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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驰:十六国时期的金属货币

更新时间:2020-08-01 23:10:14
作者: 刘驰  
笔者比较倾向于是前秦时期的墓葬。因此, 后秦时期铜钱是否曾流通, 目前仍难断定, 还有待将来的考古发掘。

   后燕崔遹墓中铜钱的出土 (7) , 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中铜钱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这是钱币在前燕、前秦使用的继续。

   接替后燕慕容氏统治的高云因自己实力不足, “常内怀惧, 故宠养壮士以为腹心, 离班、桃仁等并专典禁卫, 委之以爪牙之任, 赏赐月至数千万。” (8) 他正处于后燕向北燕政权的过渡阶段, 这数以千万计的铜钱, 应出于后燕时期的政权库藏, 并会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再度回归北燕政权的统治者手中。因此, 认为钱币在北燕政权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于河西走廊一带有着使用钱币的传统, 前秦统治时期这种传统并未断裂。阿斯塔那305号墓出土的《缺名随葬衣物疏一》除记载各种衣饰物品外, 还有“铜钱二枚”;《缺名随葬衣物疏二》还记载:“手中铜钱二枚……帛絓六匹”;在此墓中与衣物疏同时出土的有4枚铜钱, 表明与实物是相互对应的 (1) 。后凉建立起统治后, 继续沿用前代的货币政策, 文献中有当时交易价格的记载, “ (吕光即位后, 战事不断) 时谷价踊贵, 斗直五百, 人相食, 死者太半。” (2) 后来情况愈演愈烈, 吕隆时期沮渠蒙逊进攻姑臧, “姑臧谷价踊贵, 斗直钱五千文”。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加严重, 南凉尚书左丞婆衍崘向秃发利鹿孤进言:“今姑臧饥荒残弊, 谷石万钱, 野无青草, 资食无取。” (3) 尽管后凉经济已经到达崩溃的边缘, 但仍以铜钱计价, 显现其作为市场上主要交换媒介的地位未变。

   西凉时期文献没有关于钱币的记载, 不过, 考古发掘补上了这一缺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85年配合基建对敦煌祁家湾墓群的一部分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共清理117座墓葬, 认为这些墓葬属于西晋十六国时期。根据纪年斗瓶和其他随葬品进行断代, 将这些墓葬共分为五段, 其中最后一段主要为西凉统治时期, 多个墓中出土有随葬铜钱, 尤其是出有西凉建初五年 (409) 斗瓶的M336和有建初十一年斗瓶的M369 A都出有铜钱 (4) , 表明西凉时期仍传承着用钱的习惯。

   北凉时期, 钱币依然通行于市, “ (沮渠) 蒙逊母车氏疾笃, 蒙逊升南景门, 散钱以赐百姓。” (5) 敦煌佛爷庙湾M1中出土写有玄始十年 (421) 字样的陶罐和陶钵, 还有五铢钱和“货泉”各一枚, 玄始是北凉沮渠蒙逊的年号, 因而这就是北凉时期的货币实物 (1) 。阿斯塔那2号墓出土《北凉缘禾六年翟万随葬衣物疏》记载:“手中黄丝三丈, 铜钱自副” (2) , 表现出社会底层对于铜钱的认知, 也可以作为文献的补充。

   以上材料表明, 在十六国时期, 有十二个政权的统治区内曾程度不等地流通过铜钱, 如以后确认陕西咸阳平陵十六国墓属于后秦, 则是十三个。尚未有文献与考古发现的仅有南燕、南凉和西秦, 这明显超出一般人甚至专业人士的印象 (3) 。

   从目前已经出土的钱币实物, 尤其是对出土数量较大的窖藏钱币进行分析后, 可以发现当时流通钱币的主体是汉代以来的旧钱, 当时各政权新铸的钱币所占比例很小。前面提到1989年在甘肃武威西营乡发现的古钱共计一万余枚, 有80多个品种, 其中汉代以来铸造的五铢钱占90%以上, 而当时政权新铸的“凉造新泉”有8枚, “丰货”2枚, “汉兴”1枚 (4) 。其余各地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钱币窖藏, 虽数量不等, 品种不同, 各品种所占比例也各不相似, 但五铢钱皆占绝大部分, 当时政权的新铸钱币所占比例都很少 (5) 。

  

   三金银与金银币

  

   除铜钱外, 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地区还流行有其他金属货币, 主要为金、银。在西晋最终灭亡前后, 中原及边塞地区都出现过以银或金为交换媒介的情况。“建元元年 (315) , (石勒统治下的) 襄国大饥, 谷二升值银一斤, 肉一斤值银一两。” (1) “ (石虎) 建武元年 (335) 十一月不雨雪, 至二年八月, 谷价涌贵, 金一斤直米二升。” (2) “皇魏桓帝十一年 (305) , 西幸榆中, 东行代地, 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 (3)

   金银不仅用于购物, 也用于行贿, “ (石) 勒尝微行, 检察营卫, 赍缯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欲收捕之, 从者至, 乃止。旦召假以为振忠都尉, 爵关内侯。” (4) 石勒并非真正行贿, 只是以此来测试部下的忠诚度, 但以金银行贿的行为在当时应是较为常见的。以金行贿的情况并非仅此一例, “氾昭, 字嗣先, 敦煌人。辟州主簿, 志在理枉申滞。人有于夜中报昭黄金者, 昭责而遣之。” (5) 此外, 金银还可用于买官, “ (李) 雄意在招致远方, 国用不足, 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 多有以得官者。” (6)

   当时各政权统治者也多以黄金赏赐臣民, 汉皇帝刘聪因大鸿胪李弘为他娶太保刘殷之女提供理论依据, “ (刘) 聪大悦, 赐 (李) 弘黄金六十斤。” (7) 南燕慕容超派遣大臣韩范到后秦, 请求姚兴将羁留在后秦的慕容超母亲与妻子放回, 韩范应对得体, “姚兴大悦, 赐范千金, 许以 (慕容) 超母、妻还之。” (8) 不过, 更多的时候是将黄金与绢帛一起赏赐, 合称为“金帛”。后赵石勒称帝后, 以各种祥瑞现象纷纷出现, “赐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 (9) 后秦姚兴喜好田猎, 臣下作诗、赋加以劝谏, “ (姚) 兴皆览而善之, 赐以金帛, 然终弗能改。” (10) 后凉吕光击败劲敌张大豫后, 受到诸将的吹捧, “ (吕) 光大悦, 赐金帛有差。” (11) 前秦政权兵败淝水后, 原前燕宗室慕容垂请求到邺城拜祭祖先陵墓, 镇守邺城的苻丕派慕容垂去平定丁零叛乱, “于是大赐金帛, (慕容垂) 一无所受, 唯请旧田园。” (12) 后燕慕容盛与群臣讨论周公、伊尹治国优劣, “因而谈宴赋诗, 赐金帛各有差。” (1) 也有的时候是与马匹一起赏赐, 北凉沮渠蒙逊攻克姑臧 (今甘肃武威) , “飨文武将士于谦光殿, 班赐金马有差。” (2)

   有时则以此来激励军心, 鼓舞斗志。后秦姚苌逼降前秦秦州 (治今甘肃天水) 刺史王统后, 南安 (治今甘肃陇西) 人古成诜进言:“臣州人殷地险, 隽杰如林, 用武之国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贤才, 三分鼎足, 而坐玩珠玉, 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军, 旌贤表善以副鄙州之望。” (3) 这建议得到姚苌的称许, 古成诜被任命为尚书郎。南燕慕容超面临东晋刘裕大军围攻时, 召集群臣商议, 刚从狱中被赦出而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慕容镇建议:“正当更决一战, 以争天命。今散卒还者, 犹有数万, 可悉出金帛、宫女, 饵令一战。天若相我, 足以破贼。” (4) 这些正表示当时黄金与绢帛都同样具有货币的功能。

   由于黄金具有货币的功能, 所以当时也以此作为衡量家产的指标, 前秦苻坚时, 政局比较稳定, 逐步消除北方各割据势力, 打开了阻隔商业流通的障碍, 社会经济呈现整体上升的态势, 商人阶层成为明显的受益者。“时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 车服之盛, 拟于王侯。” (5) 有时较大的开销, 也以此作为单位, 前燕时尚书左丞申绍对于慕容暐的奢华弊政上疏进行劝谏:“谨按后宫四千有余, 僮侍厮养通兼十倍, 日费之重, 价盈万金。” (6)

   由于黄金、白银兼具货币与装饰贵金属的功能, 因此在各政权的府库中都贮存有大量的金银。夏赫连勃勃在建成统万城的宫殿后, 曾使臣下撰文刻石以颂其功德, 其中有:“九域贡以金银, 八方献其瑰宝” (7) 。而在他府库中的珍宝也确实多到不可胜计的程度, 北魏攻克统万城后, “以 (赫连) 昌宫人及生口、金银、珍玩、布帛班赉将士各有差。” (8) 北凉政权的府库中亦是如此, 只是沮渠牧犍在投降北魏时, 并未将其交给北魏, “初, 官军未入之时, 牧犍使人斫开府库, 取金银珠玉及珍奇器物, 不更封闭, 小民因之入盗, 巨细荡尽。” (9)

   需要注意的是, 在河西地区除这些以数量计的金银外, 还有粟特等胡商或中亚诸国使节带入的金银制造的货币。一位身在姑臧 (今甘肃武威) 的粟特商人向撒马尔干的主人汇报说 (1) :“我们从敦煌前往金城 (今甘肃兰州西北) , 去销售大麻纺织品、毛毡 (毯) , 携带金钱和米酒的人, 在任何地方都不会作难。” (2) 反映出金钱在粟特商人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

   20世纪以来, 在丝绸之路沿线多次发现大量拜占庭、波斯等国制造的金银币, 使得研究可以超脱文献的制约, 向历史的真实逐步回归。目前发现制造于十六国时期及这一时期以前的金币并不多, 其中又以传世品为主, 如世纪之交在沈阳发现1枚古罗马独裁者凯撒 (Julius Caesar, 前100—前44) 时期的金币 (3) , 21世纪初在中国钱币博物馆整理出来的格拉蒂尼安努斯 (Gratianus, 378—383) 金币, 洪诺留 (Honorius,395—402) 金币 (4) 。发现数量较多的拜占庭金币中, 大部分在十六国之后, 只有狄奥多西斯二世 (TheodosiusⅡ) 在位的时间 (408—450) 与这一时期稍有重叠, 已发现有3枚这一时期的金币, 甘肃陇西与青海都兰出土的情况不详, 无法确定其埋藏年代, 惟一年代清晰的出土于东魏李希宗夫妇合葬墓 (5) 。李希宗入葬于东魏静帝武定二年 (544) , 其妻崔幼妃入葬于北齐武平七年 (576) (6) , 与十六国时期已相隔甚远。因此, 粟特商人信札中提到的金钱, 到底是何种货币, 依目前的文献与考古资料, 尚难推测。

   波斯萨珊银币的数量要大得多, 据夏鼐先生在1974年所做的统计, 当时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一共三十三批, 总计达1174枚 (1) 。而据有关学者最近的统计, 至20世纪末, 又发现的出土萨珊银币有700枚左右, 共计约1900余枚, 发现情况及银币数目都被列成表格 (2) 。依萨珊王朝的习俗, 每个国王即位后都要制造带有自己标识的钱币, 目前在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共出于12位国王的时期, 在位时间自公元310年至651年, 其中与十六国时期有关的是3位国王:

   沙卜尔二世 (Shapur II,310—379) , 已发现的银币大约58枚 (3) , 主要出土地点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 还有少量的出土在今陕西西安与泾阳。

   阿尔达希尔二世 (Ardashir II,379—383) 银币, 大约64枚, 出土地点都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

   沙卜尔三世 (ShapurⅢ, 383—388) 银币, 大约19枚 (4) , 主要出土地点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 少量在广东遂溪出土, 是沿海上丝绸之路而来。

这三种银币的绝大部分均出土于新疆吐鲁番, 主要分为三批, 1950年在高昌古城出土20枚, 出土时放在一起, 其中沙卜尔二世银币10枚, 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7枚, 沙卜尔三世银币3枚;1955年在高昌古城出土10枚, 同放在一煤精制的小方盒中, 其中沙卜尔二世银币4枚, 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5枚, 沙卜尔三世银币1枚;1989年在吐鲁番一处窖藏出土100余枚, 其中沙卜尔二世银币40枚, 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50余枚, 沙卜尔三世银币12枚。夏鼐先生曾对其中的前两批进行分析, 认为这三种银币集中放在一起, 不与其他货币掺杂, 而且前两个朝代的银币占绝大多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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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1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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