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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原元: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0-08-04 05:29:41
作者: 吴原元  

   内容提要: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学人开始关注域外汉学并展开评论。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的批评,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并不以为然,甚或有尖锐的批评,即使对域外汉学所擅长的“半汉”之学有所褒奖,亦非盲目推崇,实基于对自身学术的自信;1920年代后,中国学人在通过取法域外汉学欲与之抗衡的同时,也通过纠谬捍卫自身的学术尊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界在追踪域外汉学动态及选译域外汉学论著之同时,主要是基于价值主体性对域外汉学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方法论及其史料展开批判;20世纪80年代后,西潮再一次袭来,中国学界对域外汉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过于迷信、盲从,放弃了学术应有的主体性和批判性。进入新时代后,我们需要加强与域外汉学的交流与对话,同时亦应以批判之姿对域外汉学作必要的审视,坚守自身的价值主体性,如此方能为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助益之力。

   关 键 词:中国学人/域外汉学/批评史

   作者简介: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自清末民初以来,伴随着域外汉学渐成一专门学问及其东渐,中国学人开始关注域外汉学,并对其展开译介和评议。在中国学人看来,对域外汉学进行评论,是中国学人的职责所在。正如梁容若所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如果脱离中国人的阅读批评,自成一个世界,实在是最畸形的事!对于我们也是很可耻的事!以历史为生命的中华民族,是不应该懒惰到有如此‘雅量’的。”①自此,域外汉学批评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图谱的重要组成部分。②然而,学界有关20世纪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之研究,虽不可说付之阙如,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却是事实。③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的批评,无论是对域外汉学史研究还是对中国现代史学研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不了解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的批评及批评本身的时代变迁,我们既无法确知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内在面相,亦不能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镜鉴。基于此,本文拟以20世纪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批评为考察对象,对中国学人是如何评述域外汉学、批评本身存在怎样的时代变迁及其对我们的镜鉴和启示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清末民初:基于学术自信的轻蔑与褒奖

   早在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人即与域外汉学家有着较为频繁的互动交流,并对域外汉学有所关注。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稍学日文,即“广收日本书而读之”,其所读不仅为日本翻译的政治、经济、哲学、社会学等书,亦有日本学者按照西学新法撰写的中国文史论著。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东籍月旦》,即列举评点了桑原骘藏、儿岛献吉郎、市村瓒次郎、藤田丰八、那珂通世、田中萃一郎等人关于东洋史和中国史的著作,几乎囊括了当时日本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重要著述。王国维于1911年随罗振玉流寓日本京都,在其旅日的近五年间,与日本汉学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罗振玉曾言:“公(王国维)居海东,既尽弃所学乃寝馈于往岁予所赠诸家书……复与海内外学者移书论学,国内则沈乙庵尚书、柯寥园学士,欧洲则沙畹及伯希和博士,海东则内藤湖南、狩野子温、藤田剑峰诸博士,及东西两京大学诸教授。每著一书,必就予商体例,衡得失。如是者数年,所造乃益深且醇。”④归国后的王国维仍时常保持与日本学者的联系。内藤湖南多次访华,必先告知王氏行程;富冈谦藏等人到沪游学也多得王氏的帮助;来华留学的铃木虎雄甚至住留王家。⑤负笈欧美的中国学人中亦有不少人颇留心于异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譬如,留学美国的胡适曾就保尔·S.莱因斯(Paul S.Reinsch)所著《远东的思想与政治趋向》一书在人名年月等方面存在的讹误,专门作一校勘表寄与作者;发现英国汉学家翟来乐(L.Giles)在《皇家亚洲学会报》所刊《敦煌录译释》一文的释译“讹谬无数”,他亦曾专门向作者寄去校勘记,指摘其中所存在的谬误。⑥即便是居于国内的中国学人,亦与域外汉学家有着联系与往来。据许全胜的《沈曾植年谱长编》载,沈曾植曾将其所著《蒙古源流事证》、《吐蕃会盟碑》、《西夏感通塔碑》等赠予内藤湖南,并收到内藤湖南所赠的《东国通鉴》一部;他还曾参加张元济招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晚宴,“乙庵与客谈契丹、蒙古、畏兀儿国书及末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坐中亦无可掺言”。⑦文廷式在赠内藤湖南《元朝秘史》抄本时,曾题识略云:“日本内藤炳卿,熟精我邦经史,却特一代,犹所留意,余故特抄此册奉寄,愿与那珂通世君详稽发明,转以益我,不胜幸甚。”⑧

   彼时的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多不以为然,甚或进行尖锐的批评。1910年,章太炎对日本汉学这样批评道,“东方诸散儒,自物茂卿以下,亦率末学膚受,取证杂书,大好言《易》,而不道礼憲,日本人治汉土学术者,多本宋、明,不知隋唐以上。然宋人治礼者亦尚多,日本则无其人。盖浮夸传会,是其素性,言礼则无所用此也。其学固已疏矣。……然今东方人治汉学,又愈不如曩昔,长老腐充博士者,如重野安绎、三岛毅、星野恒辈。其文辞稍中程,闻见固陋,殆不知康成、子慎。诸少年学士,号为疏通,稍知宁人以来朴学。然大率随时钞疏,不能明大分,得伦类。及其好傅会,任胸臆,文以巫说,盖先后进所同。”⑨同年,章氏又在另一文批评域外汉学,“近来外人也渐渐明白了,德国人又专爱考究东方学问,也把经典史书略略翻去,但是翻书的人,能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那个口迷的中国人,又能够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么?你看日本人读中国书,约略已有一千多年,究竟训诂文义不能明白,他们所称为大儒,这边看他的话,还是许多可笑。……日本人治中国学问,这样长久,成效不过如此,何况欧洲人,只费短浅的光阴,怎么能够了解?”⑩章氏对域外汉学的批评或许过于严苛,但其他中国学人亦对域外汉学存在程度不一的轻蔑态度。钱玄同在1909年的日记中记述日本学者对古汉字的解释“谬有极可笑者”,并质疑“今之西学果可恃乎?”在他看来,“日本自唐以来沐浴中国文化者千年而犹然,况其治西学止三四十年以来乎?其不足信固也”。(11)在1916年的日记中,胡适曾如是写道,“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g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12)1902年,梁启超在评述日人所著中国史时,虽也指出其注意民间和不避讳等优点,但总体认为或体例过旧,或内容太略,“以中国人著中国史,常苦于学识之局而不达;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13)1920年代初,梁启超仍如是言道:“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门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14)在中国学人看来,中国学问精深奥妙,欧美乃至日本汉学家恐难达到如中国学人那样的化境,所谓“桐阳子苦读四十年,始略窥墨学门径”。其原因,即陈寅恪所说“育于环境,本于遗传”。留法的李思纯即曾言,“法之治中国学者,其攻中国之事物凡两途,其一探讨古物,而为古物学之搜求,其一探讨政制礼俗,而为社会学之搜求,然决未闻有专咀嚼唐诗宋词以求其神昧者。此无他,彼非鄙唐诗宋词为不足道,彼实深知文学为物,有赖于民族之环境遗传者至深,非可一蹴而几也。”(15)

   在关注“四裔”之学的中国学人看来,域外学人中不乏在“半汉”之学方面值得肯定之人。1909年,罗振玉就对年仅31岁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之博学与才华感到惊异和敬佩,称其“博通东方学术,尔雅有鉴裁,吾侪之畏友也”。(16)任教于武昌两湖书院的陈毅,奉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命于1899年至1900年赴日考察。在考察期间,他曾拜访那珂通世,与之会谈数次,推许那珂“识达古今,学贯东西,穷乙部阃奥,启后学之颛蒙,洵推当代泰斗”。归国后,他在谒见沈曾植时,备述那珂学行,“俱不胜钦仰,以不获识面为憾”。(17)王国维在读到藤田丰八的《中国古代对棉花棉布之知识》一文时,称其“甚为赅博精密”,感叹“近来日人对中国学问勇猛精进,实非昔比,我辈对许多材料不能利用,甚为憾事”。(18)他亦在致藤田丰八的信中,称赞箭内博士的《鞑靼考》,“得读箭内博士之文,考证精密,钦佩无已。其尤可喜者,多年未决之乣军问题,因此机会殆得解释之希望”。(19)

   然而,这些中国学人对部分域外汉学家的“半汉之学”所作的肯定褒奖,非盲目之推崇,实基于对自身学术的自信。以王国维为例,他曾于1915年初撰有《洛诰解》一文刊于《国学丛刊》,日本汉学家林泰辅读到后对其持有批评,认为王国维据甲骨文解释“王宾杀禋”之说有偏差。王曾先后作两函以回应林泰辅之质疑,他在信中列举事实反驳林氏之批评,最后云“吾侪当以事实,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故敢再布其区区,惟是正而详辨之。”(20)曾到中国留学,并与王国维有着频繁往来的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在追忆王国维时亦提道,“当时他告诉我他正从事音韵学研究,对史学也颇留意。在与王君的谈话中我发现,他甚少推许别人,但对在上海的学者,他极推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博大高明。”(21)为王国维所推崇的沈曾植曾就其所从事的“四裔”之学言道,“鄙人昔所研习,自以地学为多,创之在欧士以前,出之乃远出欧士以后,在昔新发明,在今或已为通行说。”(22)要知,四裔之学本域外汉学家所擅长之领域,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则因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23)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在四裔问题上中国学人的研究就落后于西洋和东洋学人。早在清末之际,中国学人就已开始关注四裔之问题。顾颉刚在总结回顾中国史学发展时曾指出,民国成立之前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继续前此学者的工作”,但“那时的史学界,还有三种新的趋势,就是一、金石学的考索,二、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三、经今文学的复兴”。(24)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及日本学界的内藤湖南、那坷通世等知名汉学家都对沈曾植的《圣武亲征录校证》和《蒙古源流考》关注有加,难怪沈氏和罗振玉都敢于说“欧人东方学业尚在幼稚时代”。此时中国学人在四裔问题方面的研究正如葛兆光所说,“当时的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还是在同一起跑线上,似乎同样列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前头”。(25)

   饶有意思的是,彼时的日本汉学界虽醉心于欧化,并欲于欧洲汉学相竞争,(26)但对于中国学人的批评仍非常在意。例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认为日本学者“比于邮人过书,门者传教”,在目录校勘之学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长井衍对于这一批评大为不满,云“清国梁启超亦剽窃日本人语,少年啧啧称之,何以讥日本学者邪?”(27)如前所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批评日本汉学“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桑原隲藏回应称,“固然,回顾这二十余年的我国学界之迟迟不进,不能不自忸怩惭愧;但总也不至于挨了梁氏这一顿痛骂那么不行吧。梁氏实在并不知道最近的我国学界是怎样的情形:像《东洋学报》、《史学杂志》、《史林》这些书,他一定是未曾过目的。如果是这样昧于我国学界之实情的梁氏;那么,他的痛骂,是一点也不足挂齿的啊!”(28)内藤湖南则更为尖刻地反讥道,“梁启超,不知其意而妄作者。”(29)

   二、1920年代后:基于与之角胜的取法和纠谬

1920年代以来,域外汉学发展迅猛,成果丰硕,正如当时学人所慨叹的那样,“近数十年,欧洲人所谓东方学,日本人所谓‘支那学’,研究甚力,进步甚速,对于专题研究,往往突过吾国硕学”。(30)面对已呈“登堂入室”之势的域外汉学,中国学人予以更为密切的关注。当时的学术刊物,就专辟栏目予以报道和介绍。燕京大学历史系创办的《史学消息》不仅设有西洋汉学和日本“支那学”方面的论文举要,而且还开设了介绍各国新刊汉学书目的专栏;《北平图书馆馆刊》的每一期,几乎都刊发关于汉学家、汉学著作、东方学刊物等方面的资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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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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