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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远鹏:漫谈“大传统与小传统”

更新时间:2020-08-03 23:08:02
作者: 吴远鹏  

漫谈“大传统与小传统”

吴远鹏

  

(一)

   “大传统与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这一对概念,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在分析乡村社会文化时提出来的,以此来说明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传统。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的中文译名还有罗伯特·芮德菲尔德、雷德斐尔德、芮菲德、雷德斐等,本文为叙述方便,统一使用雷德菲尔德。

   在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也有译作《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认为,人类社会在脱离所谓的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在雷德菲尔德看来,文明社会的这两个部分既缺一不可又相辅相成:“大传统”依赖于“小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由居住在城镇里的社会精英将民间的知识转化上升为精英创造的知识,这类知识也因此被认为是“高雅的”、“上流的”甚至是“神圣的”;而最终,“大传统”又会经过一定的途径对“小传统”发挥作用,塑造和改造相对处于“低等”、“世俗”、“乡土”、“民间”的“小传统”,社会也由此获得变迁与发展。

   雷德菲尔德还指出,“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为“低文化”与“高文化”(high and low culture),或“俗民”与“古典”文化(folk and classic culture),以及“通俗”与“学者”文化(popular and learned culture)等等,但他仍然认为“大传统”与“小传统”两词较为中立适宜,也较能表达他所指的一个文明中两个传统的意义。他还认为这一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文明的社会,例如印度、伊斯兰、中国。

   雷德菲尔德出生于1897年,早年在芝加哥大学受教育并参加工作,1926年,他在距墨西哥城不远的一个村庄泰普兹特朗(Tepoztlan)从事人类学调查,并以此撰写博士论文。1930年,《泰普兹特朗:一个墨西哥村落——民俗生活研究》出版。1932年,雷德菲尔德又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社区比较研究,1941年,出版《尤卡坦的民俗文化》一书。作为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从事田野调查。可以说,持续16年之久的墨西哥村落社会田野调查与研究是雷德菲尔德人类学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也成为世界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两年之后,雷德菲尔德告别了这个世界。

   虽然雷德菲尔德著作的中译本(书名译为:《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译者王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2013年8月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但其“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传入中国大陆。30年来,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在大陆影响非常深广,因此,回顾其传入中国大陆的历史也就具有学术史上的意义。

  

(二)

   “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之传入中国大陆,最早应该是海外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1987年,余英时先生在大陆出版《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一书,里面有关汉代循吏的研究,就全面使用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框架。不过,这一信息似乎并未引起大陆学术界的注意,有点悄无声息、未起涟漪的感觉。学术界普遍认为,真正让这一对概念为大陆学界所熟悉并引起重视的,首要之功应当归之于1989年从台湾首次返回大陆的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

   李亦园先生,1931年生于福建泉州。1948年到台湾就读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师事李济、凌纯声等人。1953年毕业之后,进入“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工作。1958~1960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获人类学系硕士学位,之后返台工作。1968年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曾被聘为台湾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1984年当选“中研院”院士。200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澳大利亚葛利芬大学荣誉博士。李亦园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台湾人类学界的奠基者,毕生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著作有《文化的图象》、《信仰与文化》《文化与行为》《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鹳雀楼上穷千里》《口述历史:李亦园先生访问纪录》等十几种。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李亦园先生多次到大陆访问、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受聘为中央民族大学、华侨大学、广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山西大学等校名誉教授或客座教授。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李亦园先生应用雷德菲尔德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化,其中侧重点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民俗文化。他认为,中国文化中由士绅所掌握和创造的“大传统”与中国民间的“小传统”尽管表现形式有差异,但基本的核心与价值是完全一致的。在李亦园先生看来,这种基本的价值就是“致中和”——一种整体的均衡与和谐的观念。李亦园先生结合“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而提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被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家彼得·柏格教授(Peter L. Berger)归纳为“李氏假设”。在此基础上,李亦园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架构——“致中和:三层面和谐均衡的宇宙观”,这是一个基于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传统:比较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多年来对汉人民间宗教、仪式行为与中国人“气文化”研究等实证研究,而提出的描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内在理念的宏观理论模式。具体说来,这个模型有三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个人系统(人)的和谐。个人系统的和谐又分为内在跟外在,内在是追求我们身体里边的均衡,外在就是利用外在的力量来帮助内在身体的平衡。第二个系统称为自然系统(天)的和谐。自然系统在关于时间、空间上,都有所体现。时间上追求跟宇宙时间的均衡,也就是一种追求跟自然韵律的和谐,在空间方面,最主要的表现在于风水的信仰上。第三个系统,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包括人间的和谐和超自然界的和谐。李亦园先生认为“无论是‘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在这三个层面上都是共同的、一致的,而且相互影响、相互贯通。”


(三)

   1989年,当李亦园先生向大陆学界首次介绍“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论之时,李慎之先生是最早接收到这一学术信息的第一人。

   1989年5月,李亦园先生在睽隔了41年后从台湾首次返回大陆,先在家乡泉州逗留一段时间后,到北京拜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之先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务出面接待李亦园先生,两人在一起讨论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等很多问题。就是在这次会见中,李亦园先生向大陆学界首次介绍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当时李慎之先生曾敏感地指出“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李亦园先生也很赞同这一论断。

   这次在京城的初次见面,李亦园先生感觉李慎之先生“和蔼斯文”,一下子就消除了会见前初见大陆共产党高官惴惴不安的心情。而李慎之先生也对李亦园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就“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话题进行的探讨,也对他产生很大的启发,并吸收进他的学术研究之中。1994年,他曾将新写的文章《泛论天人合一》寄给李亦园先生,里面就引用了“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观点。1998年,他还在一篇重要的文章《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中特别提到,他十来年前“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

   李慎之先生早年毕业于著名的燕京大学,1949年之前就供职于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对于外国的信息历来重视,1957年之后蒙难二十载,1979年复出之后很快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及分管“国际片”的副院长,从工作关系和历史渊源来说,应该是对外国较为了解的少部分人之一,对于美国学者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理论,他在1989年才经由到访的台湾学者处听说,可见当时中国与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隔阂实在是太深了。

   在《泛论天人合一》一文中,李慎之先生开篇就指出:“‘天人合一’(Tian Ren He Yi)是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中最古老、最广泛的概念。它不但是中国国家哲学(也不妨称之为国家宗教)的儒家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切其他的思想体系,不论是属于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如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以至风水、气功、武术、房中术……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李慎之先生这篇文章主要讨论的是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天人合一”,但在文中还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大传统中的‘天人合一’说已经大大式微,但是在小传统中近年却不但重新抬头,而且日见流行”,并且明确指出传统文化中的“医、农、卜、筮、星、相”,属于“小传统”的范畴。

   1994年11月下旬,李亦园先生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化:20世纪的回顾与21世纪的前瞻”研讨会上发表《中国文化中“小传统”的再认识》一文,再次通过“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概念来论述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李亦园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代表精英文化或上层士大夫的“大传统”与代表民间文化或下层乡民的“小传统”之间自然有其贯通相扣连之处,特别是在讲究人与自然、超自然,人与人及人体内腑脏之间的合谐上,或称为“致中合”或“天人合一”的观念上,是相当一致的,然而在表现及实践上却各异。大传统着重义理与仪式,小传统则较功利甚至迷信,两者各有其优劣,如何调适转化为现代化社会所用,是研究中国文化前曕性的重点所在。李慎之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对李亦园先生关于中国文化中的“小传统”论述很感兴趣,据李亦园先生回忆,李慎之先生“对所谓‘小传统’文化较不熟悉,所以在会议休息与餐叙中以及游湖时,经常与我讨论,聚谈极为融洽,留下极为愉快的印象。”(见李亦园《怀念李慎之先生》)

《发现另一个中国》是李慎之先生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作的序言。如前所述,1989年李慎之先生与李亦园先生初次讨论中国文化的问题时,李慎之先生敏锐地觉察出“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现在为王学泰先生的书作序,李慎之先生却感到有些疑惑了,他说:“我们这个大传统到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他认为对中国文化中的“小传统”,实在有必要重新加以重视和认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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