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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力:中国社会矛盾70年演变与化解

更新时间:2020-08-04 05:42:32
作者: 朱力  
中国革命与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探索过程,或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这是一个花了巨大的社会成本以后才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不能够苛求政治领袖只能够百分之百的正确,而不能犯错。当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是由复杂的国际背景与国内情况决定的,有做出判断的相当充足的理由。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状况去简单地评判当时的决策判断。我们得到的经验教训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可以引领中国社会健康的发展。而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则会造成中国社会的内耗,在经济发展中产生巨大挫折。“毛泽东和我们党对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一个辩证的认识过程,其中正确认识判断是历史的主流主线,错误认识判断仅仅是特定环境下的一段小曲折。”(18)

  

   我国社会重大矛盾的演变

  

   有社会主要矛盾就有社会次要矛盾。相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社会次要矛盾是发生在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矛盾。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一个,但社会的次要矛盾就有许多个。个体之间的矛盾形形色色,但不足以对社会秩序产生重大影响或破坏作用。而群体性的矛盾冲突则会影响到社会秩序,甚至影响到社会发展。具体现实的群体性矛盾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或同一社会群体内部产生的对立、冲突的一种关系状态。社会重大矛盾是指面广量大,有相当数量的人卷入,并成为社会公共麻烦,影响社会秩序的矛盾。重大社会矛盾从主体看有两层含义。一类是群体性矛盾,发生在具有某些相似要素、属性(如利益、阶级、阶层、职业、年龄、性别)的群体之间的矛盾。群体性矛盾虽然发生的频率低但规模大、社会影响大,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大。重大社会矛盾的原因通常是社会结构性的,是由于社会中某些重要的要素发生改变而引起的。二是个体矛盾,发生在个体与个体、家庭(包括家庭内部)与家庭、个体与组织之间的矛盾。虽然发生在个体、家庭身上,但发生的频率高,涉及的个体、家庭数量多,汇聚起来人数众多,也可以视为社会矛盾。这些矛盾都是经验性的,并有行动上的冲突现象发生。

  

   在新中国建立的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政治矛盾,是国民党残余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经过3年的过渡时期,“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19),社会主要矛盾由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剧烈冲突,逐步缓和下来。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一批政治身份被划为地主、资本家的人及其亲属,沦为政治上的底层群体,在工作场所和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打击、压抑,由此产生了一批人际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缓和下来。农村在建立人民公社过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先进与落后、为公与为私的矛盾,这是一种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20)这为当时将大量矛盾归为人民外部矛盾即阶级斗争的做法指明了界线,奠定了社会主义矛盾理论的基础。

  

   到20世纪50-70年代,产生了几个重大的社会矛盾,这与我国制度、政策及社会结构性因素有关。如户籍制度的逐步建立,城乡差距加大,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产生了工农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比较重大的群体性矛盾,均是由于某些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实施与群众意愿之间的落差而引发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大跃进”、自然灾害、人民公社时期出现了一些群体性矛盾。三年自然灾害后,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多万,其中职工2000多万,干部100多万。(21)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实施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1962-1979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1776.48万人。(22)由于政策与部分群众的意愿并非一致,有些人是被强制性下放的,有的在农村遇到了很大的生存问题,生活十分艰难,希望返回城市生活。这些矛盾成为当时的突出社会问题。“文革”结束后,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居民回城后找不到工作,成为“待业”人员,1978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530万人,失业率5.3%,就业矛盾突显出来。1966到1976年“文革”期间,政治性的人际矛盾重新产生。因观念不同而引发不同群众派别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冲突一度十分严重,甚至到了群体性冲突的地步,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从1972年开始,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实施,由于这一政策与部分群众的生育理念有差距,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一胎化”政策遇到了强烈的反弹与抵抗,一度成为农村突出的矛盾。在农村,由于在实施农业税的同时,基层政府借机收取各种费用,引起农民强烈的不满,农村产生了“税费”矛盾,直到2006年1月1日农业税取消。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群体性的利益矛盾产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分配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催生了各种利益群体,贫富差距与分配不公的矛盾也开始产生。基尼指数显示,“2015年0.462,2016年0.465,2017年0.4670,2018年的基尼指数大约也在0.474,都超过了警戒线”。(23)这成为社会领域最大的社会矛盾。市场中的负向竞争机制,导致了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群众对腐败日益不满,由政治问题演化成社会矛盾。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制深化,“我国原有国有企业职工1.1亿人,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则为5200万人,而原为4000万人的集体企业职工,更是锐减为1000多万人,这减少的7000多万原有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除一部分直接转到非公有制企业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长或短的下岗或失业的经历(24)。到2018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974.0万人,失业率3.8%(25)。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26),农民工群体遭受到的权益保障问题与农民工部分人对城市的越轨行为,形成新的矛盾。

  

   有些矛盾可以从法院审结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来观察。案件通常是矛盾的一方当事者或双方当事者因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冲突并违反法规的行为(当然,有些案件只是当事人违法,并没有矛盾)。我们依据可以查到的数据发现,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总共审结、执结各类案件522.97万余件(27);2013年至2017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执结各类案件8598.4万件(28)。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93.9万余件(29),2013年至2017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548.9万件(30)。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共处理各类经济纠纷案件4.9万余件(31)。2013年至2017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商事案件1643.8万件(32)。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一审民事案件264.8万余件(33)。2013年至2017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事案件3139.7万件(34)。这些数据显示了个体化的矛盾状况,增长的幅度很快,数量很多。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由经济体制改革牵动的社会结构转型不断深入,这个转换过程充满了围绕利益获取而产生的各种群体性矛盾,产生了各种群体间的摩擦、对抗乃至冲突,引起了区域性的社会不稳定。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用地,于是产生了拆迁矛盾、征地矛盾;工业化快速发展,大量资源的开采,大量工厂的建立,但环境保护没有跟上,产生了环境矛盾。截至2016年全国各地区环境信访与环境法制情况统计表中可看出,2015年全国共收到行政复议案件数为102084件,电话或网络投诉数为1646705件,(35)2018年审结环境资源案件25.1万件(36);企业的市场化运作,只顾生产效率,不顾及公平,产生了劳资矛盾,2018年,全国各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共处理争议182.6万件,涉及劳动者217.8万人,涉案金额402.6亿元。(37)企事业单位改制,引发了事改企人员不满养老金差距的矛盾;长期以来各种政策的历史局限,形成了农村民办老师等“七老”人员、军队复员转业人员、上山下乡知青等的历史遗留矛盾。计划生育政策的后遗症“失独”家庭的产生,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30岁~64岁妇女中的失独妇女为67万人。(38)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加之各种矛盾的交织,产生了干群矛盾。这些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出现了信访数量大幅上升,也出现了反复上访、无理上访、违法上访的现象,同时社会群体性事件日趋增多。

  

   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性矛盾,主要是人际矛盾,如婚姻家庭矛盾、邻里矛盾,是个体之间的利益、情感的矛盾;2018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46.1万对(39),邻里纠纷2000年有740161件,到2017年有2226370件(40)。交通工具大量增长,交通矛盾纠纷大量产生。交通事故2000年达616971件,2017年下降到203049。(41)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产生了治安矛盾、城市管理矛盾;教育医疗体制的改革,产生了教育矛盾和医患矛盾;由于矛盾的承担者通常是个体或家庭,对整体的社会秩序影响不大。

  

   我国群体性重大社会矛盾的特点主要有:

  

   重大社会矛盾的产生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这是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关系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时普遍产生的社会矛盾。如我国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产生的矛盾、失业下岗的矛盾、劳资纠纷矛盾、计划生育矛盾等。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开始产生某些新的利益型矛盾,如征地拆迁矛盾、物业纠纷矛盾、医疗纠纷、城市管理纠纷等矛盾。我国的重大社会矛盾,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决定的,它的产生具有客观必然性。

  

   重大社会矛盾由结构性因素决定。重大的社会矛盾是由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主要变量如制度、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而引发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高度整合的整体性社会,中央政府的制度、政策的实施具有整体性的效应。一项制度、政策如果设计不周全,改革政策不配套和不平衡,或者在执行过程中产生扭曲,就可能导致部分群众利益受损。结构性因素产生的负功能具有全面性,各地的矛盾具有相似性。这是社会制度、政策转换的成本,由部分利益受损群体承担了。

  

   经济利益型矛盾成为主要类型。群体性的利益矛盾如征地、拆迁、环境、企业改制、劳资、失业等矛盾,是利益受损群体与利益获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特定的利益诉求是他们行动的动力源泉。21世纪前,基层的矛盾以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与政府无关。现在的矛盾以群体利益冲突为主,矛头常常对准基层政府。这种矛盾涉及的范围广、波及的人群多、社会影响大,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影响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矛盾的表现形式以集体行动为主。社会重大矛盾的主体是群体性的,具有同质性与利益的一致性。由于平时存在熟人关系,因而面临共同利益时能够及时相互沟通,自发地组织起来并共同行动。这就是现在的社会重大矛盾常常以群体性事件爆发出来的组织结构原因。受损群体在矛盾不能够解决的时候,常常会利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施压基层政府出面调解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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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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