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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 ——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0-08-11 21:41:44
作者: 杨奎松 (进入专栏)  
可以接受申诉或出面干预其派出代表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意见和分歧。【[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7页。】

   就后者而言,李德在回忆录中声称,无论是对蔡廷锴十九路军提议与红军缔结反日反蒋协定一事,还是在应对福建事变发生后红军作战行动的问题,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之间都存在不同意见。他自称,最初埃韦特和他意见一样,都认为应该按照共产国际1933年1月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争取与十九路军结为同盟,并在军事上共同行动。而弗雷德一开始就坚持“先打后谈”,反对马上与蔡廷锴这种“不可靠的家伙”缔结协定来捆住红军的手脚。福建事变发生后,他相信弗雷德说服了埃韦特,因此以远东局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拒绝在军事上帮助十九路军共同抵抗蒋介石进攻,要将红军主力转向湖南方向的冒险计划。李德声称,因为自己受弗雷德领导,不能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只能以反映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异议为掩护发电给上海,实际上表达了自己反对的意见。【[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5—86页。按照《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里面的说法,博古、李德等的反对,只是改变了远东局提出的将红军主力调往湖南方向的计划,并不是赞同红军留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因为他们实际上还是在将红军主力西调,包括“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1935年1月8日),《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第165页。】

   李德的回忆形成于中苏冲突白热化的年代,具有很强的政治针对性,严肃的历史学者很难不加考证地引以为据。再加上当时条件下俄国档案披露的数量极其有限,因此,长时间以来,人们也只能很笼统地使用“共产国际”这一概念来认定莫斯科作用于中共的史实。但进入本世纪后,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档案文献有相当数量被编译成书,包括直接关系到193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以及福建事变的档案文献,也在2007年以后在大陆被译成中文公开出版。在此种情况下,继续不加分析地把所有发生在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问题统统归于“共产国际”名下,不仅不合乎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而且也不能达到还原历史真实的最起码的研究目的。

   依据现有档案史料,我们可以肯定,上述李德提到的两种现象都是存在的。李德或许不了解或没有讲清楚,弗雷德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即远东局的成员,必须接受远东局负责人即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埃韦特的领导。而这位远东局的领导人,不仅因职位的关系,而且因个性的原因,并非那种可以轻易接受弗雷德劝告而改变自己意见的人。相反,弗雷德拟定的几乎每一份军事计划书或相关报告书,多半都还得经由埃韦特批准同意后,才可以发给江西瑞金的中共中央或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由此也就造成了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必须要小心求证才能做出判断的一些复杂情况。比如,仅就福建事变前后这段时间,究竟红军的哪些军事计划或军事行动是受到了弗雷德计划的影响,哪些受到了埃韦特修改过甚至是改拟过计划的影响,哪些是受到了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主张的影响,哪些其实是身处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自己的决定,这些都不能简单地仅凭字面来做判断。

   之所以需要提到这一点,首先就在于已经开放的俄国档案透露,早在11月福建事变爆发前夕,埃韦特和弗雷德两人的关系就已经恶化到几乎无法坐在一起开会的地步。至12月下旬,两人都再也忍受不了对方,因而都去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一个控告对方“越权”,一个控告对方“专制”。按弗雷德的说法:他起草的作战计划稿,几乎“每次”都受到埃韦特的驳斥,“电报或者没有发出,或者他把电报的意思改成相反”,或者弗雷德的草稿交去后,埃韦特从其中抽出一些段落,“加入到他的新草稿中”。总之,埃韦特只把他认同的稿子当作远东局的意见发给中共中央,而弗雷德有时甚至不知道埃韦特发出的军事电报的内容是否真的是他的意见。【《施特恩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2月16日、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35—638页。】

   从埃韦特的控告信中我们可得知,两人的冲突至少从10月下旬就开始了。【《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1933年11月2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629页。】如果两人的冲突真的像弗雷德信中所说的那样离谱,那么我们今天在谈论1933年10月到12月中央苏区红军应对福建事变的军事计划的时候,自然就不能不加考据地认定问题都出在“苏联军事总顾问”弗雷德身上;也不能说弗雷德的主意一定就是远东局的主意,或以远东局名义发出的军事电报都出自弗雷德之手;自然更不能武断地下判断说,影响到中共中央的此时的军事计划、方案或建议等等,都是“共产国际”的“指令”。这不仅仅是因为埃韦特与弗雷德关系所造成的混乱,而且是因为历史文献清楚地反映出,无论是靠经常出错的电报,还是靠外交信使夹带传递的报告,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此时既不能准确了解弗雷德与埃韦特之间的问题,更无法及时掌握发生在江西、福建前线的军事动态。因此,他们除了只能放一些马后炮外,对于弗雷德与埃韦特或弗雷德与中共中央之间发生的分歧,特别是对苏区战争,几乎起不到直接的指导作用。

   其实,从1932年应中共中央请求向中国再度派遣代表团和军事顾问开始,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就非常明白:无论是从莫斯科,还是从上海,共产国际都不能对苏区红军的行动发号施令。从已公开的共产国际档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32年秋埃韦特上任伊始,就曾想当然地想要对苏区作战行动下达“军事指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号军事指令》(1932年11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251—252页。】,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马上阻止了他的这一做法。进入1933年后,埃韦特把远东局就军事问题提出的意见统统改成了“建议”的形式,而且一再向中共中央强调说:“我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如何决定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想法供你们决定。”【《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1933年2月7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9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09、509页。】即使军事代表弗雷德来到上海,开始频繁发出各种军事电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也三番五次地出面提醒中共中央说:“关于我们提出的作战问题的建议,或者我们从上海提出的这种建议,你们只应看作是建议。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334(Б)号记录(摘录)》(1933年9月1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496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3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99页。】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即使是在共产国际指导机关内部,特别是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远东局和弗雷德,他们在不少问题、甚至是一些重大的军事方针或军事策略问题上,也常常会表现出很明显的意见分歧。比如,埃韦特来到中国后,马上就站到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集体一边,支持他们实行所谓的“进攻路线”,否定毛泽东侧重防御的策略主张。对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一经发现即指出:“他们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的方针与我们的不一致。”政治书记处因此专门致电中共中央,以回应中共中央1932年10月处理苏区中央局有关“进攻策略”与“防御策略”争论的指示为由,委婉地提醒说,我们认为:“在解决军事战术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一些原则。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电报据此还对当时鄂豫皖红军主力主动跳出包围圈向四川转移之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电报固然表示并不反对进攻城市,但强调,一是“要争取攻占苏区内成为反动巢穴的中心城市”,二是要能够里应外合,即要“从内部开展行动”;而“对于大城市,在有足够兵力和可能性的情况下要采取包围战术,以瓦解敌人并将其赶出苏区”。总之,电报不认为红军有进攻中心城市的条件和能力,因此,他们强调:有机会夺取城市时必须要掌握一条原则,即“不能以我们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为代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年3月19—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53—354页。】不难想象,这一指示电对个性极强,且正雄心勃勃地力图用进攻而非防御来挫败国民党“围剿”的埃韦特来说,会造成怎样的刺激和反应。【埃韦特不仅逐条反驳政治书记处电报提出的主张,而且相当情绪化地表示:“我请你们再不要对当时过于笼统的指示发表什么意见。”“恳请你们能始终将这样内容的电报(先)发给我们”,不要直接发给中共中央。《埃韦特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33年4月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第393—395页。】

又如,对于福建事变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把红军西调,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挺进的所谓弗雷德计划,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尽管得知较晚,也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其电报明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这个计划是不利的。特别是得知弗雷德对中共中央颇多抱怨,对李德不能说服中共中央接受他的计划十分不满的情况后,他们更是直接去电给弗雷德,强硬地表示:“我们反对您的计划,并可以得知我们对您职责的看法。为了避免发生这种误会,最好您去中央苏区。那里您可能更有用武之地……如果不能去那里,那就请您继续像以前一样给[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建议,但不要要求他们必须执行这些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施特恩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5、7页。】正如俄国学者所指出的:该计划不仅遭到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反对,而且也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否定了。【《赖安给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34页。】我们很难不加分析地简单利用诸如王明、李德回忆中的说法,来谈论它的危害性。【李德认为是弗雷德的方案以及他坚持的态度阻碍了中革军委做出正确的决定,导致了一系列失败;王明更是声称:弗雷德“已将红军主力从赣江东岸(即江西福建一带)调去赣西岸(江西湖南一带)”,共产国际执委会去电要求将红军主力调回福建时,弗雷德还拖了些时间才回电说:“已经来不及了。”分见[德]奥托·布劳恩(李德)著,李逵六等译:《中国纪事(1932—1939)》,第88页;郭德宏编:《王明年谱(1904—197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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