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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祥:庚子之后制钱铸造体系的规复与解体

更新时间:2020-08-09 23:43:14
作者: 韩祥  

   摘    要:

   制钱铸造在庚子之变中遭受重创,此后经历了一个艰难规复、地方实践、观念转型、民间转向与最终解体的复杂过程。面对庚子后的钱荒危机,清政府通过批准开铸铜元、重建中央铸钱局、改铸新制钱、推广粤式制钱等钱法改革,于光绪三十三年初步规复传统的制钱铸造体系。但随着各省对铜元余利的倚重与货币本位制改革的推进,朝野人士对主、辅币关系形成新的认识,铜元超越制钱被纳入主辅币方案,一文铜元亦在光绪三十四年逆转一文制钱成为推行全国的一文新钱。由此,钱法改革从属于本位制改革,政府币制改革观念亦由银钱并行、分层开展转型为统筹划一、建立银本位,故制钱被排除在新币制之外,长期亏赔的宝泉局最后亦被撤销。同时,民间私钱历经泛滥与衰落之后,在宣统朝转入消亡期。至宣统三年,虽然官私制钱仍在广泛流通,但相关铸造活动已全面停止,这标志着自秦代以后运行两千余年的传统铸钱体系最终解体。

   关键词:小额通货; 制钱; 铜元; 币制改革; 宝泉局;

  

   清代的货币流通以“银钱并行”为主要特征,银两与制钱均是可以无限制使用的法定货币。在流通范围上,以制钱为代表的小额通货比银两更为广泛1,是通行底层社会的主体货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持续发展,清代中央与地方的制钱铸造规模在乾隆朝达到顶峰,之后则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衰落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变中,中央铸局遭受重创,陷入完全停铸的境地,大部分地方铸局也早已停铸。

   目前学界对清代制钱的研究主要分两类:一是货币通史中涉及制钱的研究,重点论述其制度演变,对清末庚子后的制钱铸造变动简单带过,未展开论述2;二是对制钱的专题研究,相对系统的讨论集中于对清代前中期,部分涉及庚子后的研究多认为制钱铸造很快被新式铜元自然取代,缺少具体论证。3此外,有不少讨论清末机制制钱的成果亦值得借鉴。4从总体上看,学界尚缺乏对庚子之后制钱问题的系统研究,而铜元铸造自然取代制钱铸造的观点又未免单线化与理想化,未能呈现传统制钱铸造与清末政治经济改革之间的频繁互动。因此,系统梳理庚子之后制钱铸造体系的变动,无疑对于理解中国近代货币制度的完整性与准确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尝试对该问题作一系统考察。

  

   一、 官方制钱铸造的规复与艰难运行

  

   清代的制钱铸造机构由京局(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与地方铸钱局组成,通过“钱法”对所铸制钱的形制、重量、成色、数量,铜、铅等币材的供应、运解,新铸制钱的发行、运销,以及民间私铸私销制钱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从而形成一套严密的制钱铸造体系。5

   庚子前,因铜、铅价格持续上涨,铸造成本高昂、亏折甚多,各省铸局大部分停铸制钱6,勉强维持鼓铸的户、工两局也铸量大减,参见表1:

  

   资料来源:(1)宝泉局“旧管、新收、解部”数据整理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户科题本,仅收集到庚子之前7个年份的数据:分别为光绪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的“出入铜铅并铸解钱文及炉匠工料银钱各款”,档号分别是:02/01/04/22507/034、02/01/04/22535/021、02/01/04/22560/041、02/01/04/22602/022、02/01/04/22628/020、02/01/04/22654/006、02/01/04/22674/006。(2)户部银库收领制钱数据整理自《户部银库大进黄册》,参见《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第557页;史志宏《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 注:表中“制钱”为统称,包括普通一文制钱(约重0.8—1钱)、供宫廷传用的红串制钱(重1.2钱)以及当十大钱(约重2钱、市价合制钱2文)。

   表1显示,甲午之后宝泉局铸钱额大减,由光绪十七、十八年(1891、1892)的70多万串,骤减至光绪二十二、二十三年(1896、1897)的不足16万串;解部钱额也相应骤减,光绪二十三年解部额仅为光绪十八年的14.6%。而且,表1中有数据统计的7个年份的解部额中有4个年份超过当年铸钱额,可知宝泉局铸量经常不足,需动用当年的“旧管”制钱才能勉强支应,致使库存旧管额也随之大减。户部银库所收制钱绝大部分来自宝泉局与宝源局7,但甲午之后其收领额亦大减,由之前的130万串以上骤减至50万串以下。

   庚子国难中,宝泉局、宝源局完全停铸,损失惨重。1900年七月二十一日,慈禧、光绪西逃,京师沦陷。与其他官私银钱号一样,户、工两局成为侵华联军优先攻占的目标。8宝泉局局署及所辖东南、西北四厂被日本军队占据,宝源局新旧两厂先后被俄、德两国军队占据,均遭到了疯狂的抢掠与破坏。9

   户、工两局被占领期间,清政府临时补任的户部右侍郎那桐、李昭炜“叠经会同全权大臣,向外国兵官再四筹商”,日军于1901年正月撤出宝泉局及西北两厂,户部司员随后进驻,发现局厂损毁严重:“库内地板及屋内门窗器具等项均各毁坏,案卷亦复残缺不齐……铅斤及样钱均已无存,仅存有滇省解到板铜、脆板铜及铁砂铜。”10二月,德军撤出宝源局,工部司员随即接管,但残毁之状令人震惊:“银钱铜铅等款均已无存,局内大堂业已拆平,至余料房及炉二座房屋亦大半拆毁。”11五月,得到两部奏报后,驻跸西安的清廷寄发上谕,令户部勘察现存铜斤,设法“铸造钱文”。12

   不过,直到与相关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才于八月初七日收回宝泉局东南两厂,并令属员“迅将各厂炉座修理整齐”。随着户、工两局的完全收回,筹备铜铅币材、规复制钱铸造成为当务之急,而滇铜与黔铅成为最大依赖。但受庚子事变影响,1900年四月起运之滇铜至1901年十月才有部分运至京师,其余仅至塘沽,而贵州铅料则“年内势难解到”。13此时,民间社会对官方恢复铸钱十分关注,《申报》所载“寓京友人函”中甚至出现“每月三卯”“每卯每局须铸成(大钱)三十六万串、辅以制钱十六万串”的铸量估计。14

   实际情况是,宝泉局残存堪用铜斤太少(仅4万余斤),军机大臣荣禄紧急调用解京滇铜,并派员赴天津高价采买奇缺的“黑白铅斤”(10万余斤),但这些准备工作仅能支撑每月铸钱一卯:“户局四厂定于十一月初三日暂按每月一卯开铸,其钱文分两轻重、铜铅配搭成数均照二十五年奏准章程办理,惟甫经开铸,钱文为数无多,应俟积有成数,再行奏明搭放。”15即使内务府索领回銮用的“红串制钱”,户部亦仅答复延后解给。16据1902年三月的户部奏报可知,宝泉局“自上年十一月开铸当十大钱起,至本年四月底止,共应批解部库六卯钱五十七万六千余吊”,即6个月内应铸当十大钱57.6万吊(折合制钱5.76万串),每卯仅0.96万串,主要搭放八旗兵饷。17可见,官方铸钱的速度与产量远未恢复至庚子前的水平。

   按以往钱法惯例,若京局铸钱不足,可调运地方制钱入京接济或由地方铸局为户部代铸。18然而,此时的钱法改革已纳入新式铜元,不少省份购办机器,大量铸造铜元,并获取了丰厚的铜元余利19,这使各省对亏本的制钱铸造明显持消极态度。清政府不得不频繁命令南方省份搭解铜元入京,救济钱荒。201903年闰五月,因“搭放京员官俸”的铜元不足,户部又奏准提取天津铜元430万枚(合钱4.3万串),“按一成搭放秋俸”,后又照法搭放次年春俸。21

   随着铜元在京师的逐步流通,户部比较铸钱亏损与铜元利润后,于1904年四月奏请减铸当十大钱,节省铜斤留备铸造铜元,减铸导致的缺口则由广东“应解京饷项下搭解二成铜元”补充,此时两局存废已纳入政府改革议程:

   现在户工两局鼓铸当十大钱,每年均系十二卯,共用铜六十八万余斤。至铸出之钱,以之搭放兵饷,合计一切工料等项应亏折银十数万两。若按铸大钱之铜斤改铸铜元,仍照前搭放,应盈余银亦十数万两。虽铜铅之配搭不一,而分量同系铸重二钱,大钱仅抵制钱二文,铜元实抵制钱十文也……拟自本年六月起,户工两局每年暂按六卯鼓铸,以便腾出铜斤留备制造铜元之用。仍俟银钱总厂开铸后,两局应否裁撤,届时查看情形,再行奏明办理。22

   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该奏议,宝泉局开始奉旨试铸铜元。23但之后因技术问题,“所造之铜元不甚精工,是以暂行停止”。24此时两局铸钱已减为每年6卯,其中宝泉局每卯铸钱额减至4000余串。25这样,官钱减铸很快在京师引发一场严重的小额通货危机。

   1905年正月,京师市面“通行铜钱几无一官铸”26,劣质私钱充斥,物价腾高,商民困苦,而禁行私钱又会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造成市场恐慌。27二月,清政府紧急调运铜元救市,令天津造币厂昼夜铸造“以供京用”28,催促广东以“二成京饷”加铸铜元“解京搭纳”。29同时,户部将库存当十大钱3万串、铜元3.3万串全数拨发市面,且电饬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省“添造铜元,赶紧解京接济”。30至四月,因“现存铜元堪敷两三月之用”,户部首次以铜元代替大钱搭放八旗兵饷。31这样,通过频繁调运铜元入京,京师的小额通货供应才趋于稳定。虽然铜元在京师货币流通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但此次危机也让清政府认识到维持传统制钱铸造的重要性。

   同年八月,户部奏准于九月底全面停铸当十大钱,并裁撤宝源局与宝泉局东南两厂,但同时强调“新式铜币虽已通用,而民间购买零星对象,补助之货尚不可少,京中制钱素缺,必须预为筹备”,因此决定保留宝泉局西北二厂。32十月,宝泉局利用现存铜铅开始改铸一文新制钱(重六分),“仍按照旧铸当十大钱成色”(铜55%、铅45%),铸钱卯数恢复为每月1卯,“俟积存铜铅较多,尚可随时奏请加卯鼓铸,以便民用”。33此后,设立于顺治元年(1644)的宝源局被裁撤,相关物料归并宝泉局。34

   宝泉局成为仅存的中央铸钱局,却面临着人员少、事项繁、任务重的困难。35而且,宝泉局办公经费被明显削减,由1904年的5.21万两减至1905年的3.29万两36,其改铸的六分制钱亦因质量不佳,被民间视为“与私钱无异”。37这种情势显然无法达到补充制钱、加卯鼓铸的目标,清政府遂在官制改革中调整宝泉局的职属关系,增加币材供应,以实现规复钱法的夙愿。

   1906年三月,宝泉局改由户部直接管理。381907年三月,该局划归新成立的度支部直辖39,职责为“掌鼓铸制钱、收发铜铅各事宜”40,铸有专用关防,从而增强了该局的铸币职能。41六月,为增加铸额、节省成本,度支部奏准回收当十大钱、改铸六分制钱的计划:由户部银行拨银100万两作为“收回资本”,所收当十大钱“随时送部改铸”,改铸之制钱“发交银行仍可陆续收还官本”,宝泉局须“加卯改铸,每月能加至五卯”,并限令6个月内完成回收。42

   保障铜斤供应后,度支部督促宝泉局赶铸制钱,搭放俸饷43,并设兑换所收兑市面大钱,“以便维持圜法,通融财政”。44七月,顺天府也发布公告,晓谕商民限期兑交大钱,行使新制钱。45至十月,度支部认为规复制钱已初见成效:“当十大钱现已将次收买完竣,新铸制钱现已与铜元一律行使,查看商民情形尚无窒碍之处。”46通过上述努力,六分制钱大量输入市场,成为与铜元并行的小额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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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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