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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里峰: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以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为例的方法论思考

更新时间:2020-08-05 18:17:16
作者: 李里峰  

  

   作者简介: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著有《中国政治的历史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一项政治史的考察》(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译有《历史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红雨》(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政治哲学与幸福根基》(译林出版社2014年)、《唤醒中国》(合译/三联书店2004年)等。

  

   内容提要:

   在近代中国情境下践行概念史研究,需要理论、方法、知识和语言上的充分准备。方维规著《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细致梳理若干重要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译介、形成和变迁,并从概念的古今流变和中西日互动等角度,为中国概念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操作指引。本文在反思方著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方法的概念史、包容的概念史、复数的概念史、分层的概念史、有限的概念史,冀望对推进中国概念史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概念史  方法  古词新义  语际实践

  

   “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近年来,发端于德国的概念史研究日益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其学术意义逐渐成为学界共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概念的历史分量: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堪称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旨趣从书名就可见一斑,正标题“概念的历史分量”,蕴含着概念史的基本假设,即概念变迁既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也是推动变化和发展的“因素”,概念本身是有其“历史分量”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旨在考证和解析近代中国富有“整合力”和“历史分量”的“大概念”。副标题“近代中国思想的概念史研究”,表达了将概念史视为一种研究方法而非研究对象的理念,意在通过梳理这些重要概念来理解近代中国思想发展之脉络,概念史的手法背后,蕴含着思想史的关怀。全书共七章,分别探讨近代中国“夷”“洋”“西”“外”“文明”“文化”“民族”“政党”“民主”“共和”“自由”“经济”等概念之译介、形成与变迁。在笔者看来,该书对于中国概念史研究具有多重的价值:细致梳理这些重要概念的形成与变迁,有助于深化对近代中国知识体系和思想转型的理解,这是其知识价值;在实证研究中践行、展示概念史的原则和方法,为初学者提供实用指南,这是其方法价值;读者可由此反观西方的概念史,思考其基本预设在中国情境中的意义与限度,这是其理论价值。本文将对该书内容及研究方法进行简要述评,并就近代中国情境下的概念史研究略陈浅见。

  

概念史的“必要装备”

  

   方维规教授曾形象地提出概念史研究的“必要装备”,意思是,研究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而产生的重要政治或社会概念,需要有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也需要必备的西学知识,二者缺一不可。除此之外,研究者还须具备一定的东学(日本)知识、必要的语言技能以及收集与解读史料的能力。该书对七个(组)概念的深入探讨,生动地展示了这些“必要装备”如何有助于概念史研究的展开。

  

   中国近代新名词、新概念乃至新思想的形成,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双重影响,这是中国概念史研究者的共识。该书作者浸淫西学数十年,在比较文学、语文学、思想史、概念史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在考索近代中国基本概念时,往往追溯与之对应的西方概念的流变过程,进而在中西比较(既有异同之比较也有影响之比较)的基础上揭示这些概念的深层意涵。和其他许多概念史论著相比,这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和优势所在。例如,在探讨近代中国的“文明”“文化”观时,指出在法、英、德、意等西方重要语言中,culture和civilization一开始几乎同义,可以替代,只表示发展过程而不包括发展成就;经过长期演化,两个概念中出现了过程和成就并存的含义,而且过程逐渐被状态所淡化甚至取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两个概念开始分裂,德语中原有的对“Kultur/文化”的青睐越发明显并逐渐在欧洲普及,成了“Zivilisation/文明”的反命题。从19世纪中期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文明”“文化”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演变皆与此西方背景密切相关。在梳理近代中国“民族”概念时,指出在欧洲语境中,nation的拉丁语词源natio、nationis意为“被生出”“种属”“部族”,在欧洲古代及中世纪主要表示一个人的出身或出生地。18世纪后,随着近代主权国家和专制统治的形成,以主权国家划分民族的倾向渐渐崛起,nation概念因此获得了总括性的、追求国家民族的明确政治意义。1945年后反殖民主义运动中的nation概念则以国族构建(state-building)为目标,主张民族同国家的契合。如此在西学溯源和中西比较的基础上去理解近代中国概念,显得更有深度和质感。

  

   概念是历史发展的表征,考察概念变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和社会政治转型,研究者须对近代历史脉络具有一定的洞察力和历史感,方不至于堕入“隔阂肤廓”乃至“时代错置”的陷阱。作者以西学出身,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宏观理解却值得称道,对汉语古今概念的“语感”把握更有过人之处。如作者在勾勒“夷”“洋”“西”“外”等涉外汉字的递嬗过程时,一方面聚焦概念之意涵,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华夷观具有实体概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功能概念(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降于夷狄则夷狄之)的两重性。一方面又着眼概念中蕴含或附加的评价、情感、联想,指出“夷”字始终具有和西文barbarian相近的“野蛮”之义和蔑视之感,而并非如刘禾所说,直到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英语文本中用barbarian翻译“夷”字,才使后者偏离其本义、获得“野蛮”特征,进而对“衍指符号”和“不可译性”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这类论述正是建立在对历史脉络和概念意蕴(不仅是含义)的精准把握之上,或如作者本人所说,是以“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识”为基础的。

  

   既然近代中国基本概念大多取道或借鉴于西方和日本,因此,多语种的语言技能乃是概念史研究的利器。该书讨论近代中国概念时,无不在西文、日文语境中追溯其对应词汇、概念的起源和流变,进而与汉语字词的古今意涵相对照,尽可能深入和全面地挖掘这些概念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丰富内涵。尤其对西方相关概念的分疏,往往涉及古希腊文、拉丁文以及现代英文、德文、法文等主要语言。例如考察culture的拉丁词源、civilization的法文词源及其意涵和相互关系的演变,详述nation如何从表示出生地的传统概念获得现代意涵,成为一个国家、民族、人民三位一体的概念等等,皆展现了作者在西方各主要语种之间自由穿梭、撷英采华的出色语言能力。从行文和注释来看,这些西文语境中的词义溯源工作未必都是作者首创,往往借鉴了西方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尤其是德国概念史巨著《历史的基本概念》中的相关论述。但这并不妨碍上述内容对于理解近代中国概念的重要参考价值,毕竟,多数研究者和一般读者并不具备直接阅读德国概念史大辞典及相关著作的能力。

  

   研治概念史,还须对丰富而多元的历史材料进行广泛搜集和准确解读。除二手研究文献外,方著征引的史料主要有三类:一是辞书,特别是19世纪编纂发行的各种双语辞典,其中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的《华英字典》(1815-1823)、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编的《英汉字典》(1847)、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编的《英华字典》(1866)、井上哲次郎和有贺长雄编的《哲学字汇》(1881)等尤为重要;二是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时务报》《清议报》《新青年》等;三是资料汇编,如《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中外旧约章汇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等。该书使用材料范围之广、解读之细,无须赘述,在此只强调以下两点。

  

   一是辞书的重要意义。近代中国多数重要概念皆源自西方和日本,辞书是将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概念体系连接起来并使之标准化、普及化的重要媒介。方氏一再强调,德国概念史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语义学”,旨在揭示不同社会中涵义之生成及其条件、媒介和手段。该书在讨论具体概念时,广泛参考和深入评析了各主要辞书中的相关释义,并时常以列举或表格形式将不同年代、不同辞书中的译词进行直观对照。并从理论上指出,“作为原始资料的辞书”对于历史语义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概念的表象意义”(辞书通常再现词语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运用),还在于其范式意义和指导意义。但他也提醒,对于辞书中的译释不可全盘接受,而应关注其编纂背景和意图,尤其要意识到19世纪中国的早期双语辞书绝大部分“出自洋人之手”,如何在对译时选择恰切的汉语“对应词”,既有历史或时代因素,也会含有辞书编者的特定理解。

  

   二是数据库的价值和限度。从事近代中国概念史研究者,大都知道或使用过金观涛、刘青峰创建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他们以此为基础,提出以关键词为核心分析对象、以句子为基本分析单位、以统计分析来揭示概念内涵及其历史变迁的“数据库研究方法”,并撰成《观念史研究——近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在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方氏显然很了解此数据库和研究方法,曾在书评中称《观念史研究》为分析精到的“鸿篇巨制”,但他对主要依靠数据库和量化分析来解决概念史、思想史问题是持保留态度的。《概念的历史分量》一书,显然从各数据库中获取了大量一手资料,却完全没有使用金观涛等人所倚重的词频统计、词族分析等量化方法。将方著与金著关于相同或相近概念的论述加以对照阅读,当能体察概念史不同研究取向的价值和限度所在。

  

概念史的古今之辨

  

概念史研究一个核心的方法论问题在于,应该如何理解词汇与概念之关系、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差异和张力。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指出,概念不同于词语,它是“历史现实之多种含义之聚合”并融入词语,“词义可以通过定义来准确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阐释”。概念史研究正是要打破从词语到事物和从事物到词语的简单循环,在概念和现实之间引发紧张关系。“词语史只是一种进入途径,我们则要透过词语发现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蕴含,以及词语所表达的相关经验和思想。”传统范畴中的“名与实”或福柯所言的“词与物”,尚不足以准确表达现实世界和概念世界之关系,将其理解为词(词语)—义(概念)—物(事物)的三元结构似乎更为贴切:词语是概念和事物的能指(能指1),概念既是词语的所指(所指1)又是事物的能指(能指2),事物则是词语和概念的所指(所指2)。因此,名实之间存在双重的张力,循名而责实,或者反过来为实而正名,都难以真正做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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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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