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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天:“政治哲学”何以成为问题

更新时间:2020-08-05 10:30:08
作者: 李义天  

   作者简介:李义天,哲学博士,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084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95期

   内容提要:作为当前学界的热门领域,政治哲学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围绕“何为政治哲学”问题,学者们已经给出诸多回答并形成一定共识。然而,政治哲学之所以作为问题被提出,却是现代哲学的内部分化以及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对立分野所致。因此,对“何为政治哲学”的不同回答,不仅取决于对“何为哲学”的不同理解,而且取决于对“何为政治科学”的不同理解。来自哲学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变化,使得“政治哲学”成为一个并非自明的知识类型而亟待划界和澄清。但无论采取何种定义,“规范性”依然构成政治哲学的概念“硬核”。对“规范性”的诉求,促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自我确证和不断推广,激发了现代社会成员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我审视和重新反思。

   关键词:政治哲学/政治科学/规范性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02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后,随着译介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当代政治哲学流派被引入国内学界,各方观点和命题也激起了广泛的关注、讨论乃至争论。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和文化自信程度的提升,如何在分析这些流派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整合方案、如何在面对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反观中国古典学术的政治哲学资源、如何在思考这些命题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日益成为中国学人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然而,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清楚地知道“何为政治哲学”。毫无疑问,对于这个更加根本的问题,即便是国内学界的回答也早已汗牛充栋[1]。可是,这并不代表它不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就算是在接受了“政治哲学”的一般定义及其描述之后,我们依然可以追问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提出“何为政治哲学”这样的问题?如果该问题的答案不一而足,那么,这种多样的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它意味着什么?如果人们在诸多答案中终究可以发现政治哲学的核心特征,那么它(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成立的?综言之,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哲学”新定义,而是为了反思既有定义的复杂性,能够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梳理和澄清。

   一、何为政治哲学:哲学的内部问题

   我们如今提出“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并不代表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恰恰相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所知晓,而且所知甚多。也许,正是由于我们了解得太多,所以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我们真正感到困惑的,不是没有人提供答案,而是想搞清楚,在各式各样的答案背后是否存在一个更宏观的背景或一条更隐秘的线索。

   在20世纪思想史上,关于“何为政治哲学”最知名的回答来自施特劳斯。在1957年发表的同名论文中,施特劳斯观点鲜明地指出:哲学“是寻求普遍性的知识,寻求关于整体的知识”,是“用整体(一切事物的本性)的知识取代关于整体的意见”,因此,相应的,政治哲学就是探求政治事务的普遍本性的学说[2](P343-344)。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政治事务依其本性就是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拒绝,歌颂或谴责的对象。正是基于其本质,它们不是中立的”,所以“如果人们不按照好或坏、正义或不正义的判断标准来认真对待它们的或明确或隐晦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不按照某种善或正义的标准去衡量它们,人们也就不能理解政治事务究竟是什么”[2](P344-345)。因此,政治哲学不可能回避规范性的层面,它必须“争取获得有关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亦即,发现或建构某种善的或正义的政治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相信,“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2](P345)。可见,所谓“政治哲学”,至少可以得到两种解释:一是关于政治现象之整体研究的政治哲学;二是关于政治现象之规范要求的政治哲学。尽管从理论上讲,两种政治哲学完全可以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种不诉诸规范性的方式来讨论政治事务的运转及其本质,而无需专门考虑这种状况“应该”合乎什么价值原则——但是,至少在施特劳斯以及多数政治哲学研究者的眼中,整体性与规范性的共同出现,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最基本的知识特征。

   如今看来,这种观点已是耳熟能详甚至不证自明。然而,施特劳斯之所以提出上述问题并做出特定回答,是因为当时流行着在他看来深感忧虑的第三种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解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分析的政治哲学”(analytic political philosophy)。根据这种观点,“政治哲学”的内容和使命在于讨论和澄清政治学说中各种概念的用法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政治学说所指向的实际的政治事务。持有这类主张的学者大多具有分析哲学的背景或认同分析哲学的主张,认为哲学与现实生活无关,哲学无力也不应去直接干预生活,而是应该梳理和澄清各种理论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和用法,进而弄清楚语词及语言本身的意义和用法。相应的,“政治哲学”也无非就是提供语词分析活动的哲学研究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已:“例如,艾耶在为T.D.韦尔登的著作撰写的序言中着重指出韦尔登对政治哲学所提出的定义是符合他的观点的:政治哲学并非旨在‘维护每一个特殊的制度或为之进行斗争’,而是旨在‘说明以特殊的方式在政治研究中形成的各种论断的逻辑’,特别是‘认识应该提出的问题的范围以及为了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遵循的最适当的方法’。”[3](P9)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被认为仅仅是政治科学的方法论,是对政治科学的语言、界限和目的的研究,政治科学的逻辑和认识论,政治科学的原理论自在意识,或者说是原政治或政治‘研究’的原理论”[3](P8-9)。

   毫无疑问,政治哲学是可以被用来处理政治科学的逻辑或方法。毕竟,反思并构成任何知识或学说的“元理论”,本来就属于哲学的题中之义。况且,通过这样的元层面研究,政治哲学确实可以获得一些关于政治科学的整体性知识,进而可以获得一些关于政治现象之本质的整体性理解。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即便是元层面的研究,也不应仅限于针对“各种论断的逻辑”的讨论。因为,这只不过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关于政治现象的概念或命题的整体性,却无助于我们理解政治现象本身的整体性。更重要的是,当政治哲学以这种狭隘的方式回答“整体性”问题时,它已经完全抛弃了关于“规范性”的思考——不是关于政治概念或命题的规范性的思考,而是关于政治事务或政治生活本身的规范性的思考。对此,施特劳斯深感悲观。他说:“今天,政治哲学即使没有完全消亡,也处于衰落和可能是腐朽的状态。”[2](P345-346)在他眼里,“政治哲学”并不是用于处理政治术语的思辨学说,而是直接面对政治事务、兼具整体性与规范性的实践理论。因此,他对那些从分析哲学的视角出发得到的、被称为“政治哲学”的东西深为不满。也正因如此,他才会觉得非常有必要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何为政治哲学?”

   同样反对采取分析哲学的哲学概念及其操作方式、强调政治哲学应当具有实质性的规范维度的,当然还包括罗尔斯。在罗尔斯看来,政治哲学显然需要表达特定的政治价值,为那些根本性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理念提供基础和论证,参与构成社会公共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向公民传递关于个体和社会的某些特定的政治理念作为教诲。因此,政治哲学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规范功能:(1)解决重要的政治分歧和政治冲突;(2)将社会作为整体以及将个人作为公民来思考;(3)对社会制度采取恰当的合乎理性的论证与辩护;(4)以现实主义乌托邦的精神探讨一种合宜的政治秩序的可能性[4](P9-10)。在《正义论》等著作中,罗尔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处于规范性的维度上。对他而言,“政治哲学最主要的工作,是要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方法论,运用我们的道德直觉及各种经验性知识,建构出一套最能符合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的正义体系”[5](P5)。类似地,米勒也明确表示,政治哲学的核心依然是要研究生活价值及其实现手段的问题[6](P8)。他说:“今天的政治哲学家可以将证据建立在更坚实的经验主义基础之上了。但是他们工作的本质仍然是”“吸纳我们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并弄清人们被统治的方式,然后探究根据(他们相信自己的听众也将共享的)那些目标和价值,最好的政府形式会是什么”[6](P15)。与之相比,金里卡在这个维度上可能要更激进。他认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7](P11);基于道德哲学并契合人们的道德直觉,乃是政治哲学得以成立的关键前提。金里卡说:“政治哲学是一种道德论证,而道德论证又得诉求我们深思熟虑的直觉”“政治哲学的中心目标之一,就是要对那些相互竞争的正义理论进行评判,并进而评估这些理论为自己的立场所作辩护的力度和融贯度”[7](P13)。

   可见,对政治哲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哲学(尤其是对规范性在哲学中所处位置)的理解。也就是说,“何为政治哲学”之所以构成一个问题,是因为人们对“何为哲学”存在不同看法。到这一步为止,所有差异仍是哲学内部的差异。然而,对20世纪的政治哲学来说,使得“何为政治哲学”成为一个有意义但也更棘手问题的,在根本上不是来自人们对哲学的不同理解,而是来自哲学之外的其他研究方法的介入和竞争。正是后者的强势崛起,导致“政治哲学”成为一个并非自明的知识类型,因而亟待划界、质询和澄清。

   二、何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映射

   以哲学的方式介入政治生活、讨论政治事务,从而得出关于政治现象的学说,这样的研究不仅早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当时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西塞罗的《国家篇》均是其中代表。但是,当古代哲学家开展这方面研究时,他们只会认为自己是在从事“政治学”(politics)研究,而不是专门的“政治哲学”(political philosophy)研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他们来说,哲学的方式几乎是理解政治生活的主要乃至唯一方式。由于缺乏成熟的其他科学方法,因此他们难以想象,除了基于理性思辨的哲学讨论,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构成关于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的有效考察。显然,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政治哲学”与“政治学”之间是画等号的;甚至可以说,前者是被后者“包裹”或“遮蔽”的。换言之,如果这种观念不改变,那么“政治哲学”概念本身就不会凸显。此时,立于舞台中央的就始终只是“政治学”,而不是“政治哲学”。

实际上,自觉反思这类研究的特殊性质,意识到它们更应被命名为“政治哲学”,意识到它们只不过是政治学全部知识体系中的特定类型或分支,这是十分晚近的事。因为,只有当研究政治事务的其他方式日趋成熟或成型,以至于相关研究已经壮大到一个能够与哲学的探讨模式相抗衡的情况下,“政治哲学”才会作为一个独特的知识门类而获得有效的概念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有意义地提出“何为政治哲学”这个问题,进而谋求“政治哲学”的内涵与外延、功能与局限。在施特劳斯看来,20世纪以来,沿着韦伯所开创的实证主义路径而日益兴盛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就是那种最能迫使“政治哲学”独立呈现、但也同时使之面临最严峻挑战的方式[8](P53-58)。他说:“政治哲学被理解为与‘政治科学’截然不同的东西。这种区别是哲学与科学的基本区别的结果。甚至这种基本的区别也是新近产生的。就传统而言,哲学和科学是没有区别的……17世纪伟大的理性革命开辟了当代自然科学的道路……新的自然科学越来越独立于哲学……哲学和科学的分野得以确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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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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