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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龙: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

更新时间:2020-08-03 00:49:15
作者: 李大龙  

   提要: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是近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认为中国边疆学具有独立学科的特点,中国边疆历史(基础)学和中国边疆应用(现状)学构成其学术体系,其下以区域构成研究方向,而话语体系则由中国边疆、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东亚传统“天下秩序”形成与发展、中国传统治边思想及其实践、海疆与海洋、中国边疆学学科等六个方面的话语体系建设构成基本内容。进而从四个方面对当前中国边疆学面临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将以少、散、乱为特点的研究队伍“团结凝聚”为“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是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和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现实需求。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队伍建设

  

   作者简介: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编审、博士生导师。

  

  

  

   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最近几年虽然没有撰写专门的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但也一直在积极推动学界同仁参与有关的讨论,并在组稿和编辑过程中逐渐有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最近有时间促使我将以前零星的看法串联起来,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认识,现整理出来,求教于学界有志于此的同仁,希望有助于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1]

  

   一、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

  

   有关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应该说涉及有关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但由于关注点不同,出现分歧并难以形成一致的意见是清理之中的。就中国边疆研究所内部讨论而言,大家围绕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讨论实际上是涉及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一是中国边疆学能否是一个学科的问题;二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和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的关系;三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和研究所当前遇到的现实问题。仔细分析,这三者既有联系,但也有不同,并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放在一起讨论似乎是难以形成一致意见的。故而,下面想将其分开谈些粗浅的认识。

  

   (一)关于中国边疆学能否是一个学科的问题。有关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思考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时有边政学和边疆学两种不同的提法,但也是混在一起的并没有看到有学者做严格区分。当时不仅出现了很多名称中含有“边疆”的学会,不少高校也设置了边政系,新中国成立后后众多的学会和这些系的设置都取消了,如果不取消的话,有可能中国边政学或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早已经形成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结合现有的学科体系却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如果有专门的研究对象、研究队伍、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并有厚重的研究积累和影响,成为一个学科也不是不可能。目前的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划分,其下已经分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其成为一级学科的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似乎有专门的研究对象、壮大的研究队伍和形成了学科有关的理论和方法,并有重要影响和学术积累应该是基础的条件。中国边疆学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而中国边疆就面积而言,占到了国土面积的60%以上,海疆则是全部;就人文而言,多元的民族与文化不同于内地;就社会发展而言,既面临着稳定的问题,更有发展的压力;就自然环境而言,保护与开发是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就国际关系而言,陆地有14个邻国,还有海疆毗邻的,需要研究的问题更多。当前,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国际关系、海洋等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学者虽然也从事中国边疆研究,但中国边疆仅仅是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且在其学科体系中并不是主流,更难以形成主流。而中国边疆学则是以中国边疆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说是通过学界有志于此的学者们的努力能够形成其他学科不具备的特点,并通过融合其他有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这是我认为中国边疆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重要理由。至于中国边政学或中国边疆学的呼声早有,为何没有成为一个学科的原因,个人感觉是虽然社会各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边疆研究的重要性,但中国边疆研究的研究队伍不够强大,学术积累也不够深厚,自己的学科体系不仅没有明确的定位,学术体系也尚未构建完成等等,这些都是制约其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因素。当然,依靠行政部门的一纸文书而成为一个学科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但属于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

  

   (二)关于中国边疆学与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领域的关系问题。尽管1983年成立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推动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且已经由“研究中心”跻身为“研究所”,取得了和其他研究所相同的身份,似乎体现着中国边疆研究所已有的研究领域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但尚不足以得到是一个学科的位置认定。对此我们应该有以下两点清醒的认识:

  

   (1)中国边疆研究所目前的研究并没有涵盖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与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建设的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中国边疆研究所以往的研究尽管分为基础研究和现实研究两大类,但已有的基础研究成果尚不能成为为构建学术体系提供支撑,而现实研究成果则往往不能公开发表,而更重要的是对学科定位尚不明确,内部存在分歧,难以形成合力。但无论如何,对“中国边疆”的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所存在的重要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尽管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都在从事与“中国边疆”有关的研究,但只有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存在与发展和中国边疆学学科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中国边疆研究所难以回避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2)尽管在现有的研究范围上存在差距,但中国边疆研究所现有八个研究室的框架结构,应该说已经和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边疆”形成完整的无缝对接。中国边疆研究所内部研究室的设置经过了由一个研究部、两个研究部到多个研究室的发展过程,尽管研究所内部对研究室研究内容和队伍建设尚没有一个成熟的认识,但东北、北部、新疆、西藏、西南、海疆、海洋与理论八个研究室的框架结构,应该说在涵盖范围上就是当今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中国边疆”的区域划分,基本涵盖了中国边疆的所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结构设计并非由中国边疆研究所内部提出,而是一个顶层设计的结果,体现着国家对中国边疆研究的需求。既然是顶层设计,而且与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中国边疆”又是吻合的,那么中国边疆研究所科研工作的最高追求就应该是为了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完成,而能否完成这“三大体系”的建设不仅关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关乎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发展,更关乎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故而,中国边疆研究所和所属研究室研究工作的展开“三大体系”建设是绕不开的重点。

  

   (三)中国边疆学学科和中国边疆研究所目前状况分析

  

   中国边疆学目前最好的状态即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被认定为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中国边疆研究所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六个研究所之一,而一些大学也设置了边疆研究院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中国边史系从事硕博研究研究生培养,云南大学、南京大学等也有边疆学的博士授予点。但是,这些做法基本是在历史学的大框架下展开的,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定位带来了迷惑和困难。面对这些迷惑和困难,想方设法去适应是一个无奈但是却是应该和必须做的选择,只是在适应过程中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对中国边疆学学科的理想追求,因为我们从事的历史学研究和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其他所有着不同的显著特点,同时对中国边疆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是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只有这样,中国边疆研究所的研究才有特点,才有存在的价值。因此,我完全同意在现有的历史学的大框架下谋求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发展壮大,但我们也要尝试着在具体研究中突破历史学的束缚,一方面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要整合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形成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在诸如研究生培养、研究队伍的整合等方面突出多学科综合的特点,为最终形成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稳定的研究队伍而做准备。实际上,中国边疆研究所现在已经形成了多学科构成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也呈现了多学科的特点,只是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整合研究队伍是当前迫切需要做的工作。

  

   总体而言,理想中的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应该是以中国边疆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中国边疆研究所虽然目前的研究不能涵盖中国边疆学学科的所有领域,但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却是关乎其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而学科是否被承认需要有丰硕的研究成果、壮大的研究队伍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做支撑,充分利用现有中国边疆研究所及其八个研究室的顶层设计,明确研究目标、形成合力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建设

  

   如果说学科体系是关系到学科定位的问题,那么学术体系则是事关一个学科内部体系结构、理论与方法等的建构问题。中国边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从目前的情况看,涉足到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一定成果的大致有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及国际关系、海疆等研究方面的学者,出版的与学科学术体系有关的论著大致提出了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社会学、中国边政学等诸多说法,但似乎中国边疆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政学和我们讨论的关系密切。

  

   (1)有关中国边疆学学术体系的讨论。以邢玉林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刊出的《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和郑汕的《中国边疆学概论》为代表。前文认为为了和“中国边疆史地学”进行区分,主张用“中国边疆学”的名称,并进而认为:“它必然与中国历史学、中国政治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也必然与相应的学科如区域经济学、区域地理学等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又不能不使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学、民族史学、民族语言学等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又必然与国际法学、外交学、海洋学等有关学科发生横向性的跨界关系”,进而提出“人的历史活动应是贯穿中国边疆学体系的主线”,学术体系的建设应该遵循四个原则:“传统的边疆研究与现代的边疆研究的贯通,脱离传统的边疆研究就等于割断了历史,现代中国边疆学的建设也就失去了根基”;“中国边疆学研究与外国边疆学研究的成果相融合”;“中国边疆学与其他学科的渗透”;“突出应用边疆学的地位”。[2]后者则在认为中国边疆学是“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民族、宗教、外交、历史、地理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 的“一门系统学科”认识基础上,从筹边观、疆域、边界、周边关系、边政、边务、边防、、边民社会等方面做了系统建构。[3]

  

   对于中国边疆学的内涵,邢玉林先生给出了由中国理论边疆学、中国应用边疆学、中国边疆地理学、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学史等5大部分构成的学术体系结构,而马大正先生则给出了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中国边疆人口学、中国边疆文化学及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等6大部分构成的学术体系。[4]此外还存在一些其他不同的说法。

  

(2)有关中国边疆政治学学术体系的讨论。中国边疆政治学是吴楚克、周平为主提出的概念。前者立足于民族学、政治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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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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