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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世友:康德“道德的宗教”之实践功能

更新时间:2020-08-12 22:40:34
作者: 詹世友  
但是,它们不是一种邀宠或脱罪的外在手段,而是要指向自己内心的意念,即真诚地坚定自己的道德意向,使基于道德法则的准则在我们的内心中占据优先地位,真正成为一个义人,而不是一个虽然口称上帝之名,行礼如仪,内心的准则却没有丝毫改变,没有确立真纯的道德原则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恢复心灵的主观准则的正常秩序,那么,这是在本体界中通过自由而实现的,这是心灵内部的一种革命。然而,这种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却是我们所无法认识到的,这只有一位知人心者才能知晓。由于我们本性中有恶的趋势,我们应当造成的善,与我们的恶的出发点之间有着无限的距离,“而且就行为,即就生活方式对法则的圣洁性的符合而言,也是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达到的。尽管如此,人的道德属性却应该与这种圣洁性保持一致”[2](P66)。对人而言,我们的改善行动只能通过在时间中向善的不断进步来向圣洁性逼近,但我们永远达不到绝对的圣洁,因为这种进步只能表现为受到时间条件限制的因果性,所以,永远是有缺陷的。这就需要有上帝的援助,或者有赖于神恩。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位具纯粹理智直观的知人心者,把我们的这种向善无限进步的行为,在他那种超感性的意念中,“判定为一个完成了的整体”,这样一来,“人即使有其恒久的缺陷,也可以期望成为在根本上让上帝所喜悦的,无论他的存在在什么时刻被打断”[2](P66)。

   第二,就上帝的仁慈而言,在至善的理念中,我们期望通过信仰而获得德性与幸福的统一。我们设想上帝是仁慈的,在它的仁慈中,我们可以获得道德上的幸福,这种幸福是由于德性带来的自我的内心满足感。然而,“这里不保证作为自然幸福的、对自己的自然状况的满足感(摆脱了灾难并且享受着日益增长的乐趣)”[2](P67)。

   我们应该做的就只是我们尽力保持道德意念上的坚定性和持久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属于“追求上帝的国”的成员,才能“已经发自内心地相信,‘其余的一切(涉及自然的幸福的东西)’都将会归于他”[2](P67)。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保证自己始终在追求成为上帝的国的成员资格,我们才能期望包括那种自然的幸福终将归于我们。除此之外,我们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来持有这种希望。这是“对一种不可预见的、但可希冀的、幸福的未来的展望”[2](P69)。

   第三,在公正的上帝面前,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免于上帝的谴责。即使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向善意念,而且也走在向善改进的不断进步的道路上,但是我们“毕竟是从恶开始的”[2](P71),对于我们人而言的,“永远不可能抹去这种罪债”[2](P71)。因为每一个人包括最好的人,都具有“根本的恶的东西”,其本质就是对道德法则的违背,由于其意念和准则的恶性而对道德法则带来了伤害的无限性,所以,这种罪不能通过向善进步而得到补偿,也不能由任何人来代偿。于是“每一个人都要将对受到一种无限的惩罚和被从上帝的国中驱逐出去有所准备”[2](P72)。要免除这一困难,也需要求助于上帝的援助。

   我们要理解到,上帝的惩罚的公正性表现在对人们根本的恶的东西的惩罚上,也就是对其恶的准则在心灵中占据优势的惩罚。首先,这体现了上帝作为知人心者的一种完善本质,而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而人真正改变成了善人,则肯定是离开了恶的意念,并接受了善的意念,这两者都包含了善的原则,也就是通过心灵的革命而变成了一个新人,而“新的人是以上帝之子的意念,即纯粹是为了善起见,承担起这些苦难的”[2](P74)。其次,我们要理解,这些苦难作为惩罚,本应该是归属于另一个人即那个旧人的。新人和旧人在自然存在上是同一个人,但在心灵的意念上和对准则的采纳即道德上却是不同的两个人。因为我们的转变,旧的人因为耶稣为之牺牲而赎罪,从而作为新的人而重生。因此,康德指出:“这种具有纯粹性的意念,例如他已经纳入自身的上帝之子的意念,或者(如果我们把这一理念人格化)上帝之子自己,就为新人、也为所有(在实践中)信仰上帝之子的人,作为代理者承担起罪责;作为拯救者以受难和死来满足最高的公正;作为管理者使人们能够希望在自己的审判者面前可以表现为释了罪。”[2](P74)

   3.对完善的人性原型的仿效

   在宗教事务上,我们的惟一义务就是成为上帝喜悦的人。上帝旨意的对象和创世的目的,从自然的角度说,就是文化,即人性的禀赋的发展;从道德的角度说,就是处于道德上的彻底完善状态的人性,我们认为,这就是在人格理念的范导下的人性向道德善的方向发展的彻底完善状态。这就是人性的原型。在这种人性的原型中,我们的行为在现象界就会完全按照应该的秩序而出现,即使是自然的幸福也会随之而出现,这就是至善的实现,这才是上帝所喜悦的,也是他创世的最后目的。除此之外,我们不能设想上帝创世还有其他任何目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从这种作为最高条件的完善性出发,幸福就是在最高的存在者的意志中的直接结果”[2](P74)。

   康德认为,对人的现实改善而言,确立一个完善人性的原型,就是明确供我们仿效的榜样。我们最高的理想就是向善改变,达到有理性的世俗存在者所能达到的彻底完善状态,即一方面具有道德意念的坚定性和持久性,另一方面敬重道德法则的道德情感十分强烈而深厚,始终把道德法则作为自己的准则而置于心灵中的优先地位,非义之事不为,非义之利不取,即具有深厚而稳定的德性。只有具有这种道德品质的人才能成为上帝喜悦的对象。显然,如果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样的道德品质,则构造伦理共同体就会没有什么障碍,从而使德性与幸福的背反得以消除。

   康德认为:“从实践的观点看,这一理念(完善的人性原型)在自身之中完全拥有其实在性。因为这种实在性就在我们那在道德上立法的理性之中。我们应当符合它,因而我们也必定能够符合它。”[2](P61)在道德上立法的理性就是纯粹的实践理性,所立之法就是普遍的道德法则,它成为自由的任性的规定根据而诉诸行为,这种行为就被赋予了绝对的道德价值。所以,普遍的道德法则具有无比的崇高性。既然完善的人性原型的核心就在于理性的立法功能,因此,这一理念就具有实在性,这种实在性就在于纯粹的实践理性之中,于是我们就应当符合这个人性原型的理念,因为我们作为理性的存在者,可以设想我们自己就具有纯粹的意志。所以,我们也必定能够符合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并不在我们的能力之外。

   这种理念的实在性能否证明呢?这还需要考察道德法则的至高威望与任性的关系。实际上,道德法则能够成为我们的任性的无条件的并且是充足的规定根据。就与任性的关系而言,其他的东西都能够成为决定任性的根据,比如利益、情感等等都可以,但是这些东西作为任性的动机,都不如道德法则作为动机更强而有力。这是因为道德法则是无条件地发布命令的,也即是在本体界起作用的,而其他的东西则是有条件的,是在现象界起作用的。对前者,我们无法由理性来洞察,也不能由经验榜样来证明,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应该做一个这样的人的客观必然性。“即使从未有一个人对这一法则做出过无条件的服从,做一个这样的人的客观必然性也是毫不减少的、不言而喻的。因此,为了使一个在道德上让上帝喜悦的人的理念成为我们的范本,并不需要什么经验的榜样;那理念作为这样一个范本已经蕴涵在我们的理性之中了。”[2](P62)

   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我们就有权利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的功能,就是让道德法则来作为规定任性的充分根据,尽量符合人性的原型的理念,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对象,这个根据也就在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人要有权利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配得到上帝喜悦的对象,就必须要对人性的原型忠贞不渝,并且以忠实的仿效保持与自己的榜样的相似”[2](P59)。

   4.对义人约伯的蒙难与福报的理性解释

   康德的宗教观是与其道德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首先强调的是我们应该具有纯正的、坚定的道德意向。道德是我们人可以自己做主的,义务命令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能够做的。但是,由于人的有限性,我们需要宗教来补我们在彻底道德化上的不足。人应该做的就是永远保证诚敬之心,永远向善,做一个义人,永远不为非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认为不能以义人的自信与自觉来与上帝对质,不能在道德的基础上以自己的见解来推测上帝的意旨,认为上帝的行事是我们所不能追究的,更不能与上帝强词争辩,这种做派在康德看来,就只是死守教义,而没有自己的理性思考和立场。

   康德对《圣经·约伯纪》中约伯的故事特别重视,因为这个故事完美地诠释了他对道德与宗教的关系的看法。这个故事我相信是《圣经》的作者精心设计的。故事首先说约伯平生品格高尚,坚定地持守道德的意念,从未做过不道德的事情,扪心自问,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并且对上帝怀有忠诚的信仰,享受“一种在一种善的良知中的自我满足”[3](P268);同时生活也很幸福,家丁兴旺,财产丰赡,朋友之间情深义重。这就有了一个德和福的关系:是因为生活幸福才使约伯持守道德的意念,并且口称上帝之名而衷心信仰吗?设若约伯遭受生活中的极大不幸,他还能够继续成为一个义人吗?故事说,撒旦就此与上帝打赌:如果上帝降祸于约伯,看看约伯是否还能坚定地信仰上帝?上帝决定一试。撒旦先是击杀了约伯的家畜,然后击杀了他的儿女。约伯陷入了巨大的哀痛之中,他在此时仍然只是自我反省,而没有说埋怨上帝的话。但是,上帝再加重了惩罚,使他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痛不欲生,他感到上帝加给他的灾祸要把他压为齑粉了,“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的一切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4](P479),并对上帝发出了怨言。按照康德的解读,约伯对这种深重灾祸的反应是:“从对这种出乎意料的剧变感到晕眩,逐渐地达到理智,他突然开始抱怨自己的厄运。”[3](P268)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们持有一种观点,那就是认为,神的正义就是把世界上的所有灾祸作为对当事人所犯下的罪行的一种惩罚的体系。他们并不能举出一件应当由约伯承担过错的罪行,他们的说教的核心是:“他们却相信可以先验地作出判断,认定他必须承担起这样的罪责,因为不然的话,按照神的正义,他就不可能是不幸的。”[2](P7268)这种观点激起了约伯的愤怒,因为约伯通过自省,确认自己终生都没有违背过良知。他承认自己是有缺陷的(这是上帝把自己造成这样的),但自己的心志是纯洁的,道德意念是坚定的,不应当承受这么大的灾祸;同时,他始终对上帝存有信仰,不说亵渎上帝的话。上帝听了他们的争辩后,认为约伯说得好,而提幔人以法利是伪善。最终降福于约伯,使他身体复原,子女增多,也使他财产倍增,比以前更富有,得大寿数,享大幸福。

   康德对这个故事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约伯和提幔人以法利对道德和宗教的认识。约伯口中所言就是其心中所想,当时悲苦的心情和怨言是每个在那种处境下的人都必然会有的。但其朋友们则像是在“裁决这位更强大者的事情,凭借自己的判断讨他的欢心,对他们来说要比真理更受关切”[3](P268-269)。这实际上是伪装出一种他们自己事实上并不具有的信念,是一种狡诈的思维方式。对康德来说,这个故事的结局所展示出来的含义更有价值,那就是:一是上帝的创造智慧是不可探究的。这种智慧的创造既有美好的一面,即世界中存在着体现上帝的智慧和仁慈的可以理解的目的;也有令人恐惧的一面,即显得是“摧毁性的、违背目的的”。二是说明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联结必然是隐秘的(对我们的理性来说就更无法参透了)。我们对这两点都必须坦承自己是无知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心灵的坦诚和正直不阿,而不能伪装自己可以探测上帝的隐秘的旨意。康德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胜过任何宗教上的马屁精。

约伯在极度的痛苦中曾有过怀疑,但这种怀疑只有通过道德才能化解,因为他能够坚定地说:“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4](P496)只有我们心灵的坦诚才能把我们从对上帝的隐秘旨意的无知引向信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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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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