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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满情:“三反”运动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建设

更新时间:2020-08-10 17:57:31
作者: 江满情  
都在“三反”运动期间及运动之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三、推动了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

  

   货币管理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保证财政预决算制度的执行,及企业经济核算制度的实施,从而合理地使用国家财力”26的重要手段。1950年12月1日,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要求:“各部队、机关、国营企业、团体、合作社间在本埠、埠际及国际间的一切交易往来,全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划拨清算……使国家银行成为部队、机关、国营企业、团体、合作社的总的账务会计机关”。27因此,国家货币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中国人民银行,二是国家计划管理下的部队、机关、国营企业、团体、合作社等。12月25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关于‘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及‘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财委与有关部门,必须充分动员,大力组织,贯彻执行”。28“三反”运动不但促进了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与制度的发展,而且使各单位积极配合银行落实货币管理制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家货币管理制度在全国的贯彻执行。

   一方面,“三反”运动推动了中国人民银行系统的工作开展与制度建设。1951年9月10日至10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举行了第三届全国会计会议,“研究了在国家银行如何推行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会计部门如何管好家当的问题”。29195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会计处提出:“有步骤有重点地恢复加强会计、出纳与发库工作,充分运用发挥它的综合监督调剂作用,是巩固和扩大‘三反’成果,全面恢复加强银行业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各级行应很好掌握三大建设30运动的有利形势,认真做妥会计出纳与发库的建设工作”。31经过“三反”运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改变了作风,发扬了民主,改进了相互关系,整顿了组织,修订了制度,因此出现了一番新的气象”。32至1952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已初步建立了财务管理制度”,并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和财务核算。33

   另一方面,“三反”运动揭露出来的贪腐问题充分显示了加强货币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促使相关单位主动执行货币管理制度。在“三反”运动中,许多贪污、浪费案件均与货币管理不到位有密切关系,因此,相关单位日渐认识到良好的货币管理制度在健全单位财务制度、防止贪污、克服浪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主动配合银行,贯彻执行货币管理制度。1952年3月,《中国金融》刊发的《三反运动以来货币管理工作的新情况》提道:“由于各方面普遍重视特别是单位重视的结果,货币管理工作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是“单位对执行货币管理的态度已由消极被动转变为积极主动”;二是“单位进一步树立了整体观念,克服了本位思想”。34

   1952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第二届全国货币管理会议。会上对“三反”运动以来全国的货币管理工作进行了总结:“目前为止,国家银行与全部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合作社,业已建立了经常的固定联系,并吸收了规模较大的合营企业来参加。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法令规定在全部应管户中联系的户数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四的比例,全部单位的三分之二确定库存现额,近半数的单位能全部通过国家银行结算。大部国家企业与银行有了贷款关系”。35

   货币管理工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现金的集中掌握,使属于国家的但分散在各单位的资金,作到了有效的集中。中国人民银行的国营存款余额自一九五〇年初到今年九月,总计增加达六十倍左右。同时各单位保存的库存限额大大压缩,构成了金融物价持久稳定的一个保证条件,并为国家经济在恢复时期提供了部分资金力量”;二是“通过结算转账制度的广泛开展,使各单位间既减少了现金往返搬运的麻烦又节省人力物力,便利了交易的进行。目前公与公之间往来,除了极为微小的零星开支之外,都已习惯于使用现金转账而不用现金”;三是“通过资金的集中,得以直接间接地扶助工农业生产,同时在活跃城乡交流与控制市场上,发挥了较显著作用”。36

   由此可见,货币管理制度的全面贯彻对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三反”运动则对于货币管理制度的贯彻执行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推动了公有工矿企业管理制度的革新

  

   新中国成立后,公有工矿企业(主要包括:原有公营工矿企业、接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资本工矿企业和新建的公营工矿企业)迅速发展。这些公有工矿企业尤其是接收的官僚资本工矿企业,其管理多沿袭过去的方式方法,与不断发展的国民经济不相适应,因此,既需要国家加强对公营企业的统一管理,也需要各工矿企业革新管理制度。“三反”运动促成了这一目标的实现。

   (一)加速了机关生产的整顿工作

   1952年1月13日,毛泽东在转发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机关生产在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很多机关要求立即交出,但由政府马上接收还有困难,在目前几个月内仍应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听候政府处置”。373月12日,政务院下发《关于统一处理机关生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既指出了机关生产在过去革命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也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机关生产的分散和盲目性,对于国家经济的集中和计划性说来,又已发生抵触”,进而要求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学校、党派、人民团体及其所属各部门、各单位所经营的工业、农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机关企业,一律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予以登记和清理”;“各级人民政府、军队、学校、党派、人民团体及其所属各部门、各单位历年积累的现金和物资(通称‘小公家务’),除军队系统统一由军委总后勤部接收交中央金库、以及投入机关企业或与私人合伙经营者照第三条规定办理外,一律归公”。38

   《决定》下发后,各级人民政府迅速予以贯彻落实。3月20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单位必须根据政务院决定,“首长亲自掌握,指定专人负责”,做好本单位所属机关生产企业的登记清理工作,保证完整移交。在登记期间尤其注意维持过渡时期的生产,使之不受损失。395月底,山西省机关生产的处理工作基本完成。40华北区机关生产单位共计1500多个,“行业包括矿业、化工、铁工、机械、电工器材、纺织印染、面粉、食品、印刷、农场等五十多种”,从业人员约10万名,对此,华北机关生产处理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一般采取了“属地接管”的原则,除建筑企业按原来系统交各该级人民政府接管外,其他各业不论原属何系统,都交给所在地人民政府接管。截至4月5日,华北地区共有276个机关生产单位处理完毕。至5月初,“东北人民政府在沈阳市的机关生产事业已完整地移交给沈阳市人民政府”,其中包括17个生产单位和1个企业公司,全部资金除去上缴利润及纳税外,净值713亿多元41,全部职工共4227人。42对机关生产的整顿,不但有利于从制度上控制贪污、浪费及腐败行为,而且有利于将分散的机关生产统一到国家的工业企业体系中,既方便国家统一管理,也有助于提升工矿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二)推动了各工矿企业建立先进的生产管理制度

   1952年2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针对国营、公营工矿企业中的“三反”运动,提出:“必须以检查业务,即检查行政管理中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重点。特别要着重检查基本建设,原材料的采购供应,仓库物资,成品推销,会计出纳等项,要在这个运动中捕捉大贪污犯和经济内奸,检举不法私商,惩戒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克服严重的浪费现象”。43这就要求各公有工矿企业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反思、改进既有管理工作中的不足。以纺织企业为例,时任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陈少敏指出:“事实告诉我们,‘三反’运动是彻底的民主改革。我们应该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彻底改革官僚资本企业遗留下来的腐朽的制度和管理方法,扫清旧社会遗留的污毒,建立新制度、新的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实施经济核算制,减低成本,把我们的国营企业真正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发挥它在经济建设中的领导作用”。441953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在《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与一九五三年方针任务》中指出:“一九五二年的纺织工业,经过了三反运动与民主补课,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生产改革,发挥了企业的潜在力量,因而保证了全年生产计划与财政任务的超额完成。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为一九五三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与一九五一年比较,则生产的增加,棉纱为31.80%,棉布为29.74%,麻袋为39.96%,印染布为91.23%,其余各种产品也均有增加”。45此外,其他工矿企业也纷纷改进生产管理,建立起较为先进的管理制度,为国家创造了更多财富。

   在“三反”运动期间,各单位、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关于“三反”运动的指示精神,既保证了“三反”运动的顺利开展,又促进了各项制度的建设。“三反”运动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建设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其中,党内民主制度、国家监察制度、国家货币管理制度、公有工矿企业的管理制度均在运动期间及之后得到了长足发展。由此可见,“三反”运动不但有效地惩治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现象,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这也是“三反”运动的深层影响和重要意义。

  

   注释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169、171页。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225页。

   3《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 第460、461页。

   4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王顺生等:《“三反”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刘德军:《“三反”运动研究述评》,《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6期;曹佐燕:《“三反”运动的基层运作及其逻辑——以湖北日报社印刷厂厂长张某为中心的考察》,《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5年第4期;等等。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6—447页。

   7《放手发动群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人民日报》1952年1月19日。

   8《中共中央华东局直属机关党委员会召开党代表会议》,《人民日报》1952年6月13日。

   9《确定机关党委的中心任务》,《人民日报》1952年4月9日。

   10《中共中央华北局规定五项制度》,《人民日报》1952年7月9日。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

   12《加强机关支部工作 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人民日报》1952年10月26日。

   13谭平山:《三年来的人民监察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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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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