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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崧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延边地区的侵略活动

————以龙井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20-08-03 00:03:22
作者: 赵崧杰  

   一、历史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1927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成立后,武力侵吞满蒙的计划日渐清晰。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军控制着旅顺口至奉天之间的交通线路,从朝鲜咸镜北道进入中国延边地区则是日本侵华的另一条路线。由于延边地处中、朝、苏三国交界地带,日本出于对苏联军事力量的忌惮,一改关东军在南满地区直接动用武力的做法,采用间接渗透的方式展开对延边地区的侵略。在他们的诱导与协助下,大量失去土地的朝鲜农民前往中国东北地区开垦荒地。

   根据中日两国1909年签订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清政府准许日本在延边设立商埠,并开设领事馆管理侨民1。其中龙井村是延边地区的一处重要商埠2,日本驻间岛3总领事馆就设于此处。该领事馆内还设有警察所,以“保护侨民”。中国东北当局虽然在商埠内也有警察局和驻军,并在人数上占优,但相比之下,日本方面的人员部署与调动显得更为灵活。20世纪20年代中期天图铁路通车后,日本方面随时可以从朝鲜增派军警前往延边。

   日本领事馆积极为来华的朝鲜垦民充当保护人。他们用各种手段笼络垦民,并在地方上扶持了一批亲日组织,借以管理垦民4。中国东北当局则要求朝鲜垦民必须归化入籍,并禁止未入籍者购买土地。然而实际上,由于基层行政力量覆盖不足,东北当局未能真正将朝鲜垦民群体纳入管理范围。一些垦民即使完成了归化入籍手续,也仍未摆脱日本领事馆的控制。5

   虽然大部分朝鲜垦民处于日本领事馆直接或间接控制下,但双方也存在着激烈的矛盾。1919年朝鲜半岛的“三一”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后,许多革命者前往延边,在垦民群体中继续策动革命。20世纪20年代起,延边的知识界率先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久后,延边地区出现了一批共产主义团体。他们以打击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为目标,对日本领事馆及奉系军阀下属的各类机构与设施进行破坏。日本方面对此深感不安。在朝鲜总督府6支持下,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警察在延边地区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致使当地革命力量遭到重创。

   1930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向东满地区派出联络员,对当地革命力量进行整合,并设立延边特别支部,以指导地方革命运动7。以1930年“红五月斗争”为开端,中共延边特支发起一系列暴动,持续时间长达半年。日本方面借机将“治安问题”彻底公开化,不仅借题发挥,责难中国东北当局,还意图增派军警并长期驻扎延边。

   由于中方在核心利益———主权方面不愿作出让步,日本方面为了进一步施压,便开始试探性地制造摩擦。这导致中日两国在延边的对峙进一步加剧。其中1930年10月6日夜发生的龙井事件,是一起由买卖纠纷而引发的中日军警冲突。事发后,日本立即从朝鲜咸镜北道派出大批警察增援。中国东北当局则派出延吉市政筹备处处长张书翰与日方协商善后事宜,并要求地方尽量保持克制,“务要避免再度之冲突”(2)。

   在日本方面,表面上的谈判代表是驻间岛总领事冈田兼一,但事件牵动着日本军政高层,包括日本外务省、朝鲜总督府、驻朝鲜日军在内的多方势力都参与了决策讨论。除商讨赔偿金额与形式外,日方更关注的是如何借这起事件将“治安问题”进一步放大,迫使中国东北当局在主权问题上让步。由此可见,龙井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普通的治安案件。

   有关日本对延边侵略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多侧重于考察日本领事馆对延边朝鲜移民的管理措施,而对其背后的朝鲜总督府、驻朝鲜日军乃至日本内阁的战略意图关注得不多8。另外,虽有研究专门梳理了龙井事件的发生经过,但相关成果未能就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后续影响作进一步阐述9。通过解读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日本外务省文书和中国方面的国民政府、奉系军阀档案,本文将对龙井事件的历史背景、基本经过,尤其是事件发生后的交涉过程进行还原,重点考察日本政府内部在善后问题上的分歧,从而揭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延边计划的产生与实践。

  

   二、“红五月斗争”与中日当局的反应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延边地区已经成为在华朝鲜垦民的聚居区10。由于东北当局始终未能对朝鲜垦民群体实施有效管理,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有利的发展环境。中共满洲省委于1928年进入延边地区之前,朝鲜共产党就已在此建立了良好的革命基础11。不过,由于组织发展中出现了理念和路线上的分歧,朝共逐步分化出ML派、火曜派、京上派等多个派别,各自独立活动。

   1928年底朝共解散后,根据共产国际下达的“一国一党”指示,其成员原本可以加入中共。但彼时中共满洲省委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在东满的组织系统十分薄弱,接收和领导朝鲜党员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在1930年3月以前,名义上已解散的朝共仍以各派为单位进行活动。他们延续了“三一”运动以来的抗争路线,将袭击日本领事馆及其附属设施作为主要行动目标。

   朝鲜总督府与在延边的日本领事馆通过设立朝鲜人居留民会,将情报网络覆盖到延边各主要垦民村落12。同时,日本秘密从朝鲜抽调警察派驻延边各地,在居留民会的配合下,对朝鲜垦民群体进行严密控制,尤其是监视共产主义者的动向。中国地方官员报告称:

   日人复施笼络手腕招降归顺,竟于延、珲、和、汪四县内设立日本警察十八处,朝鲜民会十八处,每一警察附设一民会,民会实为警察行政之机关,东亚帝国斯此之举,其阴谋以警察、民会为侵我东三省领土根据之步骤。13

   根据中共延边特别支部的报告,在龙井的日本领事馆对外宣称共有常驻警察120人,然而实际人数超过这一数字的三倍8。另外,日本警察从武器配备到着装制式都接近于军人14。1927年10月至1930年3月,日本警察以龙井村为中心,先后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展开三次大规模搜捕,总计有240人被捕,日本方面称其为三次“间岛共产党破坏事件”15。

   正当朝共原有组织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之际,中共满洲省委于1930年初对朝共各派系进行了整合。同时,满洲省委下达开展“红五月斗争”的指示,要求力争在五个月内组织动员全体党员投入暴动,并借此机会考察原朝共党员16。“红五月斗争”期间,延边各地发生了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暴动。据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报告,包括天图铁路、东拓出张所以及各个学校在内的诸多日方机构及居留民会遭到袭击17。除继续加强警力部署外,日本方面希望中国东北当局配合其警察在各地搜捕暴动者。1930年6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当面向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提出了这项要求。张作相深知,答应日方要求即等于承认日本警察在商埠以外的执法权,因此,他并未正面回应林久治郎18。在日本开展了三次大规模搜捕行动后,中国东北当局就已对部分日本警察在商埠外执行逮捕任务有所不满,并针对这一情况制定了《取缔韩侨维护主权办法》,指出“取缔韩党”的任务应由中国军警担负,并要求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不得再派日警出动擅行逮捕垦民”19。为了不给日本提供出动警察在商埠外随意行动的理由,东北当局出动军警,对参加暴动者进行搜捕,并向日本驻间岛总领事馆提供了部分搜捕及审讯报告20。东北当局此举虽出于被动,但对日本警察在延边的活动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在收到“红五月斗争”的反馈报告后,中共满洲省委对行动给予积极、正面评价,并指示沿着这一路线继续坚持斗争21。在此后的行动中,奉系军阀也被列为袭击对象,部分暴动者试图直接抢夺武器,以建立武装,这引起了东北当局的高度警惕22。1930年8月1日,大批暴动者在敦化县境内割断奉系当局架设的电线,并围攻军事设施,造成三人受伤。事发后,吉林省政府派出军警展开搜捕,被捕者达176人,其中有15人因“情节严重”被枪决23。

   尽管事发地点在商埠区域外,不属于日本警察的执法范围,但日本领事馆仍以有朝鲜垦民涉案为由,要求介入案件审理。日本驻吉林总领事于9月11日发出外交照会,认为朝鲜垦民为日本国籍,中国当局无权对其进行处置,并要求中方提供详细的犯罪证据并解释判罚依据24。之后,日方又对案件审判程序提出质疑,认为吉林省当局对涉案朝鲜垦民的定罪过于严苛,致使一些无辜者被误认成暴动者。根据日方要求,今后再有此类案件,应由中日双方联合审理。(5)

   对于日本方面借垦民国籍问题干涉中国司法主权的图谋,吉林省当局有所察觉,遂答复曰:“国籍解释不同之点,原非地方所能解决,毋庸细述。”同时强调:“此案详细情形原无说明之必要,特以睦谊所关,故不惜缕述如此。”25虽未正面回应日本提出的国籍问题,但为了“免之在人耳目”,吉林省当局还是在案件审判结果上向日本作出退让,派专人前往敦化重新审理案件,并对尚未处刑的130名涉案者采取“宽大原则”,一律保释26。在省政府主席张作相看来,案件的审判过程虽有妥协,但仍保住了审判权这一底线。而对日方来说,他们还需继续千方百计地寻找时机,在主权问题上制造事端。龙井事件的发生恰好为其提供了一个契机。

  

   三、龙井事件的发生与日本的强硬施压

  

   1930年10月6日晚,中日军警在龙井村发生冲突,造成两名日本警察毙命,一人重伤。事发经过后来被演绎成多个版本。最先传出的消息来自驻扎在延吉的中国东北军。其发往吉林省政府的急电称,“有日警入我哨线,向其诘问口号,不应,反向我开枪,经还击,毙日警二名”27。电报中最重要的细节是日本警察开枪在先,中国士兵还击在后。这是判定事件责任的关键信息,多家报刊在转载消息时都强调了这一点(9)。

   10月12日,龙井村商埠局以公电的形式完整讲述了事件经过,大致情形如下:10月6日晚9时,在龙井村阜宁胡同口,六七名朝鲜人未付钱就拿走了中国商贩杨福瑞的梨,双方遂发生口角。争执中,杨福瑞被打倒在地。一名过路的中国人将其救下,并抓住一名朝鲜人,准备将其押往商埠局。一名经过的中国警察正要进行处置时,十余名日本警察赶到事发地,将小贩与中国警察强行带至日本警察所。龙井村商埠局得知后,立即派翻译及督察前往交涉,中国小贩和警察才得以脱身。然而,事情并未结束。当晚10时,驻龙井村的东北军第13旅第7团第1营第3连哨兵发现有十余名全副武装的日本警察向哨所急行而来。哨兵立即令其停止前进,并询问口令。对方不予理会,并向哨兵开枪射击。中国哨兵见状立即卧倒还击。这时阜宁胡同又出现数名持枪日本警察,前后两批日警同时从南北两面夹击哨所。处于劣势的中国哨兵边还击边退入商会院内。在这场冲突中,日本警察有两人被击毙,一人受重伤。28

   事发次日,日本驻间岛总领事冈田兼一通过电报向朝鲜总督和外务大臣报告了事件经过。不过,他的版本与中国警方的版本在关键信息上存在较大不同。电文称,日本警察在解救受殴打的朝鲜人时遭到中国军人开枪射击,并认为这是一起“中国陆军有计划的暴行”29。对于日方而言,身处龙井村的冈田兼一是前方消息的主要提供者,于是朝鲜报纸随后转述了他的说法。《东亚日报》10月8日报道称:“龙井市内10名日本警官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中国首先射击,警官吉冈与藤田两人死亡,高桥受重伤生命危急。”30冈田兼一一口咬定中国军人开枪在先,他在前述电报中建议日本警察尽快对龙井村主要区域及街道进行警戒。鉴于当时在延边的日警人数有限,不足以完全掌控局面,因此,他请求增派300名警察前去支援31。

朝鲜总督斋藤实收到电报后,立即命令咸镜北道知事调集力量准备增援龙井村。10月7日下午3时15分,第一批完成集结的103名日本警察从朝鲜上三峰出发,前往图们江对岸的中国村庄———开山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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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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