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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驰: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

更新时间:2020-08-01 23:10:14
作者: 刘驰  
这种情况与1933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城东泰培·马朗查 (Tepe Maranjan) 遗址所发现的窖藏情况类似, 推测其埋藏时间可能在沙卜尔三世初年 (1) 。以后的许多研究者对此推测表示认同 (2) 。

   由于史书有明确记载 (3) , 而且得到吐鲁番文书的支持, 因此对于北朝及其后的隋和初唐时期在河西走廊与西域地区曾使用金银币作为主要货币的观点, 许多学者是持赞同态度的 (4) 。但对于十六国时期金银币是否在河西地区成为流通货币的问题, 仍是个悬而未决的疑案 (5) 。不过, 即使金银币并未成为社会上的流通货币, 胡商的大量带入, 也必然增加了河西地区金银的保有量, 加大了其在大额交易中使用的机率, 并为其在北朝时期的正式流通打下基础。

   前秦苻坚平定凉州后, “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 (6) 。正说明了河西地区百姓保有金银数量相当可观, 金银在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金银不仅影响着人民的生活, 并深入到百姓的观念之中, 不仅在今世要拥有, 而且还要带到另一个世界。在吐鲁番墓葬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中多次出现“黄金千两”、“黄金百斤”乃至“黄金千斤”的记载 (7) , 这些虚拟记录反射出人们对现实生活中黄金的向往。

   在各政权之间也应用大量的金银, 用于赎回人质、表示友好或企图达到某种目的。辽西鲜卑段氏进攻石勒, 被石勒击败, 其重要将领段末柸被俘, “勒质末柸, 遣间使求和, (段) 疾六眷遂以铠马二百五十匹, 金银各一簏赎末柸, 结盟而退。” (1) 以后, 当刘琨与鲜卑段氏合谋进攻石勒时, “ (石) 勒使参军王续赍金宝遗 (段) 末柸以间之。末柸既思有以报勒恩, 又忻于厚赂, 乃说 (涉) 辰眷等引还, (刘) 琨、 (段) 匹磾亦退如蓟城。” (2) 石勒为缓和东晋大将祖逖的攻势, 下令修复祖氏的坟墓, 并派人看守, “ (祖) 逖闻之甚悦, 遣参军王愉使于 (石) 勒, 赠以方物, 修结和好。勒厚宾其使, 遣左常侍董树报聘, 以马五十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兖、豫乂安, 人得休息矣。” (3) “沮渠蒙逊伐西凉, 败西凉世子 (李) 歆于马庙, 禽其将朱元虎而还。凉公 (李) 暠以银二千斤、金二千两赎元虎;蒙逊归之, 遂与暠结盟而还。” (4) 西秦乞伏暮末派将军王伐送沮渠成都返回北凉, “ (北凉主沮渠蒙逊) 遣尚书郎王杼送 (王) 伐还秦, 并遗暮末马千匹及锦罽银缯。” (5) 《十六国春秋·西秦录》的佚文还记录了银、罽的具体数量, “沮渠蒙逊尚书郎王杼送戎罽千匹、银三百斤。” (6)

   对强势政权的臣服, 也以金银来表示。如前凉在前赵的武力威胁下, 除奉献马、牛、羊和各种珍宝外, 还有“黄金三百八十斤, 银七百斤” (7) , 使两国间一触即发的危急形势得以缓解。吐谷浑慑于前秦强大的军事力量, 奉送厚礼以表示诚意, “吐谷浑碎奚以杨纂既降, 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坚拜奚安远将军、漒川侯。” (8) 北凉沮渠牧犍无力抗衡北魏, 遂以和亲的方式以求存, “牧犍尚世祖妹武威公主, 遣其相宋繇表谢, 献马五百匹, 黄金五百斤。” (9) 西秦乞伏炽盘企图联络北魏进攻夏, “遣其尚书郎莫胡、积射将军乞伏又寅等贡黄金二百斤, 请伐 (夏) 赫连昌, 世祖许之。” (10)

  

   四结语

  

   十六国时期的货币制度相当混乱, 是实物货币与金属货币并行的时期, 而且金属货币也不仅限于铜钱。已知铸造铜钱的政权不多, 铸造的数量也不很大, 从目前出土的钱币看, 在当时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还是汉代以来的旧钱。

   后赵与前凉同样倡导用钱, 而且后赵所采取的力度要更大一些, 但结果却是一行一废, 正说明钱币的流通程度与商业发展的水平是呈正比的, 而不取决于政权的提倡与否。不过,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看待当时的史书记载, 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于文献的记载, 何况我们与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相去已远, 而且文献存少佚多, 都使研究的困难程度成倍增加。在前凉“钱遂大行, 人赖其利”的记载背后, 我们应该看到考古资料与简帛文书中反映的实物货币在流通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后赵“钱终不行”只是记载当时政权推行用钱政策的受挫, 并不意味着此后政权就彻底放弃这一努力, 当然更不能据那段记载而认为后赵时期钱币就完全退出流通领域, 因为庞大的民间钱币贮藏会随时寻求出路。

   目前已知至少在其中十二个政权中曾程度不等地流通过铜钱, 因此, 过去一些认为这一时期的北方基本不使用钱币的观点似需要有所修正。另外, 一些政权所铸造的钱币, 在其他政权辖区内出现, 表示其在扮演境内商品交换媒介的同时, 还在跨境贸易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金银在现实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货币功能, 尤其是大额交易中, 但其作用更多地反映在各政权之间的政治与经济交易中。黄金在两汉时期的功能, 这一时期大部分被绢帛所替代。对于在河西地区流通的外国金银币, 目前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尚难于得出肯定的结论, 今后应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

  

   注释

  

   1 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

   2[2]“自后汉初平元年 (190) 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改铸小钱以后, 中间除却吴孙权于嘉禾五年 (236) 春铸当五百大钱, 赤乌元年 (238) 春铸当千大钱, 及蜀刘备于建安二十三年 (218—9) 左右铸直百钱外, 直到宋元嘉七年 (430) 十月, 及北魏太和十九年 (495—6) , 始再有铸钱的史实。” (全汉昇:《中古自然经济》) 依照全先生的说法, 江南地区有200年未曾铸钱, 而中原地区停止铸钱的时间则长达300年。这种说法与现在所了解的史实有着相当的差距。

   3 (1) 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第2版) , 吴慧《中国商业史》第二册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3年) , 肖清《中国古代货币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年) , 朱和平《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与封建经济体制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年) , 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甘肃金融》2002年S2期) , 操晓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钱币问题》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等。此外, 还发表有不少考古发掘报告与钱币学方面的论文, 限于篇幅, 将在文中引用时逐一注出。

   4[2]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1958年版中, 对十六国时期铸造的钱币, 只提到丰货与汉兴, 而在1965年版, 则增加了凉造新泉和大夏真兴, 还提到前秦苻坚铸钱的可能性。只是从文中提法看, 作者对新增的两种货币尚持存疑态度。

   5[3]文中未涉及实物货币, 并非忽视其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而是限于篇幅, 将在另文中加以论述。

   6[4]《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年十四, 随邑人行贩洛阳。”北京, 中华书局, 1974年, 第2707页。

   7[5]《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 第2725页。

   8 (1)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魏晋隋唐钱币》,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4年, 第39页。

   9[2]《通典》卷九《食货九·钱币下》:“丰货钱, 径一寸, 重四铢, 代人谓为富钱, 藏之令人富也。”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年, 第191页) 。洪遵《泉志》卷一五《厌胜品》:“《旧谱》曰:‘径寸, 重四铢, 文曰:丰货。世人谓之富钱, 言收此钱令人丰富。’” (同治十三年 (1874) 隶释斋校刊本5/a) 是知“代人”, 原为“世人”, 杜佑避讳改。洪遵虽然引用《晋书》记载, 知其为石勒所铸, 但仍将其归入厌胜品类, 表明至少在南宋时期, 是否将其视之为政权正式发行流通的货币, 似仍有疑义。

   10[3]《晋书》卷八六《张轨传》:“太府参军索辅言于 (张) 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 息谷帛量度之耗, 二汉制五铢钱, 通易不滞。泰始中, 河西荒废, 遂不用钱, 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 市易又难, 徒坏女工, 不任衣用, 弊之甚也。今中州离乱, 此方安全, 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 立制准布用钱, 钱遂大行, 人赖其利。”第2226页。

   11[4]《泉志》卷四《伪品上》。

   12[5]黎大祥、张河生:《十六国时期的货币探讨》。

   13[6]赵向群、张琳:《张轨铸钱说质疑——兼论前凉货币环境及“凉造新泉”的铸造时间》,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2期。

   14[7]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凉造新泉》条引翁树培《古泉汇考》记述了刘得钱及请翁鉴定的过程:“洪洞刘青园 (师陆) 曰:‘乙丑六月, 在凉州得凉造新泉三枚, 钱体小而字划多, 且就磨灭, 有真切者, 始知为凉造新泉。《晋书·张轨传》云云, 然不定果铸钱否-《载记》中若吕光、李暠、秃发、沮渠, 都无铸钱之文。而钱文曰凉, 制又甚古, 又三钱皆于河西得之, 疑即 (张) 轨所铸。’”翁树培在其后加按语:“今绎钱文, 曰‘造’, 曰‘新’, 则张轨于铸五铢之后, 又造此一种钱欤-抑 (索) 辅言复五铢而轨乃改造此新泉欤-皆未可定, 然其为前凉所铸, 无疑也。”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2年, 第1925页) 驰按:刘师陆讲所得钱笔划模糊, 看到真切的始认清钱文, 因此可知当时出土者不止他所得的3枚, 或许在此之前已有流传, 但为钱币学家所著录, 则始于此。

   15 (1) 日本钱币学家奥平昌洪《东亚钱志》就将此钱归入新莽时期, 卷7, 53/a、b, 岩波书店, 昭和十三年 (1938) 。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载有其学生金品元所编《古泉目录》, 即援引奥平昌洪书中的观点:“此钱形制、书体、铜质皆酷肖莽之货泉, 当为新莽时凉州窦氏所铸, 又此钱皆出自凉州, 可证。” (系金氏译文) 将“凉造新泉”列入两汉货币。在《古钱大辞典》再版时收录, 反映出丁福保本人对此持认可态度 (第2401页) 。不过, 丁福保《古钱学纲要》又将“凉造新泉”列为晋代货币 (上海, 上海医学书局, 1940年, 10/a) , 表明其态度转变, 又倾向于前凉。

   16[2]《古钱杂咏》卷二:“辉按:此钱文曰‘凉造制泉’, 大如五铢, 余藏有此品……盖篆文漫漶, 误认为‘新’, 余藏者字划明朗, 实‘制’字也。”11/a, 1901年自刊线装本。

   17[3]戴葆庭:《凉造新泉》, 《泉币》第1期, 上海书店影印《泉币》1—32期合订本, 1988年, 第65页。

   18[4]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1版第1次印刷, 1958年, 第127页。

   19[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2版第2次印刷, 1965年, 第216页。

20[6]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币研究》, 《中国钱币》1984年第4期;黎大祥:《武威出土的一批窖藏古币及凉造新泉》, 《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钟长发:《甘肃武威出土十六国窖藏凉造新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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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1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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