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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远鹏:漫谈“大传统与小传统”

更新时间:2020-08-03 23:08:02
作者: 吴远鹏  

   王学泰先生的著作首次将视角投射到从来未引起学术界关注和重视的游民阶层及其文化,而游民阶层及其文化显然属于中国文化中的“小传统”,正是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普遍感兴趣的话题,而李慎之先生的这篇序言写得实在是精彩,又经过初兴的互联网的传播,因此影响非常之广。

   而王学泰先生也在2000年于《社会科学论坛》发表文章《传统与小传统》,对李慎之先生的序言进行回应,并对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进行探讨。王学泰认为,以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明时,中国古代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没有雷德菲尔德说的那样大的差别,“中国自周代以来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城市只是农村的集中与放大,两者并没有质的差别。大传统中的儒家思想正是宗法制度在思想意识层面上的表现。因此生活在宗法制度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对于儒家的基本观念是认同的。”“以农民意识为主体的民间传统与大传统没有质的差别,特别是在价值观念上,小传统是紧跟大传统的。”但是,王学泰先生结合自己长期对“游民文化”的研究也指出,把小传统定位于民间传统的话就应该看到“民间”和属于“民间”的民众不只是生活在农村的宗法农民(或称之为乡民),也应包括游荡在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阶层是脱离了宗法网络、没有稳定收入和固定居址的游荡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群,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经历养成了有别于主流社会人们的独特的心态。他们创造的文化,并在传承中逐渐固化的传统从价值取向、价值判断、知识谱系到语言符号系统(如游民组织中流行的秘密语)都与大传统有很大的差别。” 游民阶层是不能容于主流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受到正统的文人士大夫的排击。游民文化有着强烈的主动精神,因为游民不主动就无法存活,这种主动精神吸引着希望改变生活处境的社会下层民众和一切“有志不获逞”之徒。游民文化自宋代以来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异质文化传入中国以前,能够挑战和抗衡文人士大夫文化的惟有游民文化。“游民文化不仅表现在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合法或非法的活动上,更重要的是还反映在游民知识分子创作和传播的通俗文艺作品上(所以说游民不单纯是个社会问题,也是个文化问题)。这些作品或演绎游民事迹或反映游民意识,以它的独特性、通俗性和敢于触犯主流社会的规范与禁忌(专制社会的规范禁忌多如牛毛与人性中对自由的向往相抵触)而为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以“游民文化”作为“小传统”,与“文人士大夫文化”的“大传统”相比较,则雷德菲尔德的理论分析框架还是很可行的。

   2000年5月,李慎之先生又撰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再次论述到雷德菲尔德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他认为,作为一种“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不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也不论大小传统怎样划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这篇文章首先辨析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区别,李慎之先生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184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东西只要慢慢失传了,如《周礼》中的许多规矩、制度,也就从传统文化变成已死的‘文化遗迹’了;外来的东西,只要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了,与中国文化接轨而融合,它就可以称是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在李慎之先生看来,“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根据我近年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李慎之先生特别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它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教礼俗。它实际上就是历来所说的名教、礼教、礼法。我现在特别拈出‘政教礼俗’这四个字,以为可以说得更全面、更明白些。凡是能决定支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教礼俗的,就是意识形态”,“非常特殊的是:就专制主义之作为意识形态而论,不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也不论大小传统怎样划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李慎之先生的文章历来为思想界、学术界和广大普通读者所广泛关注和重视,通过这些文章对“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引述,雷德菲尔德这个理论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和共鸣。

  

(四)

   说到“大传统与小传统”在中国大陆的传播,有一位学者也是必须要提到的,那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1994年,李亦园先生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中国文化中“小传统”的再认识》的演讲,其中提到雷德菲尔德,勾起了费孝通先生的回忆。

   雷德菲尔德是费孝通先生1949年之后失去联系的老朋友。费孝通先生与雷德菲尔德是在1943年相识并开始密切交往的,不过,费孝通先生与雷德菲尔德一家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1932年。这一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应吴文藻教授之邀来华讲学,其女儿玛格丽特也随之来华。当时还是学生的费孝通先生聆听了派克教授的讲学,和同学杨庆堃一起整理派克教授的讲稿,还积极参与了派克教授在北京的教学实践,而懂得中文的玛格丽特与费孝通等中国学生在接触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3年6月,费孝通先生等六位中国教授受到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邀请抵达美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在美期间,费孝通先生与已经和雷德菲尔德结婚的玛格丽特重逢。从1943年11月至1944年年中,费孝通间续在芝加哥大学住了有5个月时间,受到雷德菲尔德玛格丽特一家的亲切关照。费孝通先生还和玛格丽特建立起相互合作将著作译成英文的工作关系。这是费孝通先生初次结识雷德菲尔德,但两人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费孝通先生很快发现两人“平行地在研究同一个领域,得到很相近的体会。”费孝通先生还曾回忆说:“我在美国从事编译时经常接触社会人类学教授雷德菲尔德的一家人。他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奠基人罗伯特•派克的女婿,也是接班人。他和我不谋而合,也主张微型分析……”。而雷德菲尔德也曾经在1948年10月底到北京访问,原计划进行讲学与调查研究,但此时的北京正面临战事,在北京停留两个多月后,南下广州。在北京期间,玛格丽特继续帮助费孝通先生将《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中的部分文章翻译成英文。雷德菲尔德回到美国后,还与费孝通先生保持通信往来了一段时间。

   费孝通先生很赞赏李亦园先生对文化的层次分析,认为“对中国文化宏观研究或微观研究都应当应用这个文化层次的分析,因为这种文化里存在着经典的和民间的区别,的确可以说在研究中国文化时表现得特别清楚也影响得特别深刻。”

   在李亦园先生演讲的触动下,费孝通先生进一步思考、阐释了他对中国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理解,费孝通先生的这些见解主要体现在1996年3月撰写的一篇长文《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该文载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中。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中存在着经典的和民间的区别,表现得特别清楚,影响也特别深刻,“这个特点在中国很可能和历史上很早就发生了文字而且是用图形作为符号,因而发展成一套和语言脱勾的文字体系有关”。由此联想到掌握这一套文字体系的“历来被称作士绅的人物”。费孝通先生回忆起在上世纪30年代抗战时期在西南后方进行农村调查时曾注意到这种在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知识分子,他把这种人看成是“城乡之间的桥梁”,这些士绅“一般和基层农民是有区别的,但存在着血缘关系,许多是农民出身或和农民保持着亲属关系,而另一方面又大多走出农村,住入乡镇和城市,成为具有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或和统治阶级相互沟通,特别是科举时期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大多出于这种人。”费孝通先生当时对这些士绅的观察和研究曾写成一些文章发表(即后来被译为英文出版的《中国士绅》)。

   费孝通先生认为,士绅的桥梁作用如果和李亦园先生的“李氏假设”联系起来就找到了大传统的载体和大小传统之间的联系人物。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费氏假设”:“在这些士大夫手上,广大民间的基层思想和愿望整理和提高出了一个头绪,使它们能和过去在民间受到尊重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历史上各代掌握有权力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维持其地位和扩大权势的需要,编制成一套行为和思想规范。其实就是在民间的实际习俗中通过选择使其能得到历代帝王的支持,用文字表达出来成为影响社会的经典”。费孝通还先生认为,“小传统作为民间广大群众从生活的实践和愿望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它的范围可以很广,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和统治者的需要相抵触的,在士大夫看来是不雅驯的,就提不到大传统中去,留在民间的乡风民俗之中”,并进一步指出,“大传统之所以能表现一部分中国文化的特点正在于它是以小传统为底子的”。士绅“通过‘难言之’把这些不雅驯的东西排除在以文字为符号的信息系统之外,就是拔除在大传统之外;但并没有在民间把这些东西消灭掉,仍在民间用口头语言口口相传,这就成了‘小传统’,还可以传给后来人”。而大传统在民间发生作用是“因为它仗着这可以超越时间的文字构成的消息系统,从识字的人传给识字的人。这些人又凭他能接触到历代传下来的经验保存了人们生活中有用的知识,利用这些传统知识能帮助别人适应生活环境,成为‘人师’,取得社会的信誉名望和特殊地位,大传统也依靠他们影响着民间大众。”费孝通还认为,“小传统”还存在“地上”与“地下”、显性与隐性的区别,“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小传统的本身,有些是暴露在‘地上’的,有些是隐蔽在‘地下’的,甚至有些已打进了潜意识的潜文化。”

   应该特别指出,费孝通先生《中国士绅》书中的文章都是完成于1946至1948年之间,当时他已经注意到要把中国乡土社会置于国家、市场所构成的更大社会体系之中来纵向立体地考察,才能获得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并且以城乡关系以及连接城乡关系的士绅为重要的研究对象。1953年,在美国的玛格丽特在与费孝通先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自整理、出版之前翻译的费先生的著作,雷德菲尔德为这部取名《中国士绅》的著作撰写序言,充分肯定费孝通先生观点。

   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雷德菲尔德很熟练地使用中国士绅的材料,对中国士绅的上升渠道及其社会生活的表述也与费孝通先生的描述颇为一致,人们很容易看出“大传统与小传统”理论模式与费孝通先生的城乡关系和士绅理论有很大的相似性,有论者甚至认为雷德菲尔德的理论“似乎是脱胎于费孝通的观点”,但雷德菲尔德为了避免给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费孝通先生带来麻烦,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却并不注明引自何人何处的观点(见张江华:《“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菲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载《社会》2015年第4期)。虽然如此,雷德菲尔德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在概念上还是有归纳和提升的。笔者认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首创权还是应该归之于雷德菲尔德。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历来有“经典文化”与“民间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观点与中国的传统说法非常契合,因此雷德菲尔德的学说很快流行开来。特别是在费孝通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带动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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