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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众:列女书写、妇德规训与地域秩序——以明清乐清县志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8-08 19:59:40
作者: 李世众  

   摘    要:

   不同版本的明清县志《列女传》,在传记内容和叙事策略上存在着隐晦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呈现出士绅的妇德塑造脉络,以及不同时期士绅妇德内涵的演化轨迹。结合时代环境的变化分析士绅的妇德规训意图,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清中叶以后妇德内涵建构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由明代较为单一的“贞烈”导向,增加了以欧阳修母亲式的以“荻训”为特征的贤母规范,到清末士绅又表达了列女书写包含“才女”的意向。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学界的这个一般性认识:明以后妇德内涵朝着“贞烈”的单一导向而趋于“窄化”。第二,士绅的妇德建构因应特定的时代问题,清中叶以来妇德建构的两方面内容:倡导贤母和批判佛道信仰、私育异姓,均非作者书斋臆想的产物。第三,士绅妇德规训牵涉到极为实在的物质层面问题。列女书写具有维护地域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三个方面的意涵。近百年来节烈观念批判者的攻击火力主要集中在道德规范层面,而没有探究妇德规训背后坚硬广阔的底座。因此,新文化运动健将无法解释古人普遍肯定妇女节烈实践的事实。研究妇德观念的建构过程有助于深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关键词:明清时期; 列女书写; 妇德建构; 地域秩序; 温州乐清;

  

   男女两性关系问题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母题。明清妇女的节烈实践是人类男女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现象,值得我们对此进行深入地探索。据学者研究,寡妇守节为宋代理学家高调提倡的理想,但成为寡妇们普遍实践的准则要到明清以后。1 作为宋儒理想的守节,至明清演化为寡妇们的道德戒律,节烈风气的蔓延达6个世纪之久。节烈妇女的惨酷人生引起了启蒙健将对节烈观念的鞭挞,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激起了五四一代青年男女的广泛共鸣,业已成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经典。2

   大概受到汗牛充栋般启蒙读物的影响,人们往往会产生误解,以为明清妇女节烈实践的主要动力就是宋儒的节烈观念,声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家是残害妇女的唯一祸首。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妇女/性别研究的兴起,对“贞节烈女”现象的研究呈现了异常繁荣的局面,研究的主题和角度丰富而多样。学者们认识到节烈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单纯的“节烈”理论指导的结果,而与婚姻制度的变更、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文环境的嬗递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关系。寡妇守节不仅是国家和社会对妇女的道德期许,也是寡妇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于是寡妇守节似乎有其所谓的“合理性”。这就可以理解,在近代启蒙运动兴起之前,“惨无人道”的节烈观念为什么很少被质疑。3

   以往学者们的节烈研究取径多为上层文化精英视角和国家视角,使用材料多采自刘向以来的经典作品和历代正史中之列女传等4 。本文拟下沉到县一级的地方层面,以县志中之列女传为探讨的基本材料5 。县志的编纂往往由帝国基层官僚县令牵头,由县域中的士绅合作完成,因此县志既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正统性,也反应了地方士绅的一般观念。较之于上层精英的典范文本,县志列女传对于寡妇节烈实践的关联度也是无与伦比的。

   本文拟以明清温州府乐清县志中之《列女传》为核心材料,比较时间跨度数百年的各个版本县志的列女书写,分析列女传记如何取舍材料,审视传记试图凸显什么,又隐藏了什么,进而从中透视地方士绅妇德观念有着怎样的内涵,它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意图。

   本文的目标不是用史料来复原明清节妇生活的“实像”,而是试图描述明清节妇书写的历程;也即本文不属于节妇实际状况的研究,而是士绅的节妇叙事研究。记载不等于实录,我们从各个时代《列女传》中看到的女性生活的不同面相,其所体现的不一定是妇女生活的变化,更可能是反映了传记作者妇德观念的变化,甚或他们的妇德观念也不过是建构的产物,并非是他们真实信仰的东西。

  

   一从“贞节孝慈”到“画荻懿范”

  

   与正史《列女传》一样,县志中之列女书写也以表彰妇德为宗旨,其目的是用妇德来讽喻世人,教化天下。以下我们首先观察县志《列女传》如何反映士绅的妇德观念。

   乐清县现存五部明清县志。它们分别成书于永乐、隆庆、康熙、道光和光绪五朝。修于永乐十六年(1418)的县志记载了3名节妇,其中元代2名,明代只有1名6 。就研究明清士绅节烈思想的流变而言,这部方志几乎没有价值。过了一百多年后,隆庆六年(1572)编成的《乐清县志》,收录的明代节烈妇多达67名7 。修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的县志几乎不走样的移录了这67个传记,此外新增明列女15名,清列女21名8 。修峻于道光六年(1826)的道光志,明代列女数量如前志,但在事迹记叙上颇有出入,另清代节烈妇增至820名9 。与道光志相较,修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光绪志《列女传》的唯一变化是新增清代节烈妇1 407名,共计2 227名10 。因此,研究明清士绅妇德观念变化的最重要的文献是隆庆志和道光志。

   浏览明清县志的列女传记往往给人以非常直观的感觉:明代列女传记篇幅长,有故事情节;而清代《列女传》文字篇幅长的很少,大多简短。清方志《列女传》的内容大致由3点构成:夫亡时的年龄,守志几年,受何种级别的表彰,如“周希玉妻张氏,年二十五,夫故,守节四十三年。乾隆间具题奉旨建坊旌表”11 。严格地说甚至不能称这些文字为“传”。另外大概是限于篇幅,还有不少条目只开列节妇夫名及姓氏,并无节烈事迹介绍,如“周君质妻石氏”。

   文字长短并非只是无关宏旨的形式问题,事关叙事策略的选择。明《列女传》篇幅长,作者因此得以设置紧张情节,制造冲突和考验,从而彰显列女们的“苦节”和“至孝”。传记常常置寡妇于“逼嫁”的情境中,让主人公承受性骚扰和性侵害的巨大压力,以体现她们如何严防死守其“节”。以下是朱玄斗妻陈氏的传:

   夫殁,年二十五,自守不嫁,茅屋二间,不蔽风雨。里有欲强娶者,赂其夫之兄弟,伺大风雨夜以肩舆待于门外,欲篡之。陈觉,逃入丛棘以免。他夕复来,陈急匿邻家豕圈中,事乃得已。织衽度日。御史端、兵备张咸至帛粟。邑侯潘潢匾以“贞节”。林侯有年列其行旌善亭,月廪之。以寿终。②12

   传记将主人公陈氏置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连丈夫兄弟也与外人狼狈为奸,迫其改嫁。传记写得细致具体:强娶者使用的工具(肩舆),事件发生时的气象状况(风雨夜),陈氏逃入荆棘丛,第二次隐藏在邻居的猪圈里。传记极富戏剧性和现场感。“守节”几乎成了唯一的叙述内容。笔者推测,陈氏应该还有儿女,否则会有“夫亡无子”或“子亡”之类的记录,因为无子守节是当时士绅公论的难中之难13 。如果推测不错,为更加凸显“守节”的主题,连得以体现寡母艰辛抚孤的内容都割舍了。在“逼嫁”的情境下,寡妇们还有一些激烈的应对,或以死相抗(黄谨逸妻周氏),或毁体明志,破面(卢季南妻潘氏),断指(陈瑞妻吴氏),断发(杨永仪妻余氏)12 。作传者对节妇自残毁体的描绘意在凸显她们守节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和意志,从而加强了事迹的道德感召力。隆庆《乐清县志》录有学政张莘对卢季南妻周氏“破面流血”的赞扬诗:“守孤断发人间有,破面坚心世上稀”13 。

   除了对守节的描述,明代列女中“至孝”的模范事迹也是通过行为的“卓异”来体现的。朱鴄妻侯氏,婆婆对她“辱骂百端”、“啮手”都不能动摇她保护婆婆周全的决心。朱恩妻王氏“父病羸多涕,稠黏鼻塞,常为吸而通之,如是者数岁。”陈钜妻方氏,姑病目,医云宜舌舔之,遂舔至三阅月12 。

   明隆庆志《列女传》强调妇女最高品德是“节”和“孝”。但“孝”并非专门用来规范妇德,而是对普天下男女的普遍要求。因此,在明士绅眼里,“节”是妇德的唯一内涵。

   道光志继续高调提倡“节孝”,其清代列女传记里也有寡妇以“截发”、“断指”、“绝粒”、“毁容”等激烈方式来明志的内容14 。但是,其列女书写内容出现了极其显著的两大变化:第一,除了对寡妇“守节”的歌颂外,还有对“教子”的赞美。第二,除了彰显寡妇作了什么(节孝),还要表扬她们没有做什么(尊佛崇道、私育异姓)。

   在道光《乐清县志》所载的明代109名节烈妇中,提及教子成为生员的只有3例15 ,且教子内容并非出自隆庆志作者的手笔,系为康熙《乐清县志》所增补。这说明编纂隆庆志的明代士绅完全没有表彰节母教育的意识。道光志共载清代节烈妇820名,提到训子成为生员的有66名。

   明代官员给节烈妇题的匾额为:贞义、双节、贞节、守节、节义、儒门清节、贞节孝慈、孤芳并烈、贞淑孝慈、芳操自命、柏贞松寿、节孝、节孝幽芳、志贞。表彰的是贞、节、孝,没有任何一个匾额鼓励训子。道光志所载清代官员士绅给节烈妇题的匾额共146个,其中带有鼓励教育意思的匾额29个,比例高达19.86%。

   29个匾中的16个运用了欧阳修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子读书的典故:荻训有成(温州知府刘为蔡凤秀妻林氏题584)16 、画荻丸熊(学政邓钟岳为余梦鳌妻曾氏题586)、柏操荻训(学政于敏中为徐景皓妻周氏题586)、冰操荻训(乐清县令陈恺为徐青云妻郑氏题587)、画荻懿范(学政窦光鼐为高天侯妻郭氏题588)、柏贞荻训(学政彭元瑞为徐贤士妻戴氏题588)、慈徽荻训(学政彭元瑞为陈洪范妻金氏题589)、画荻遗风(学政阮元为周景堡妻赵氏题593)、画荻齐贤(有司为周育亮妻卓氏题598)、画荻齐贤(县令为瞿嘉楷妻李氏题599)、荻教初成(学政彭元瑞为叶永球妻何氏题601)、冰操荻教(学政于敏中为董学进妻李氏题602)、冰操荻训(学政彭元瑞为周光镰妻徐氏题604)、荻训流芳(学政王为郑瑞茂妻金氏题605)、画荻遗芳(县令丁僴为邵康朝妻朱氏题613)、松操荻教(县教谕祝懋裳为陈子标妻侯氏题615)。

   春秋时的敬姜是以博学多闻、匡子过失、教子法理驰名的贤母典范17 。以下4个匾额的内容出自这个典故:贤并共姜(王县令为黄一孝妻王氏题596)、节并共姜(学政为钱桢妻王氏题586)、敬姜遗范(县令宋哲为陆世潮妻林氏题613)、敬姜遗范(县令为郑良猷妻叶氏题616)。

   以下是直接出现“教”或“训”字样的6个匾额:教成云翮(学政马豫为陈茂臣妻石氏题584)、节操慈教(温州府教授陆景华为谷维麟妻林氏题599)、节操慈教(县令倪本毅为蒋圣辅妻倪氏题605)、洁操慈教(学政阮元为杨应璧妻张氏题608)、冰闺慈训(学政彭云瑞为陈纶章妻叶氏题588)、冰操慈训(学政雷鋐为陈泮旗继室何氏题589)。

   还有其他3例:运用孟母断机杼典故的“寒杼霜凝”(王学政为叶方荣妻任氏题601),运用孟母三迁典故的“教法三迁”(县令丁僴为蔡宗周妻陈氏题607),典出楚辞的“黄鹄雏成”(学政窦光鼐为杨荣周妻项氏题616)18。

   除了突出对家庭教育表彰作用的这些匾额外,还有些传记通过叙述来表扬节妇的教育付出。如“赵门二节”条,巡抚王度昭题的匾额“冰孽嗣徽”与家庭教育无关,但传记中说赵兴敏妻李氏“子鼎燮方九龄,矢志和熊”19 。不少传记对节妇家庭教育事迹的叙述分量也远超对节孝的叙述,例如“徐景皓妻周氏”条:

   幼从父兄学属文。年二十一,夫故,子佳兴甫六月,矢志不二,孝事舅姑,教子以义,不受非义之财,口授《诗》、《书》,佳兴弱冠游庠。督学于旌以“柏操荻训”。20

   周氏传记基本由家庭教育事迹构成,只有“孝事舅姑”4字是讲孝的,这在明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考出的道光志中的题匾官员有以下13个21 ,按到任时间的先后排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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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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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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