟,并加以改正。也就是说,宗教仪式和崇拜、忏悔的方式是可以存在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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