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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十四五”时期:推动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的发展

更新时间:2020-08-04 05:19:33
作者: 鄢一龙 (进入专栏)  

   鄢一龙,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要】本文尝试提出不同于以往五年规划的新发展规划框架和“十四五” 相关举措的建议。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凸显出发展的悖论,“十四五”的发展需要以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这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发展观上的体现,国家规划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五大建设要围绕提高人民的真实福祉,不但需要规划宏观发展,也需要关注中观发展与微观发展。

  

   建议“十四五”时期采取以下举措:一,通过心理建设、推进强身健体工程、净化网络空间、“革陋习、树新风”等以促进人的发展;二加强家庭建设,采取鼓励性生育政策;三、通过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潜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式、推进城市精准脱困工程,打造城市版的“精准扶贫”;五,推进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共同体建设;六,加强应对无边界总体战的能力,建设韧性社会。

      环顾全球,21世纪刚刚过去20年,但是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对于发展的乐观主义却仿佛正在消逝。整个世界仿佛成了一个充满了焦虑与失落的“起火的世界”,不但欠发达世界如此,发达地区也是乱象丛生,在新冠疫情冲击之下,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危机更是暴露无遗,正从公共卫生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

  

   今天看来,发展并不能包治百病,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也并不意味着就到达了彼岸的乐土。人类的发展程度无疑大大提高了,但是面临的问题好像并未减少而是增加了,繁华升平之下蕴藏着深刻的危机。

  

   当然,这并不能归咎于发展本身,而是西方国家发展模式出了问题,发展脱离了民众真实福祉,发展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发展的各种统计指标在增长,但是民众真实的福祉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许多地区、许多人群还陷入了停滞与下降,与少数的繁荣伴随的是普遍的凋敝,成为冲突与动荡的根源。

  

   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之治,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使得中国的发展更为稳健,更可持续。2020年中国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全面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也是近代以来中国追求民族复兴百年长征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十四五”规划是我国迈向强国阶段的开局规划,也是我国进入高收入阶段、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必将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同时也要清醒的意识到,中国发展并未摆脱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发展悖论,如同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①]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将我国的发展脆弱性与风险暴露出来,不但使我国在应对疫情期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冲击。这场疫情不但警醒我国需要补足治理体系的短板,同样也警醒我们需要补足发展的短板。我国发展模式也存在与人民真实福祉相背离的问题,需要反思四大发展迷思:

  

   一是物质中心主义的发展迷思。物质中心主义发展观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对于物质欲望满足的无止境追逐,对于物质消费的过度攀比;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将发展看成物质财富的积累。将物的发展置于人的发展之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发展观,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物质丰富能够给人提供的边际效用也在趋于下降。

  

   随着第四次产业革命推进,虚拟的世界越来越真实,真实的世界却越来越虚拟,人日益成为孤单的、疏离的、抽象的个体,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世界。在这个日益巨大的世界里,人却日益变得渺小,越来越可能成为发展的代价而被抛弃。

  

   二是资本优先迷思。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是组织生产、提供就业、促进创新的主要力量。但是过分强调资本优先,分配向资本倾斜,对于劳动、知识、管理、资源、数据等生产要素重视不足;过分强调企业家老大、企业家精神,对于劳动者精神重视不足;过分强调资本逐利的合理性,对于资本需要的社会责任要求不足,就会导致出现两极分化,阶级对立,并导致社会动荡,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性危机的根源所在,中国要避免落入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高收入陷阱,发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优势,既保护资本权利,又节制资本权力。

  

   三是统计幻像。发展通常被等同于GDP、人均收入等能够统计的经济价值量增加,五年规划长期以来最关注的也是能够统计的核心指标,但是很多对于人类真实福祉更有价值的个体精神状态、家庭状况、社会风气、文化氛围等并不能用市场价值衡量,更无法统计,我们不能陷于统计数据幻象,而要回归发展本源。

  

   四是国家宏观发展与个体微观发展脱节。对于个体而言发展是个人生活的改善,个体对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与指标经常无感,或者感觉被平均。长期以来,我们的国家规划只见国家,不见具体的人,只有宏观量,没有中观量与微观量,对于个体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庭、社区、乡村、就业单位从未涉及,这是民众觉得规划离自己太远、与自身无关的根本原因,也使得规划失去了应有的中观与微观效力。

  

   基于对于发展的反思,人类提出了包容性发展、可行能力自由、以人为本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等思想。上世纪70年代不丹率先提出国民幸福指数,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但是国民幸福指数概念也有自身缺陷,首先是主观幸福感的度量方式很难得到普遍认可,[②]其次如果将幸福指数看成对GDP的扩展,加入经济、社会、生态等指标,就难以避免其他综合指数同样出现的概念内涵不清晰,指标选择与权重都难以确定的问题。

  

   本文尝试引入国民真实福祉的概念,我们不但需要GDP的概念与GNH(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还需要国民真实福祉的概念,国民真实福祉的总量可以表示为国民福祉总值——GNW(Gross National Welfare),国民总福祉可以视为个体真实福祉的加总,而不同个体的福祉总是相互关联和重叠,公共部分的福祉对国民总福祉至关重要,国民福祉虽然不能像GDP一样进行数据统计,但是能够指导我们以一种更为宽广和切实的视角看待发展。

  

   我们将个体真实福祉看成一个花苞模型,从内到外分别是精神世界、身体状况、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私人财富、外部环境。(见图1)亚里士多德将善的事物分为三个部分:灵魂的善是最主要的、最高的善;身体的善其次,“适意的莫过于健康常在”;而个体所拥有的朋友、财富、权势等外在的善则是个体福祉的补充。[③]中国古人眼中的美好人生要集齐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④]被誉为“中华第一福”康熙题写的“请福续寿”的福字碑,内含“多子、多才、多寿、多田”。[⑤]

  

   精神世界的健全与丰富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一要素。“富润屋、德润身”,道德浴身,“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⑥]“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⑦]同一境遇,有苦不堪言者,有偃然处之者,有乐在其中者,“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世间良辰盛景,何处无之,所匮乏者是能乐而赏之的心灵。

  

   身体健康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二要素。身体是人类苦乐之感发源之地、寄寓之所。身心本不可分,心为身之主,身为心之宅,心明则身适,身安则心宁。身体健康粗钝层面为肢体强健,器官健康,功能健全;身体健康精微层面则为精气神完足,五脏运化,经络畅通,太和充盈。

  

   个体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三个要素。马克思说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⑧]个体与群体不可分,个体在家庭、工作场所等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个体生命的外在显像与投射;同时个体所处的家庭、工作场所等社会场域的经历也会内化为自我。个体与他人为一共同之有机体,因其亲疏远近,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生命交融与苦乐交感。

  

   个体拥有的私人财富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四个要素。个体收入与财富状况的改善能够满足个体的生存需求,扩展个体的实质自由,同时,也赋予个体更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人与为社会做出贡献。

    

   个体生活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个体真实福祉的第五个要素。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保护自然环境、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改善居住环境、安全、交通、通讯等人造环境,能够提升个体真实福祉。

  

   图1. 个体真实福祉分层图示

  

   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发展上要有不同的侧重,以提高人民真实福祉,在普遍贫困阶段,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无疑能够显著提高人民福祉;而在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重视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时要更注重环境的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物质财富积累带来的人民福祉的改善边际效用在下降,发展要更重视共同富裕、人民身心健康、共同体建设、文化建设。

  

   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观是一种包容性发展观。财富分配的扭曲使得人类总福祉大大下降。对于不同群体,同等财富带来的边际福祉效应大不相同,对于富人无足轻重的一袋粮食对于穷人而言就意味着生存需求的满足。通过减少贫困,主动调节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推进共同富裕能够显著提升社会总福祉。

  

   人民不但作为个体的加总,而且是作为个体集合体的整体,人民福祉不但有私人福祉,还有每个个体共同拥有的公共福祉。没有全体人民的真实福祉水平的提高,个体的福祉也只是建筑在沙滩之上的城堡。个体所处的社会共同体、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氛围都会显著影响其福祉水平,这些公共产品为所有人所共享,对于所有人都是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重要体现就是能够通过其拥有的公共资产,为社会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福祉。

  

   人与人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不同主体之间的福祉彼此相联,任何个体、局部离开整体都无法独善其身。人民真实福祉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发展能够脱离生产力提高的物质基础,同时需要用综合的视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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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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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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