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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叠加与凝固 ——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更新时间:2020-08-02 21:25:59
作者: 葛兆光 (进入专栏)  
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指向北开窗才能见日的极南方),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也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一句以下对中国的自我描述,说明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认知,到了司马迁那个时代,西面是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是海岱、江浙,这已经大体划出“疆域”,它表明“中国”的初步形成。

  

   长达四百余年的两汉,似乎确立了“中国”的文化世界。但是尽管如此,中国与周边的文化接融仍然没有停歇。实际上,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隋唐,四方辐辏、彼此交融的情况更加明显,特别是东汉之后到隋唐时期,更是一个各种异文化重铸中国文化的重要时期。请允许我用最粗略的方法简单叙述:

  

   (一)从民族上来说,秦汉时代,西方与西域三十六国、北方与匈奴,南方与百越,南北朝时期与鲜卑、羌,交往都相当多,各种种族互相融合,以至于西晋时代充满焦虑的汉族文人士大夫江统要写《徙戎论》来警告人们,警惕这一种族混融杂居的状况。不止是北方有胡汉的交融,南方也一样,有着汉族文化的南侵和蛮族文化的加入,谭其骧指出,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的汉人,都杂糅了很多异族血统,现在湖南地方的汉人就融入很多“蛮族”的文化。到了隋唐,突厥、吐蕃、回纥相继崛起,波斯、天竺人迁入,粟特、沙陀人处处皆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胡、汉混融的文化共同体,胡人未必会有外来异族的感觉,而汉族也未必就有绝对的优越感。就连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都特别好“胡风”,喜爱突厥语言与风俗。而胡人则很多人都在中国的中心区域并进入上层,所以,元代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的时候曾经感慨:“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不妨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印度的瞿昙氏,可以几代成为唐王朝的技术官僚,波斯萨珊王朝君主与贵族、僧侣,也可以成为大唐臣民甚至长安市民。很多异族或者异国人后来都融入中国,不仅成为中国人而且成为所谓京兆人或长安人。正因为异域血缘融入汉族,才出现了陈寅恪所说的“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的大唐盛世现象。

  

   (二)再说物品的交流,看过谢弗(Edward H. Schafer)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舶来品研究》(中文翻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以及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的名著《中国伊朗编》的人们就会知道,在中古时期,不仅各种珍奇、药物、香料、葡萄、紫檀、莲花,也包括百戏、胡舞、胡服、胡粉等纷纷进入中国,就出现了所谓“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稹《法曲》)的现象,这一点无需多说。

  

   (三)再看宗教方面,来自印度与西域的佛教、本土崛起的道教、来自中亚甚至更远地区的三夷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纷纷涌入中国,无论在西域,在敦煌,还是在长安,各种宗教既互相冲突也互相融合。各种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的程度有多深呢?这里也举一个例子,8世纪中叶大约在四川成都编成的禅宗史书《历代法宝记》里面,就记载了佛教与摩尼教、景教冲突的故事,说明在罽宾(今新疆)就有来自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三教之冲突,而这种冲突的故事,不仅已经传入内地,还刺激着内地宗教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纷纷涌入中国的各种外来宗教,一方面引起了传统儒家的危机感,一方面也在危机感中产生的抵抗中,渐渐彼此汇合生成新的思想与文化。

  

   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反对过去把古代中国视为“封闭”“内向”和“保守”的说法,也反对把近代中国看成是由于西方冲击,中国被迫回应的观点,开始强调中国的一贯开放性。2000年有两本书很有趣,美国学者韩森(Valerie Hansen)出版的一本中古中国史新著,书名就叫“开放的帝国”,她认为,古代中国就是一个外向的,生机勃勃的帝国。而同一年,另一个美国学者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他的近代中国史著作中,也讨论了早期中国的世界主义,从政治、宗教、商业各个方面来反驳中国史封闭和内向的说法。

  

文化史在宋代有一个再转折

  

   不过,中国文化史在宋代有一次深刻的变化。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讨论过“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说明古代中国原本对于种族、文化和宗教的开放心怀和叠加状况,在宋代逐渐转变,经过中古时期叠加了很多异族色彩的汉族中国文化,也在这个时代第二次重建、清理并且再次凝固,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汉族中国文化传统,当然,这是一个既旧且新的新传统。

  

   8世纪中叶以来,突厥、波斯、粟特、回鹘、吐蕃、沙陀等等各种非汉族人因为战乱大量涌入,一直到10世纪中叶的五代十国,各种异族纷纷进入内地,不仅带来族群的问题,也带来宗教的问题,这对传统居于中心的汉族文明有很大的威胁。虽然宋代初步一统,然而宋代的北方异族政权辽(契丹)、夏(党项羌)、金(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都对汉族政权虎视眈眈。正如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所说:“宋代虽然出现了统一国家,但是,燕云十六州被契丹所占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国与宋对抗,契丹与西夏都对等地与宋同称皇帝,而且宋王朝对辽每岁纳币,与西夏保持战争状态,这时候,东亚的国际关系,已经与唐代前期雄踞天下、册封周边诸国成为藩国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从这一状况来看,东亚从此开始了不承认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于是,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的时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显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实世界与观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国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时代,民族和国家的自我意识却在日益升高。

  

   这种情况影响到了中国文化史的巨大变化,即全力捍卫汉族文化、强行推广汉族文化。对异族文化的高度警惕,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这个时代的“国是”,即上下一致的思想与文化共识。“中国”在“外国”的环绕下,凸显出自己的空间也划定了有限的边界,从而也在文化上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汉文化”在“异文化”的压迫下,不再像唐代或唐代之前那样,满不在乎地开放自己的领地,大度地容纳各种异类,而是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与清晰的边界。

  

   这个重新强化汉族王朝的权力,捍卫汉族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潮,是从中唐就开始的,从韩愈以来,这种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可以称为“尊王攘夷”的趋向,就在危机感很深的知识群体中浮现。为什么韩愈如此重要?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是因为韩愈在建立儒家道统、扫除章句繁琐、排斥佛道以救政俗、排佛申明夷夏大防、改进文体以利宣传、奖掖后进促进学说流传等六方面有其历史意义。从文化史的角度说,这就是重新建立汉族文化的权威和排斥异族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取向一直蔓延到宋代,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前期朝廷重建礼仪,经学家以《春秋》之学鼓吹尊王攘夷,史学家对于唐代兴亡和五代社会问题进行反省,于是,在“澶渊之盟”即11世纪以后,出现从石介的《中国论》到欧阳修、章衡、司马光关于“正统”之讨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潮流?同时,宋代士大夫在面对新的国际秩序挑战之外,还要面对国内的合法性危机冲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新王朝已不再是天生拥有权力的贵族政权,赵宋王朝为什么合法,皇帝为什么是神圣的和权威的,都需要重新进行论证。这就是为什么宋王朝从建立之初,就要一方面祭天封禅、祀汾阴、制造天书事件,一方面要重回三代,制礼作乐,制定新政策,保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原因。特别是,古代中国始终是以“三代”为最高理想的,因此,宋代不仅是皇帝(如真宗与徽宗)对于文化的复古更新很有热情,官僚士大夫无论保守还是激进(如王安石和朱熹),也极力支持“一道德,同风俗”,这一理想连一般士绅也受到鼓动,这对人们重新确立这个帝国的文化边界与思想路标,尤其有明显的影响。

  

宋代之后文化史的再变化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代开始在国家(朝廷)和士绅(地方)双重推动下,逐渐重新建立了以汉族传统、儒家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同一性,“中国文化”再一次“凝固”。正如我在《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所说的,正是在国家用“制度”,士绅以“教化”,两方一致的推动中,一些儒家原则被当作天经地义的伦理道德确定下来,按照这种原则建立有序生活的制度也被认同,并逐渐推广到了各个地区。像家庭、宗族秩序的基础“孝”、国家秩序的观念基础“忠”,都成了笼罩性的伦理,就连原来是化外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也必须随时注意皇权的存在。来自古老儒家仪式的礼仪制度,也渐渐扩展到各个区域的民众生活中,成了新的习俗,一些被“文化”拒绝的生活习惯与嗜好被确定为错误,比如所谓的过度饮酒、贪恋美色、聚敛财物,以及个性强烈的表现,即酒色财气,越来越被当作可耻的习惯。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在汉族中国国家空间中,伦理道德的同一性被逐渐建构起来,普遍被认同的文化世界开始形成,并奠定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中国文化”似乎在宋代再一次型塑成“汉族中国的文化”。前面我们所说的“中国的”文化的特点,就是在这个时代再次被塑造、被奠定、被日常化的。正如国际学界都基本承认的“唐宋变革说”所指出的,在唐宋之间,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宋代中国的文化与此前的汉唐中国文化,其实很不一样。由于有了“他者”,它开始有了“排他性”,因而,这是“中国的”文化,是“汉族的”传统。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A. Bol)那部有关宋代思想文化史的著作用了This Culture of Ours为题,相当有深意。毫无疑问,这个文化,是后来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主流,但是它并不是一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历史相当诡异,宋代重建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文化,再次确定了儒家为基础的伦理,形成了汉族的中国意识。

  

   但值得文化史特别强调的是,尽管宋代重建了汉族中国文化,形成了新的传统,并且影响深远,但是,后来中国历史又有两次巨大的转折和变化。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蒙古与满清两次进入汉族文化区域并统治汉族中国,给中国带来了更多民族血缘,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异族文化,也给中国拓展了原本的疆域,因此,在此后的那些时代,所谓“中国的”文化传统就越发不容易界定。

  

   13-14世纪,蒙古文化随着政权更迭进入汉族中国,它对于中国文化世界的影响其实很深,至今我们对这种“蒙古化”的研究还不很充分。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说“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虽然有些夸张,但是,所谓“上下无等”“辫发左衽”等等异族风俗,确实影响很深。据说,当时华北的汉族中国人包括士大夫,已经对胡汉之分很不敏感,所谓“天下污染日深,虽学士大夫,尚且不知此意”,这已经导致“宋之遗俗,消灭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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