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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继珂:志愿自由队:冷战初期美国利用逃亡者的特殊尝试

更新时间:2020-08-05 17:31:15
作者: 赵继珂  
总统应尽快发布相关的启动指令;但国务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却认为, “在从海外获得更多信息特别是阿登纳 (Konrad Adenauer) 总理对该建议的回应之前, 采纳杰克逊的建议可能是一个错误” (7) 。由于决策层出现严重分歧, 此次会议并没有对该问题做出任何决定。

   1953年7月11日, 美国驻波恩大使馆给国务卿发回电报, 汇报称“它们 (联邦德国) 可能不同意在该国组建、训练和驻扎来自铁幕后面的非德志愿军队”。不过, 电报认为上述声明可能并非意味着联邦德国政府彻底否决了该建议, “我们的印象是这一回复不是最终回应, 在选举获胜之后, 总理可能更愿意接受该想法” (8) 。与联邦德国方面对该问题的回复相似, 法国和英国所作的回复同样不容乐观。具体而言:法国强烈反对美国提议, 认为单纯从军事角度来讲组建志愿自由队只有极小的效果, 而作为心理战工具其价值更是难以确定;英国则担心组建志愿自由队可能会被视为是一种挑衅, 尽管不排除该项目以后可能会发挥作用, 但英国方面认为现在启动可能是一个错误。 (1)

   在获知西方盟国对该问题的立场之后, 杰克逊、克里滕伯格、拉夫纳、克斯滕 (Kersten) 以及心理战略委员会的相关官员进行了讨论, 最终认定“由于距 (联邦) 德国选举仅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稍作等待而非现在尝试催促美国驻德高级专员康纳特 (James P.Conant) 加以推进可能更加正确, 因为这可能会颠覆其国内的政治平衡” (2) 。经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意, 与盟国政府的磋商工作被延迟到联邦德国选举之后进行。 (3)

   联邦德国大选过后, 1953年9月8日, 总统特别助理杰克逊再次提出美国应该重启志愿自由队的组建工作, 并建议总统给康纳特写一封信, 向他明确表示总统本人对该项目的兴趣和希望 (4) 。不过, 杰克逊此次提议却遭到了副国务卿史密斯 (Walter B.Smith) 的反对。史密斯认为, 由于美国近期要同苏联举行四国会议谈判最终解决德国问题, 同时考虑到该建议可能会对西欧各国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造成负面影响, 应该再次延迟志愿自由队的筹备工作并反对总统写信催促, 因为“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并不能获取法、英和 (联邦) 德国三国政府同意提供支持” (5) 。最终, 总统接受了副国务卿的建议, 决定再次暂缓同外国政府就此开展磋商工作, 但要求探明联邦德国政府的真实想法, 到底是否愿意为该事提供帮助。 (6)

   虽然经过了两次拖延, 杰克逊仍然没有放弃尽早组建的努力。由于苏联明确表示不打算就德国问题进行谈判, 同时欧洲防务共同体看上去将会很快得到批准, 他认为再次同法、英和联邦德国政府谈判的时机已基本成熟。鉴于美国驻这三国大使前期对该问题不是特别热心, 同时担心他们对该项目的重要性了解不够, 1953年11月20日, 杰克逊特别向克里滕伯格提出请求, 建议他亲自出访巴黎、伦敦和波恩, 向美国驻法大使狄龙 (Douglas C.Dillon)、驻英大使阿尔德里奇 (WinthropW.Aldrich) 和康纳特等官员全面解释志愿自由队项目的实质和目的, 以便在重启谈判时机到来时他们可以更好地解释该事情。 (7)

   根据杰克逊所提建议, 同时考虑到总统仍然对组建志愿自由队抱有兴趣 (8) , 克里滕伯格最终于1954年3月26日前往欧洲同美国驻欧相关人员就如何尽早推进启动工作进行协商 (9) 。但此次出访的结果却令杰克逊大失所望。在同驻外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就该问题讨论之后, 克里滕伯格向总统提议:“在欧洲防务共同体结果出炉之前应该暂不实施而加以等待, 到那时再依据舆论环境和政治及军事考虑做出相关提议” (10) 。与此同时, 美国进一步增加了通过美国新闻署对逃亡者群体加以利用的强度, 该机构特别选取了一些西方国家对逃亡者进行接收、照料、重新安置以及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相关故事, 突出西方社会对逃亡者的吸引力。 (11)

   从已经解密的档案资料来看, 虽然此后一段时期杰克逊仍然继续鼓吹应该将志愿自由队提议“从冰箱中取出、解冻, 并将之列为优先考虑处理的事件” (12) , 但直到1955年5月联邦德国恢复主权且正式成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之后, 组建的准备工作才出现重大进展。1955年6月14日, 经多轮密集讨论, 国家安全委员会附属机构行动协调委员会最终认为“暂时搁置该项目的初始环境已经改变, 这为组建志愿自由队提供了足够的理由” (1) 。不过, 同总统最初建议招募25万名志愿者相比, 行动协调委员会此时却提议美国首先尝试建立一支小规模的部队, 并建议由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协商决定采取该行动的时机 (2) 。1955年9月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了此建议, 9月13日总统予以批准。 (3)

   美国总统批准之后, 行动协调委员会如何同国务院和国防部就何时启动进行协商的具体内容, 由于仍有一些档案资料没有解密, 我们尚难以完整地予以阐述。即便如此, 1956年4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洛奇发送的一份信件, 却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国务院对该问题的立场。杜勒斯表示, 由于苏联方面当前不再强调军事性的进攻项目, 假若美国此时提出开展这项明显带有军事色彩的新战术行动, 可能会招致自由世界公众舆论的反对, 并且该问题还可能会影响美国在重启裁军会谈之后的强硬立场 (4) 。已经解密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年度总结报告还显示, 直到1956年6月30日, 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还都坚持认为启动该项目的合适时机并未到来 (5) 。随后爆发的“匈牙利事件”更进一步刺激美国决策者决定更为谨慎地利用东欧逃亡者。虽然“匈牙利事件”爆发之时杰克逊已经离职, 他却仍然“希望‘重拾’志愿自由队建议‘来对抗苏联志愿军’” (6) , 这随即便遭到了美国决策层的否决。

   1957年3月8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制定了编号为NSC 5706/2的题为“美国对来自共产主义地区的叛逃者、逃亡者和难民的政策”文件, 指示美国不应采取行动鼓励大规模的中国和苏东集团民众逃离其国家;同时要求美国应该限制通过广播或其他方式利用叛逃者和逃亡者, 除非它能够取得显著的心理战成效 (7) 。换言之, 该文件进一步限定了对逃亡者的利用范围, 无形中更加增加了志愿自由队的组建难度。直到艾森豪威尔第二任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时, 组建启动工作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进展。1960年4月7日, 美国总统指示对现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文件进行审查, 以确定哪些文件在下届政府可以继续保留 (8) 。1960年11月2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正式提议废除NSC 143/2号文件, “因为它包含的内容已经不再有效”;12月26日, 总统做出了同意的批示 (9) 。这标志着组建志愿自由队的提议被正式弃用。

  

   四志愿自由队无果而终的原因

  

   翻阅西方学者的已有研究, 不难发现, 在讨论志愿自由队无果而终的原因时, 他们给出了两种明显不同的解释路径。其中一种以美国学者布兰德斯(H.W.Brands) 为代表, 认为它更多是由于美国国内的反对, 特别是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才招致了该项目的夭折 (10) ;另一种观点则更倾向于将之归因为美国欧洲盟国的反对 (11) 。应该说, 这两种解释皆有其合理之处, 但全面梳理与该论题相关的档案资料, 笔者认为两种解释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确实, 早在首次讨论志愿自由队提议之时, 美国军方便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 最明显的是担心它也许会给苏联渗透提供某种机会。但如同前文所述, 随着考察的深入, 加之“克里滕伯格委员会”对其利弊得失进行全面研究和分析之后, 美国各方基本达成了共识。就此而言, 将夭折原因简单归结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 有些过于牵强。同时, 小布兰德斯自己亦承认他在考察该问题时, “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的相关机构的很多工作文件, 特别是有关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文件仍然没有解密” (1) , 这更是从侧面证实其所作结论实际是一种推断。

   表面看来, 卡拉方诺的解释更为合理一些, 毕竟直到NSC 143/2号文件被弃用, 美国也没有同西方盟国就该问题达成最终合作协议。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经过多方论证, 美国逐渐弱化了对盟国所持立场的关注。例如, 早在1954年3月1日, 杰克逊便已明确提出:“关键的合作方不是伦敦也不是巴黎, 如果它们明白我们真的想这样做, 可能会有些不情愿但它们还是会进行合作” (2) , 这等于是点明了英法对该问题的影响并非那么重要;此后不久,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厄斯金 (G.B.Erskin) 将军亦表示, 美国落实NSC 143/2号文件不应继续受欧洲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 应该依据总统的期望和未来的美国目标开展行动 (3) ;而克里滕伯格欧洲之行之后所做结论同样认为:“这些将军们认为, 仅就技术层面而言志愿自由队并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 (4) 1955年9月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同意对NSC 143/2号文件第4段进行修正, 删除“需要进行外交接触以获得英国和法国政府认同”这一内容 (5) 。应该说, 此举实际代表美国已经基本排除了西方盟国对组建志愿自由队的影响。

   既然上述两种解释都有一些缺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该计划最终夭折?对于此问题, 实际上美国相关部门或机构在解释缘何延迟启动组建志愿自由队时已经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时机”不合适。对此, 笔者认为主要是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

   首先, 冷战紧张局势的缓和对启动组建工作产生了重大冲击。随着斯大林逝世, 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做出调整:一方面, 在亚洲地区, 由其干预最终导致朝鲜停战谈判完成, 结束了该地区长达三年的局部热战状态;另一方面, 美苏双方就缓和冷战紧张局势展开了系列谈判, 随之而来的是双方交流和沟通的明显增多。在此背景下, 两者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这就使得志愿自由队原本设想应该发挥的军事效能被严重弱化。而及至1955年, 随着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的召开, 诚如美国著名冷战史研究专家希克森 (Walter L.Hixson) 所言, “提议的逃亡者军队 (志愿自由队) 无论是对盟国还是对敌人而言都有些过于挑衅”, 从而最终促使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放弃了该提议。 (6)

   其次, 艾森豪威尔任期美国整体冷战战略的转变对筹建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就任之初, “解放”政策是美国冷战战略的主导, 美国决策层都希冀以此来扩大对苏冷战战果, 但很快他们便发现, “‘解放’政策并没有使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出来” (7) , “苏联东欧政权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保持基本稳固” (8) 。此外, 在苏联冷战政策转变的刺激下, 美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本国的冷战战略, 并于1955年1月27日批准题为“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之弱点”的编号为NSC 5505/1号的文件, 正式提出应该推行“演变”政策 (9) 。对艾森豪威尔任期美国冷战战略转变的情况, 已经有多位学者撰文予以分析, 受文章篇幅限制, 在此笔者不做过多介绍。但需要注意的是, 对成立志愿自由队的各种干扰因素进行考察, 不难发现, 之所以决定暂缓组建, 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避免对该调整造成影响。

如果说到1956年年中美国国内对是否应该设立志愿自由队还有不同声音的话, 随着“匈牙利事件”的爆发, 美国正式认识到通过激进方式来谋求解放东欧苏联几无可能, 这刺激它最终确立了“演变”政策。受其影响, 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越来越重视扩大同苏联在信息文化等领域开展交流活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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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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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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