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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晓:论“第三波”民主化对民族分裂主义的作用

更新时间:2020-08-06 22:03:44
作者: 杨洪晓  

   作者简介:杨洪晓(1984- ),男,山东日照人,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北京 100048

   内容提要:当代民族分裂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回归的结果,同样也受到“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自由民主普世流行的影响。自由民主的流行不仅为民族分裂主义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提出了助长分裂主义的“民主分离论”,以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改革与转型,在实践上也起到了刺激族群政治发展,导致族群对抗加剧乃至走向分裂主义的作用。这启示我们要认真反省自由民主的功能与实施条件,谨慎处理好多族群国家的族际关系问题,注意防范民主化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刺激作用。

   关 键 词:“第三波”民主化/民族分裂主义/族群政治

   标题注释: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论‘第三波’民主化对民族分裂主义作用”(19ZYJS001)的阶段性成果。

   民族分裂主义对国家安全和世界秩序提出了严峻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分裂主义在许多地区呈活跃之势。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都是民族分裂主义的结果,这两个国家大致沿民族分界线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南斯拉夫解体后更是陷入了残酷的族际战争。从欧洲到非洲到亚洲再到美洲,不少国家都遭受着分裂主义的痛苦,也有一些国家面临潜在的分裂主义的影响。即便是在较为和平的美国,近来也有不少人对未来几十年国内种族构成变化的影响感到担忧。这些分裂主义活动有的是高度暴力的,也有一些是相对和平的,但都对国家的统一和秩序带来严重挑战。民族分裂主义一般被看作是民族主义的某种表现形式,然而,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当代民族分裂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不只是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回归的结果,同样也受到“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自由民主普世流行的影响。民主化对民族分裂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民族分裂运动打着“民主”的旗号进行活动,一些民族分裂运动正是在民主改革之后变得强大起来,而没有了民主的国际舆论的支持,当今大多数民族分裂运动压根就不可能成功。民主化为民族分裂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扩大了民族分裂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和潜在危险性。

   本文将围绕“第三波”民主化对民族分裂主义的作用这一问题展开分析。文章从现代国家的角度对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以及基本关系做出说明,指出二者有着多种具体形式和不同的组合方式。“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民主与民族主义形成一种新的组合,即自由民主与民族分裂主义的结合,正是这一结合壮大了分裂主义的力量。民主的流行为分裂主义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空间,提出了有利于分裂主义的“民主分离论”,在理论上对分裂主义起到了鼓舞作用。在实践上,以自由选举和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民主改革,实际上起到了激化和强化社会内部分化、刺激族群政治发展乃至导向分裂的作用。“第三波”民主化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刺激作用。最后,文章从增加对自由民主的反思,重新认识现代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以及从多族群国家应促进族群融合发展,增强国家同质性基础方面,提出了两点研究总结和启示。

   一、现代国家中的民主与民族主义

   讨论民主化与民族分裂主义的关系,首先需要对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概念以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做出说明。民主和民族主义这两大领域都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而且各自都已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文献,然而对这两个领域的交叉研究,尤其是深度研究,仍然非常不足。流行的看法将民族主义和民主看作是对立的,认为民族主义是对民主的严重威胁。许多人将民主看作某种“善”(good),具有普世性价值,民族主义则被视为某种狭隘的思想,是造成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根源。“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是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该理论认为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如果所有国家都接受民主,并实现向民主的转变,世界将获得持久的和平,消除民族主义战争的威胁。一个有着重要缺陷的观点居然如此流行,这与民主的主流国际话语地位以及某些力量的有意推动是分不开的。“民主和平论”最早由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提出,后来成为西方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甚至成为美国政府民主扩张的理由。然而这一理论本身存在诸多问题,经不起理论和现实的检验。美国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提出的一个重要批评指出,新近民主转型的国家更容易卷入战争,而且是主动发起战争[1]。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研究揭示民主存在严重的“阴暗面”,民主是近代以来导致种族清洗的重要根源[2]。民主作为当前国际主流话语,对学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一般学者在研究民主与民族主义关系的时候,往往主张限制民族主义以发展民主,或倡导一种与民主相适应的民族主义[3]。民主研究的“政治正确”限制了一些学者想象力的发挥和对现实的认识。

   将民族主义与民主对立的看法是错误的,二者实际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现代国家是民主国家,坚持“主权在民”的原则,同时也是民族国家,以民族作为国家建立的基础,这两方面的结合构成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特征。理论上,这两个原则都是从现代国家的“主权”(sovereignty)原则中演绎发展出来的,二者有着既联系又冲突的关系。一方面,民主催生了民族主义,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内部条件,民族主义则为民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国家性前提,解决了民主实施的地域和人口问题;另一方面,这两大原则也存在着深刻的冲突,民主所奉行的个体主义原则与民族主义所奉行的集体主义原则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4]。民主与民族主义既联系又冲突的关系,正如美国学者Ghia Nodia所说,“二者的结合就像是一种复杂形式的婚姻,谁也不能离开另一方,但是却以某种持续紧张的状态共存着(coexisting)”[5]。

   民主与民族主义既联系又冲突的关系,意味着它们在现实中的具体情况是复杂多样的,可能联系多一些或者冲突多一些,但绝不可能只有冲突而无联系。在现代国家诞生之初,民主与民族主义更多的是相互结合在一起,英、法等国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大致是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但在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建设中,民主和民族主义冲突性的一面更加显著,大部分后发国家采取了优先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发展道路。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具体关系如何,深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取向是不同的。实际上,无论民主还是民族主义都是非常复杂的概念,包括了多个不同的层面,这些不同层面间存在着紧张的张力,甚至包含有相互冲突的内容,这增加了民主与民族主义关系的复杂程度。比如,民主可以划分为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等多个不同层面;民族主义也可以划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整合型民族主义和分裂型民族主义、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本位的民族主义等多个不同的层面。这些不同的层面都包含有巨大的张力和冲突,虽然同是民主与民族主义,但不同层面的结合在性质上却有着巨大差异。这也正是导致人们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难以形成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民主与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由此导致二者具体关系的不同。在现代国家诞生之初,民主与民族主义更多表现为兼容性,二者相互促进、兼容发展,形成以英、法、美为代表的最早的一批民族民主国家。在后现代化国家中,民主与民族主义的统一性让位于冲突性,民族主义往往取得了相对于民主的优势,甚至被用来打压民主。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中,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民主与民族主义形成了一种新的结合,即自由民主与民族分裂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对现代国家建设带来了重大挑战。无论民主还是民族主义在历史上都是发展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下面简单叙述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发展变化。

   “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是现代民主的两个基本层面。作为一种理想的民主表达的是“人民主权”的内容,这是近代以来大众解放和革命的结果。它要求参与和平等,要求实现大众在政治上的主体地位,在内容上接近于古希腊“demokratia”(民主,字面意思即“人民的统治”)一词的含义。现实的民主是实际实施的民主,由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事实,民主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只能采取代议制的形式,代议制民主与理想民主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但也不能无视理想民主参与和平等的要求,否则就不能称之为民主了。现实民主的发展就是代议制民主与理想民主的某种结合。在现实民主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是影响最大的两种民主形式,二者之间的较量贯穿了19世纪后半期以及整个20世纪。这两种民主除了在经济基础方面的显著不同,在基本的政治理念上也是不同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强调平等,并采取了建立苏维埃等种种措施保障参与和平等;资本主义民主更偏向自由,坚持以选民投票自由和政党竞争自由来定义民主[6]。比较来说,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更符合精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的平等民主则更符合大众的利益,更接近于理想民主的要求。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社会主义民主一直被看作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为民主的一种政治形式。但是,“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资本主义阵营对民主的重新改造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失去竞争对手的自由民主获得了不可挑战的地位,被视为“历史的终结”,进而被看作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到处扩张[7]。在实践中,自由民主被进一步简化为“多党式民主”(multiparty democracy)或“选举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民主转型脱离了国家的国情现实,被看作是一项单纯的“技术问题”,即民主制度的设计或移植。这样的民主转型在许多国家不仅没有真正带来民主,反而成为麻烦的制造者,甚至带来一些极端严重的后果。

民族主义是一种主张民族立国的思想,它主张民族是国家成立的基础,国家应在民族的基础上组织为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并在此后维护和增长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地位。按照民族主义的理想,民族和国家应该是对等的,但在实际中这两者极少是对等的,这引发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的类型划分非常复杂,一种简单的划分是根据运动主体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以国家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和以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前者旨在维护现有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后者则旨在提高本民族的自治地位,甚至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成立新的国家。从国家角度来看,前者属于整合型民族主义,后者属于分裂型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其最初的功能是将国家塑造为民族,以此来提升国家的内聚性,提高国家的生存能力。凭借这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民族国家迅速战胜传统的帝国和城邦国家而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8]。但在民族主义传播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产生了另一种影响,即将民族提升为国家,许多先前从未有建国经历的民族正是凭借此项原则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民族国家的数量在19至20世纪经历了大幅的增长。民族建立自己国家的要求与国家维护自身统一和完整的努力之间产生了直接的冲突,这种冲突大多数时候是以武力解决的,过去两个世纪的战争不仅频繁而且残酷。在反复战争的洗礼下,民族平等和自决逐渐被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用来建立国际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帝国的失败,绝大多数被殖民、被压迫的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接近尾声。此后的民族运动,尤其是后冷战时代的民族运动,在性质上与此前已有不同,其更多的是由于国内族群问题处理不善导致的,而非异族殖民帝国压迫的原因,相比来说,其分裂主义的特征更为明显。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核心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内族群关系问题。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是两个性质不同却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族群主要是个文化或社会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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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论坛》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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