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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驰: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

更新时间:2020-08-01 23:10:14
作者: 刘驰  

   摘    要:

   十六国时期是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并行的时期, 但过去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 对于这一时期的货币制度存在着许多误解与偏见。近年来不断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成果的面世, 为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情况提供了可能。目前已知至少在其中十二个政权中曾程度不等地流通过铜钱, 因此, 过去一些认为这一时期的北方基本不使用钱币的观点似需要有所修正。一些政权所铸造的钱币, 在其他政权辖区内出现, 表示其在扮演境内商品交换媒介的同时, 还在跨境贸易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金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货币功能, 尤其是大额交易中, 但其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各政权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交易中。对于在河西地区流通的外国金银币, 目前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尚难于得出肯定的结论, 今后应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十六国; 货币制度; 铜钱; 金银币;

  

   分裂割据与战乱频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 各种社会经济活动, 无不受其制约, 与汉代相比, 有很大的萎缩, 且残存的相关史料也远少于秦汉与隋唐时期, 严重制约了研究的开展。因此, 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上世纪中期以前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是第一篇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经济状况的论文, 以较为详尽的资料论证了实物货币、实物租税与实物工资的存在情况, 认为在这一时期, “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里较占优势” (1) 。此后的论著基本上沿袭全先生的论点, 并将其绝对化, 将这一时期称为“自然经济”时期。但是, 多数研究者忽略了全先生在定义中并未将货币经济与自然经济截然分开, 而只是讲在某一时期某种经济占有相对优势, 因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形式。更重要的是, 全先生的研究距今已有六十多年, 当时他仅根据史书记载, 提出自东汉末至南北朝前期, 铸钱的次数极少 (2) , 而忽视了已经流传的钱币实物及相关研究, 并据此认为“钱币的铸造额既少, 其流通量自然不多。这样一来, 遂给实物货币以流通的机会, 故自然经济遂代货币经济而起。”在此后的六十多年中曾进行过多次重要的考古发掘, 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 随着许多当年全先生所未能知晓或未予重视的钱币陆续出土, 对全先生的一些观点及论据的探讨, 理当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假如将魏晋南北朝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低谷, 则十六国时期是当之无愧的谷底, 可即使在这战祸连年的时期, 铸币并未停止, 无论新币还是旧币, 都仍在社会经济中占有着一席之地。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货币铸造与流通情况, 对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 都至关紧要。近年来不断进行的科学考古发掘和相关研究成果的面世, 则为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可能。

   1949年以后, 尤其是近年来陆续有些相关论著中对十六国的货币进行了一定的叙述 (1) , 有的研究者还曾在深入研究中对自己的论述加以补充和修正 (2) , 但总体来说, 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对资料的把握方面, 都还有所不足。因此, 对于十六国时期的货币体系及其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等问题, 还需要学界进一步地深入探讨。本文只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对当时金属货币状况进行的一个初步研究 (3) , 谬误之处, 尚祈各界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铜钱的铸造

  

   从现在已经发现的钱币实物中, 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有四种出于这一时期的政权, 只是自发现之日起, 对其所属的年代与政权, 就争议不止, 直到近年来各地钱币的出土数量不断增加, 从而促进了研究的进展, 意见才逐渐趋于统一。

   后赵是十六国中第一个进行铸造钱币尝试的政权, 或许因为石勒幼年曾有从商的经历 (4) , 他对于商业的关注显然比同时期的各统治者要高得多。他在自称赵王之前就“置挈壶署, 铸丰货钱” (5) 。由于有着史书的明确记载, 加之有实物支持, 因而对于后赵政权铸钱的观点, 争议最少, 已成为学界共识。

   “丰货”钱现在并不少见, 其钱文分篆书与隶书两种, 皆横读, 每种又有不同的式样, 钱的直径与重量也有较大的差别, 直径在2.3—2.6厘米, 重量也相差不少, 仅上海博物馆中的藏品就从2.0克至2.7克 (1) 。版式、规格、重量上的差异说明其铸造的延续时间较长, 想来其当时的铸造量也很可观。在南北朝时期“丰货”钱仍在流通, 并被赋予一个颇为吉利的称谓———“富钱” (2) 。

   在西晋末期的大战乱中, 张轨控制的凉州成为北方汉人统治下的惟一乐土, 大量躲避战乱的人口涌入河西走廊, 繁荣了当地的经济, 也促进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太府参军索辅向张轨建议恢复五铢钱的使用, 以减少谷、帛作为交易中介所发生的必然损耗, 这一建议得到张轨的赞同, 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3) 。不过, 在文献中虽然记载了前凉恢复使用钱币, 但未明确记载其铸造钱币, 关于张轨及其子孙是否铸造钱币的问题, 至少已经困惑了钱币界八百多年, 在南宋绍兴十九年 (1149) 洪遵撰写的《泉志》中已将张轨五铢列为伪品 (4) , 到近代仍有学者认为前凉统治者曾铸造五铢钱 (5) , 不过同意者少, 也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 (6) , 钱币界大多采取漠视态度。此问题还需将来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解决。

   清嘉庆十年 (1805) 刘师陆在武威发现3枚钱文为“凉造新泉”的铜钱, 他怀疑是前凉张轨所铸, 遂请教著名钱币学家翁树培, 得到翁的肯定 (7) 。不过, 这种说法并未得到普遍认可, 也有人认为是两汉之际窦融统治河西时期铸造 (1) 。由于出土较少, 对于钱文的识别尚存歧义, 叶德辉就坚持认为是“凉造制泉” (2) 。戴葆庭对于铸造时期究竟是新莽还是前凉, 持存疑态度 (3) 。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的1958年版中也未将此收入, 在论述这一时期货币时仅提到“丰货”与“汉兴” (4) ;到1965年版时始增入“凉造新泉”, 而且语气并不肯定 (5) 。20世纪中期以后, 在陕西西安、甘肃武威、临洮、敦煌及新疆和阗、宁夏盐池等地陆续出土“凉造新泉” (6) , 认识趋向统一, 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这是前凉时期所铸。不过, 近年仍有少数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如新莽时期说 (7) , 北凉沮渠蒙逊时期说等 (8) , 对此问题的最后确定, 仍有待于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与更深入地探讨。

   成是以賨人李氏为首的流民集团建立起来的政权, 所占据的益州地区虽在成政权建立前后曾经有过激烈的征战, 导致不少原益州居民向荆、湘两州迁徙, 但与关中等地相比, 要安定得多, “时海内大乱, 而蜀独无事, 故归之者相寻。” (9) 李寿夺取政权后, 改国名为汉, 建年号为汉兴 (338—343) , 并将年号铸在铜钱上, 使之成为我国最早的年号钱。

   “汉兴”钱在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 因此, 对其认知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汉兴”钱很早就为人所注意, 南朝梁顾烜《钱谱》已经予以收录, 但认为是西汉初因秦钱重难用, 让百姓使用的荚钱, “今世犹有小钱, 重一铢半, 径五分, 文曰:‘汉兴’, 小篆文。” (1) 他的这种观点影响很大, 不仅历代钱币学著作沿袭不改 (2) , 《史记》三家注中司马贞《索隐》也收录了顾烜的见解:“《钱谱》云:文为‘汉兴’也” (3) 。杜佑《通典》亦采用其说:“汉兴, 以为秦钱重难用, 更令民铸荚钱 (杜佑自注:如榆荚也。钱重铢半, 径五分, 文曰:‘汉兴’) 。” (4) 直到清代乾隆十六年 (1751) 梁诗正等奉旨编撰的《钦定钱录》才纠正了旧说, 指出“汉兴”钱是汉李寿时铸造 (5) 。此后, 这一观点成为主流, 后出的盛大士《泉史》 (6) 、李佐贤《古泉汇》 (7) 、王锡棨《泉货汇考》 (8) 等皆持此说, 随着近年来“汉兴”钱在四川及其他地区的陆续出土, 虽仍有少数不同意见 (9) , 但已基本成为钱币界的共识。

   “汉兴”钱有直书与横书两种版式, 近年出土的多为隶书, 仅传世的有少量篆文 (10) 。目前各地出土的以直书为主, 横书的较为罕见, 所以方若《中国古钱歌》:“丰货汉兴赵成属, 汉兴文直珍横钱” (1) 。一般钱径1.6—1.7厘米, 重0.71—0.8克 (2) , 不过也有的报道称2003年自成都出土的五枚“汉兴”钱重1—1.1克 (3) , 1990年在甘肃武威红星村出土的两枚“汉兴”钱重量更达到1.7克 (4) 。

   最出乎人们意料的, 是大夏政权铸造的钱币。由于赫连勃勃为政酷暴, 轻用民力, 加之在其统治下的关中经济于战乱过后满目疮痍, 无论是经济还是商业, 都很难有较大的发展, 文献中也未见过关于铸钱的记载, 故在清代后期以前, 无人会想到这一政权可能铸造钱币。

   不过, 清后期以来在西北地区陆续发现铸有“太夏真兴”字样的钱币, 古文中“大”、“太”两个字常相互通假, 因此, 立刻被与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相联系, 即前两个字为国名, 后两个字为年号。但到底是赫连勃勃时期所铸, 还是近代伪造, 立即在钱币界引起不小的争议。目前所见最早著录者是刘喜海, 他记录了收藏经过与钱的大致形状, 但却持存疑态度 (5) ;李佐贤持否定态度, 编撰《古泉汇》时将其列入无考别品 (6) ;方若对李的说法大不以为然, 将此与“凉造新泉”相提并论 (7) , 并将其编入《中国古钱歌》 (8) ;罗振玉则在得到“太夏真兴”后, 认定是赫连勃勃时期所铸, 并因此将自己的居所称为“赫连泉舍” (9) 。当时这种钱币出土很少, 相当罕见, 基本持肯定态度的钱币名家郑家相也只见到过两枚 (10) 。因此, 尽管有伪造的嫌疑, 但在20世纪30年代, 其价格高出同时期的“凉造新泉”一倍 (1) 。随着20世纪中期以后各地钱币的陆续出土, 学界看法逐渐趋于肯定, 目前认为“太夏真兴”是夏赫连勃勃所铸的观点已成为主流。“太夏真兴”钱径2.35厘米, 重3.03克。另外, 近年有文章提出在那一地区发现有“承光”钱, 认为赫连勃勃子赫连昌的年号为承光 (425—428) , 这是赫连昌时期铸造的钱币 (2) , 但此论点尚未引起钱币学界的重视。

   以上几种钱币都是有实物传世, 但仅后赵铸钱有文献记载, 而前秦的情况恰恰相反, 有文献记载, 却无实物流传。《水经注》称前秦苻坚曾销毁秦始皇时所铸的2个铜人 (原有12个, 董卓曾毁9个铸造小钱) 铸钱, “案秦始皇二十六年, 长狄十二见于临洮, 长五丈余, 以为善祥, 铸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万斤, 坐之宫门之前, 谓之金狄……后董卓毁其九为钱, 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阳, 重不可胜, 至霸水西停之。《汉晋春秋》曰:或言金狄泣, 故留之。石虎取置邺宫。苻坚又徙之长安, 毁二为钱, 其一未至而苻坚乱, 百姓推置陕北河中。” (3) 《关中记》的记载稍有不同, 认为董卓毁坏后铜人只剩两个, 后为苻坚所销毁, 只是未明确记述其用途。“后石季龙徙之邺, 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 (4) 司马贞《史记索隐》也认为如此, “董卓坏其十为钱, 余二犹在。石季龙徙之邺, 苻坚又徙长安而销之。” (5) 这表明自北魏至唐代的史家对于苻坚销毁铜人的看法是一致的, 只是有的明确记载是用于铸钱, 有的未提用途。但使人困惑的是, 《晋书》、《十六国春秋》佚文等目前记录苻坚事迹最详的史籍缺乏这方面的记载, 近年的考古发掘中也未能确认哪种钱币是前秦政权所铸造, 故此问题目前只能存疑了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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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1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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