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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春林:大数据时代的西方民主困境

更新时间:2020-08-04 05:44:45
作者: 杨春林  
一方面,人们不再只是被动接受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新闻的留言板上发表评论,在通讯软件群组和社交媒体个人主页上发言,甚至可以注册网站或公众号进行信息广播。理论上,每个人、每个社交媒体账号、每家网站都成为了一个信息源,过去处于边缘化、不受关注的政治思想和话语也开始借助互联网公开出现。另一方面,“谷歌政体”支配下的集聚效应并未将网络舆论的实际控制权交给普通民众,而是交给了少数网站和新媒体。新媒体精英们吸走了绝大多数的点击率,而这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多的商业利益。由于缺乏“守门”机制再加上绝大多数的线上消息是匿名发布的,所以带有强烈偏见、极端主义色彩的言论屡见不鲜,不真实或者对现实片面剪接后的消息在网络上被自由发布和转发,因不同政见而产生的人身攻击和言语暴力随处可见。传统媒体的衰落与新媒体的兴起深深动摇了西方民主社会的价值认同。

  

   新媒体还助长了非理性的政治竞争。一些政党和候选人通过新媒体污蔑对手、散布谣言、夸大事实、制造社会恐慌情绪等手段来打压竞争者。以“主流政治挑战者”形象示人的特朗普一方面为自己贴上“对抗精英”的标签,指责批评自己的CNN、《纽约时报》等“撒谎成性”来破坏民众对大众媒体的信任。另一方面又利用推特等新媒体攻击政敌、煽动对抗情绪,驾驭民意,被称为“推特总统”。新媒体给予了政治人物直接同民众对话的渠道,如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经常借助社交媒体与民众直接对话,吸引了大批年轻人的支持。对此,《社交媒体如何拯救了社会主义?》一文评论:“主流媒体往往对左翼充满敌意,社交媒体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宝贵资产。每一场运动都需要一个培养皿来培养它希望传染给政治机构的特定传染病。宗教改革有印刷机,法国革命有咖啡馆,今天的新左翼有推特和脸书。”(16)新媒体与民主的复杂关系已经成为政治传播的重大课题,奥地利科学院马伦·贝福特指出:“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判断新媒体的民主属性,探究它促进或者破坏民主的潜力。”(17)

  

   (三)以算法操纵投票

  

   “一人一票”的普选权是西方民主政治权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选民的投票行为决定了选举和公投的结果,投票行为取决于政治心理,选民政治心理的叠加被称为“民意”。互联网时代,民意变得更加脆弱易转向。西方政治精英除了通过借助新媒体宣传来影响民意,还联合数据精英以算法影响选民政治心理干预选举,这一事实更值得关注和警惕,它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大数据技术武器之下民主的脆弱,是新技术对西方旧的选举式民主制度形成重大挑战的集中体现。

  

   近年来,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通俄门”、脸书泄露用户隐私信息等一系列西方热门话题都指向了同一个词——基于心理数据的定向干预,作为一种政治营销手段,它可以理解为“以记录心理数据为基础通过算法进行的一对一网络定向干预”。政治领域的心理定向干预包含了以下五个基本步骤:(1)收集数据:上网者使用互联网时留下了海量个人隐私信息,被互联网公司保留下来形成大数据库。(2)获取数据:雇佣方可以直接同持有数据的公司建立商业合作来委托该公司在自家平台上开展定向广告营销,还可使用网络问卷调查和爬虫软件获取数据,或者以黑客攻击、私下交易、转手倒卖等非法方式获取数据库。(3)以评估模型分析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技术从数据库中分析出有用信息,如用户的姓名、年龄、性别、收入和教育水平、社会关系、个人喜好等,据此建立一整套个体政治心理评估体系,对数据库里的人进行政治人格分类和政治倾向测定,并最终确定干预目标。(4)个性化干预:基于对目标个体的心理评估,在目标上网时向其持续、稳定地推送为其量身打造的内容,如言语攻击、灌输恐惧、强化认同、制造怀疑、散布谣言,以此塑造、强化或改变目标个体的政治心理偏好,从而改变其投票行为,最终影响投票结果。(5)动态反馈:实时获取目标新的数据信息并进行分析,把握目标心理变化并对干预过程进行重复或者调整。以上各步骤完全是一个实时的、动态的、全自动的过程。

  

   英国脱欧公投前,脱欧派将大笔资金投入到在线广告中(18),并与一家名为聚合智囊的数据公司合作,通过网页和社交媒体向特定的选民投放了超过10亿次的定向广告,这被视为影响脱欧的重要因素(19)。而真正引发全球热议的是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它自称是“全球领先的数据驱动型传播公司和行为改变者”,其母公司英国SCL公司是一家行为分析和战略传播公司,曾是英国国防部心理战武器的提供商(20)。剑桥分析被证实运用心理定向干预技术先后参与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剑桥分析通过私下转手交易获得了脸书公司涉及3000万美国人的隐私数据用于建立心理干预算法模型。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剑桥公司受雇于共和党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并把工作重点放到了摇摆州,尽管没有得到特朗普的正面回应,但仍被媒体广泛认为是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因素(21)。最终,因非法获取脸书用户隐私信息丑闻被曝光,剑桥分析申请破产,但通过心理定向干预技术操纵民众思想来影响选举的行为才刚刚开始,它不仅威胁着民主制度的规则,还增加了选举式民主国家受到外来政治干预的风险。肯尼亚政治学家尼亚波拉曾指责剑桥分析等外国公司在2017年肯尼亚大选中操纵选民、破坏民主制(22)。当前,尽管西方国家已经在着手规范竞选中的技术干预,如2018年英国选举委员会裁定脱欧派在社交媒体上的定向干预行为违反了选举法(23),但面对飞速发展的技术,有效监督监管机制的建立将会是滞后而困难的。

  

   (四)以数据驱动决策

  

   “一切用数据说话”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信条,人们习惯于将统计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然而数据本身却不一定可靠。不同的指标体系、统计方法的差异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数据,从而把决策者导向完全不同的结论。正如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所言:“人们希望自己的行为以事实或者纯粹的理性为基础,但其实永远不会。(对于鼓动者来说)关键是在理性和事实因素的基础上产生非理性的结论。这种结论必须用事实来支持,而这种非理智的狂热也必须能够用严密的逻辑证明。”(24)数据让建议看起来更加客观,而被筛选过滤后的数据本身就暗藏目的性,通过提供符合自身利益的数据给政府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向。意大利政治学家费尔拉蒙蒂提出了对于过度依赖大数据进行决策的担忧,认为数据驱动决策的逻辑破坏了代议制民主:“数据权力从根本上颠覆了支撑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委托-代理’关系,公民和委托人被数据代理人控制。基于标准化评估的目标政治已经入侵了公共管理的大部分领域,而主观性和自由性曾是这些领域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都相信以数据为证据的人,即便各种目的的数据造假都如此容易。”(25)

  

   不仅在政府决策领域,政党的竞选决策也越来越依赖于数据分析。早在大数据技术出现以前,通过民意调查数据预测选举结果就已经得到了普遍应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机器学习让数据预测可以更加准确、方便、及时、低成本,实时预测更是让数据驱动选举策略成为政党的必然选择。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印度开发的MogIA预测机器人通过排除无效评论、实时感知舆情变化,将选区划分、历史和选举制度因素纳入预测考量,最终准确预测了特朗普的当选(26)。这场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都雇佣了数据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开展宣传战,实时分析选情并决策、网络广告投放、新媒体精准定向干预等技术手段交替上演,被媒体称为“第一场数字化竞选”(27)。当数字技术在竞选和投票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民主政治越来越像一场政党精心编排、政治家精致表演、数据科学家预测、网络精英干预、民众被操纵的精英游戏。

  

   三、大数据时代西方民主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西方民主危机成为中外学界热议的话题。尽管西方是否陷入了民主危机还存有争议,但西方民主制度正面临重大挑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8)互联网与当前的西方民主政治困境有着复杂的关联,具体来说,互联网从民主政治基本逻辑、价值基础、经济和阶级基础几个方面动摇着西方民主政治的根基。

  

   (一)破坏西方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

  

   以选举投票作为标志的西方直接民主的逻辑前提是“理性的政治人”假设,即人民作为参与政治的主体有能力依照自己的利益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和选择。后现代主义哲学反思了技术支配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物质至上主义、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塑造下的民众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力都下降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选择性被严重削弱。对网络上的多数人来说,严肃的媒体内容特别是政治评论分析的吸引力已远远低于娱乐视频和消费信息,人们对公共生活的关心和了解变得越来越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政治知识匮乏给了精英以技术操纵民意的空间。数字精英们通过新媒体和精密算法来影响普通民众的政治心理和投票的行为引发了有关政治伦理的思考:“理性的政治人”还存在吗?互联网世界的数据应该被交给技术精英或政府持有吗?通过数据技术对一个人的心理进行设计是道德的吗?失去独立思考判断的人还是自己的主人吗?当你自己的数据被技术精英偷偷用来反对你,政治投票还可靠吗?当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场域,这种少数精英支配、民众被支配的“数字寡头制”开始在与现实的交织中,侵蚀直接民主赖以生存的土壤。

  

   西方民主制度下间接民主的合理性逻辑则来源于“委托—代理”的机制,即便民众受限于政治理性的欠缺不能直接参与到公共决策中,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投票选举出政治专家组成的议会和政府,代表自己行使政治权力。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政治候选人在赢得民众支持之前,首先要赢得互联网精英及其手中的网络舆论权和数据技术的支持;另一方面,技术鸿沟的存在不仅让民众越来越难理解和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连政治家也越来越依赖数据进行决策,但数据背后很可能藏着一个带有倾向的完整利益链条。

  

   无论是在直接民主方面还是在间接民主方面,西方民主的基础逻辑均受到了挑战,数据权力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侵蚀了普通民众和政治家对民主制度的控制权。如果说自由主义价值观中政府是“必要的恶”,而互联网反民主的一面则是“无法逃脱的恶”,互联网技术的底层逻辑和人类技术发展的不可逆性决定了这一点。

  

   (二)滋生激进主义冲击民主价值

  

多元化的民主价值塑造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社会生态,同样,互联网是一个丰富的多元化世界,在上面可以找到所有政治价值观的踪迹。如今,每个人都从大众媒体时代“政治正确”公共价值的受众,变成了互联网时代个性化价值观的选择者和传播者。然而,西方价值多元的核心不仅要有多样性更要有尊重与包容,但多元的互联网却并没有带来“包容”,社会容忍度随着网络上匿名的、缺乏理性的、宣泄式的道德绑架和攻击而不断下降。一方面,极化政治正借助互联网发展蔓延,种族主义言论、民粹主义政党、极端的暴力分子都抓取了大量网络流量。另一方面,互联网在扩大公共空间的同时,也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小的场域,主流价值的空间正在慢慢坍缩。美国电子隐私信息中心主席马克·罗滕伯格评论道:“今天的互联网缺乏维持民主制度所需的许多价值,对互联网时代的非历史性理解削弱了我们国家对于民主价值的承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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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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