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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雪村:民族国家的“错觉”:差异与认同

更新时间:2020-08-04 05:51:00
作者: 梁雪村  

   内容提要:近现代历史上的民族建构对内追求同质化,对外追求差异性。事实上,民族国家内部相对均质的状态只存在了相当短一段时间,而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体层面的融合与同化也并非政治统一的充要条件。民族国家理论对均质化的假定是民族主义的“乌托邦”。由于微小的差异一旦被政治化便可能造成严重的群体对立,执着于消除异质性的民族建构最终会被证明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对于内部长期存在异质性的多民族国家而言,真正需要消除的不是具体的差异,而是对界限的过度关注和对差异的过度政治化。良性的民族建构必须能够保持族群身份一定程度上的流动性,尽可能避免在多重认同之间制造剧烈的竞争。

   关 键 词: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异质性/差异

   作者简介:梁雪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际政治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没有差异就没有身份,建立在形形色色区分标准之上的“差异性”是身份建构的基础。在民族国家的时代,“我者”(the Self)与“他者”(the Other)的界限普遍地体现为族群之间政治和文化边界。基于现实的或想象中的边界而产生的分裂主义、失地收复主义、领土纠纷和族群仇恨,已经愈来愈成为世界局势动荡的主要诱因。全球范围内的统计数据显示,国内战争——大部分以族群争端为特征——已取代国家间战争成为军事冲突的主要战场。①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洲不同区域多次发生驱赶罗姆人(吉普赛人)的事件。②法国政府在2011年8月前后宣布解散罗姆人营地,迫使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2009年11月,瑞士全民公投决定禁止在国内建造回教尖塔,推动此项法案的瑞士人民党认为这些尖塔象征伊斯兰文化暴力的一面,与民主理念相违背。2014年5月越南发生排华事件,多个省市的华资企业被抢劫、焚烧,并造成上百人伤亡,这是继1969年5月马来西亚和1998年5月印尼排华骚乱之后东南亚国家发生的第三次严重排华事件。2017年9月,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突然举行独立公投,遭到伊拉克、土耳其、伊朗等邻国的激烈反对,伊拉克政府不惜以武力相威胁。③2017年10月,加泰罗尼亚大区在未经中央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举行独立公投,引发了西班牙的宪政危机。2018年,缅甸驱逐若开邦的穆斯林居民、导致大量罗兴亚人沦为难民的事件,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缅甸政府以及昂山素季本人均陷入严重的公共关系危机。上述危险的真正核心并没有太多新意,它恰恰是现代政治进入民族国家时代之后长期面对的困境:如何应对“异质性”(heterogeneity)——可能是内生的也可能是输入的——所引发的冲突?多民族国家能否在“差异”的基础上保持政治统一?

   一、民族国家的“错觉”

   现今世界上存在三千到六千种语言,但民族国家只有两百多个,而这些国家所使用的官方语言加起来则更要少于这一数字。这也就意味着,大量的语言系统和它们所承载的宗教、历史、文化、生活方式、道德观念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挤压。正如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之一的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现存的政治组织没有一个能真正达到“世界性”(cosmopolitan)的标准;所有政治形态均将“我们”与“他们”作为相互对立的阵营。阵营双方的每一成员兼具整合功能与区隔功能于一身——事实上,双方正是通过与对方划清界限的方式才能实现上述整合功能或区隔功能。④

   近现代历史上的民族建构对内追求同质化,对外追求差异性,其过程不乏征服与强迫。1500年的欧洲分布着五百多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及至1900年,只存留了25个主权单位。一方面,西欧国家依靠在国内推行工业生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分裂状态(居住地、职业、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最终是道德);对外则通过殖民战争将这种“同质化”推向更远的疆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通过经济逼迫(农民和传统手工业从业者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相继破产)和武力威胁(为实现殖民而采取的军事行动)来实现“同质”没有遭遇强大的抵抗。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对外强调独特性,它在努力锻造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共同体的同时,也极力避免被其他文明同化。凡是在这两方面遭到失败的族群,都没有能够登上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舞台。

   民族国家对内部同质性的强调并非没有代价。新诞生的民族国家在成立伊始几乎无一例外地因内部整合、消除局部差异的努力而导致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出现矛盾和紧张。民族国家并不是“独特性”的终结之地,在民族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对“差异”和“不同”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来自少数族裔,也可能来自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或者地区性文化群体。⑤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国家,而是被政治权力——甚至直接的暴力——糅合的多民族国家。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国家”这个对“均质性”有强烈暗示的概念经常会导致两个政治错觉:一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均质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不可逆的;二是高度的“均质化”才能保证内部团结和政治统一。

   与第一个错觉相悖的事实是:民族国家内部相对均质的状态在人类历史上只存在了相当短一段时间。直到1863年,也就是法兰西民族国家在政治上诞生之后又经过了三代人的时间,仍有20%的民众不讲法语。⑥1861年意大利统一之时,仅有2.5%的居民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意大利语。⑦即便对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来说,内部同质性的达成也相当晚近。以日本为例,日语标准化的概念直到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2年)才出现。人们现在使用的标准日语是在东京中产阶层所使用的日语“方言”基础上演变而来,在1868年之前不为大部分日本人所掌握。⑧

   汉语的标准化过程更加漫长。清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皇帝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设正音书馆(类似于现在台湾学生上的正音班)。⑨此时,后来成为世界第一大语种的英语刚刚完成了标准化。⑩雍正下此诏的起因是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进京面圣时,皇帝本人无法理解臣子的口音。自此,朝廷严令推广官话,曾一度规定,不会讲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在语言的功能还具有相当地方性的清朝早期,这一自上而下的运动日渐弛废,收效甚微。这种情况一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没有改观。孙中山先生留下来的珍贵录音需要配合字幕才能全部理解,而新中国的诸位开国元勋虽经南征北战,但各自操着一口方言或者有鲜明方言特色的官话,面对着形形色色的内宾外宾谈笑风生。普通话的大面积推广一直到改革开放才取得根本成效,1986年国家把推广普通话列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务,1992年确定推广普通话工作方针为“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在强化政府行为、扩大普及范围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至此,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课堂才开始强制使用普通话授课。

   即便民族国家经过长期的努力实现了内部的均质化,也不意味着这种状态能自然地延续下去。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更多的共同规范,也带来了“输入的多样性”。截至2010年,全球跨国界流动的人口总数高达2.14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如果以国家来衡量,其规模仅略小于人口第四大国印度尼西亚。(11)联合国难民署在《2015年流离失所问题全球趋势》的报告中称,2015年全球难民人数达2130万,达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国内流离失所者4080万人,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12)2017年6月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逾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610万人——是在海外出生的,2011年该数字仅为520万。除澳大利亚外,英国仍是澳大利亚居民最普遍的出生国,但出生在海外的澳大利亚居民中来自亚洲的最多,这是亚洲首次超越欧洲。(13)在移民问题上一直高度谨慎的日本也迫于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而开放了指定类型的工作签证。跨大范围流动的人口给移民接收国输入了丰富的多样性,这些多样性在部分情况下是不可选择的;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内部的均质化只能作为动态的存在,彻底消除差异性是民族主义的“乌托邦”。

   与第二个错觉相悖的事实是: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体层面的融合与同化并非政治统一的充要条件。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历史上的不列颠和爱尔兰。不列颠和爱尔兰在历史和地理、习惯和思维、贸易和结算、血缘和语言等许多方面几乎都是共通的。即便在爱尔兰独立之后,英国通过成立“共同旅行区”(Common Travel Area)(14)来保证联合王国原先版图之内人员流动的基本自由,因此不列颠和爱尔兰民间的通婚和融合从未间断,然而这些都没有改变两个地区在政治上长期分裂的历史走向。(15)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保障“人的权利”为关切点的现代政治原则留给“同化政策”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了。美国比较政治学家大卫·莱廷(David Laitin)曾指出:在宗教裁判所时代的西班牙,吉普赛人讲自己的语言是一种犯罪,惩罚常常是割去舌头。但是,当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以仁慈得多的手段推行阿姆哈拉语时,讲提格雷语、奥罗莫语和索马里语的民众毫不客气地声称,他们的族群受到了压迫,国际社会对皇帝的“倒行逆施”也表示极大愤慨。(16)

   二、“差异”的真相

   基于以上分析,人们不难判断,如果“民族国家”的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不能兼容一定程度的差异性,那么它的政治未来将非常暗淡。尽管国家可以对民族进行锻造,但国家锻造民族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差异”如何被看待。换句话说,在个人层面和群体层面上存在的诸多差异是否应当被视为政治问题?那些成为政治议题的差异是否必须以修改现存政治单元的方式才能够得到安抚?

   以捷克和斯洛伐克从共同建国到分道扬镳为例,尽管“捷克斯洛伐克”是将波西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与斯洛伐克的原有区域合并之后所创造出来的概念,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属于近源民族,在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存在很高的相似性。(17)在《匹兹堡协议》首次倡议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后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官方曾于1919-1938年以及1945-1993年间大力推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这个概念,但这种努力未能成功。虽然捷克人一向认同“捷克斯洛伐克”这个概念,将捷克斯洛伐克视为其领土范围内各个族群共同的家园。但是,在“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下,斯洛伐克人对“捷克斯洛伐克民族”的接受度一直不高,认为自己和捷克人是平等的两个民族。最终,为了争取自己的“平等权利”,斯洛伐克认为必须脱离原有的政治联盟独立建国。在最终的分裂阶段,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大量的共同性没有体现在政治议程当中,相反,占据人们思维空间的是那些被反复强调的“差异”。

   正如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观察到的,在政治生活中,真正引起全民和媒体兴趣的是差异。由于竞争的压迫,政治家有时候不得不去夸大一些细微差别的重要性。(18)这意味着,当差异需要被强调的时候,再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有可能被政治解读为“事关重大”。可想而知,如果以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实际差异作为政治分裂的基准,像瑞士、比利时、印度这样的国家,根本不可能统一至今。在这三个作为反例的国家中,印度的内部冲突是最剧烈的,然而,印度的政党都将自身定位为全国性的政党,其政治目标都是要争取全国范围的多数选票,哪怕其主要支持者是一个特定的族群,也不以分裂这部分领土为目标。例如鼎盛时期的印共(马),其支持者主要是西孟加拉邦的孟加拉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西孟加拉邦一直有很强的独立意愿并在邦内采取“同化政策”,然而,印共(马)没有将孟加拉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差异作为政治活动的对象,它的政治理念自始至终都不是以民族事务为导向的。族群差异的低政治化极大地帮助了印度在高度异质性的基础上维持政治统一。

著名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J.(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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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京)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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