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建樾:“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话语体系形成的历史脉络

更新时间:2020-08-01 15:41:32
作者: 陈建樾  
必须大量地培养民族干部……

   只有这些工作有了相当基础,民族自治机关才能巩固,民族形式与新民主主义内容才能获得适当的结合,民族内部制度的改革才能稳步地实行。

   ……一般地说,各少数民族的情况极其复杂,群众觉悟和革命力量的增长较为缓慢,因此对他们内部制度的改革,必须采取谨慎缓进方针,切忌主观急躁,或机械地搬用汉民族中的经验。[7]148-151

   这一经由李维汉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完整提出的论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集体研究讨论的结晶。李维汉曾就此回忆道:“为着统一和提高党内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研究建国初期统战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各方面统战工作的基本政策,经中央批准,我们在一九五○年三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前,经过部里集体讨论研究,我起草了题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提纲,经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阅同意,提交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这个报告提纲对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做了明确的阐述……我在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报送中央批准,成为建国初期指导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文件。”[8]677,682曾任中央民委副主任的刘春在回忆录中也指出:“建国以后,党的民族工作是由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掌握的,凡是民族方面的问题,都由毛主席、少奇同志和周总理来处理。需要由政府出面办的事,则由周总理办理。小平同志当了总书记,就由小平同志直接管民族工作。他们每次讲话,只要是讲全面的工作,都讲民族问题,那是一贯的。他们对民族工作都有研究,都有重要指示。一九五八年以后,才由彭真同志管民族工作。”[9]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民族政策,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慎重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规定了各地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向上级和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10]。

   这一整套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的政治思维、治理逻辑的系统论述,不仅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民族事务主管领导的各种讲话以及历次民族工作会议中一再出现,也在邓小平、习仲勋、乌兰夫等地方党政军首长的讲话和具体施政中得以落实。如果回望延安时期,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其革命的阶段主要处理的是多民族的国家定位问题[11],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则完成了在多民族国家内部应该如何治理的论述。这一基于多民族国家国情认知的论述,不仅成为指导多民族社会主义中国开展民族工作的思想主轴,而且深刻影响和形塑了自新政权成立之初就展开的历史叙述和建基于此的理论建构以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方向;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论述的基本范式在其后的70年间虽有与时俱进的调整和雕琢,至今依然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个基本论述。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基本论述的历史脉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民族问题的这一论述,与抗战时期关于多民族国家的地位论述一样,都旨在表明“我们的政策与国民党那种压迫少数民族的政策有本质的不同”[12]。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有意识地对外使用“中国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到1935年底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则明确将在苏区时期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权主体从“工农”调整为“人民”:

   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而这一基本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的坚决方针之下,才能取得,才能保持,才能彻底反对这种利益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卖国贼。[6]332

   两天后,中共中央在传达会议精神的电文中使用了“中国全民族”的概念:“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就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并再次确认苏维埃政权主体的改变“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和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6]334-335。193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高岗任书记;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正式提出动员蒙、回及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原则下共同抗日的主张。

   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以“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为题明确提出“团结各民族为一体”的任务:“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6]595。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张下,毛泽东在提交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进而提出建立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共和国的主张,“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6]597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中共中央明确地将中华民族确定为“国族-民族”的双重结构:“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13]

   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被认为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14]。但在“团结各民族于一体”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多元与一体的关系方面的思路却不尽一致。1937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书中认为少数民族是中国的外部概念,“只有承认少数民族有独立自决之权——才能取得各少数民族诚意的与中国联合起来去抗日。不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就不能有平等的民族联合”,因为倘若不去“赞助各少数民族的独立与自治,而日本帝国主义反用赞助各少数民族的独立自治去欺骗,那是很危险的”[6]564。而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凯丰、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和中央少数民族工委主任高岗以及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边区组织部长王达成、边区统战部长王若飞则考虑到“内蒙古民族自决的口号,现在是被日寇拿去利用。由于过去国民党政府对蒙人大汉族主义的政策,更加驱使蒙人去受日寇欺骗利用”,建议“民族自决口号,在今天不应高于‘蒙汉团结抗日’的口号”[15]。

   193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下文简称“西工委”),“主持西北地区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甘、宁、青、新、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由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领导,李维汉任秘书长。1939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专列“中华民族”一节,并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中的各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2]622。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这篇后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的重要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663。同年 2月,西工委秘书长贾拓夫撰文说明了中华民族这一命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和共同任务,也基本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论述话语的雏形:

   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因此,中国抗战建国的澈底胜利,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与,是没有最后保证的。

   整个中国对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但在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上,同时又存在着相互压迫的现象,主要是大汉族主义者对他们民族的压迫,这种压迫,造成中国历史上不断的残酷的民族斗争。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则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是无从谈起的,在这一点上,国内所有各民族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但同时要想动员全中华民族的力量以战胜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压迫,如果不取消大汉族主义者的压迫而以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国内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不可能的。[6]816

   1940年4月,西工委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归纳出回族的“三个基本矛盾”和获得解放的“三个历史任务”:“摆在回族的面前,有三个基本矛盾:回日矛盾,回汉间民族矛盾,回族内部民主力量(主要是农民)与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矛盾。因此,回回解放的历史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消灭封建残余。但这三个历史任务的解决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不可分离”[6]652;并提出了“回回民族与汉族及蒙、藏、番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联合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的目的”[6]655。同年7月,西工委在《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中指出,“日寇对蒙古民族的侵略政策,主要的是利用过去大汉族主义对蒙古民族压迫所造成的蒙汉成见,实行‘抑汉扬蒙’政策来挑拨蒙人对汉人的仇恨,提出‘帮助蒙古独立自治’‘民族协和’‘日蒙联合’‘共存共荣’‘收复蒙地’‘共同防共’等口号,优容上层王公,并施小惠于下层蒙人组织傀儡的伪蒙古政府,同时在这一切欺骗政策上加以军事的威胁与监督,以各种政治上的羁縻政策骗取蒙人的信任,达到其‘以蒙治蒙’与长久统治绥察的目的”[6]660。提出:“在蒙古民族中,广泛的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蒙奸所制造的傀儡政府的实质,揭露‘日蒙民族协和’和‘日本帮助扶持蒙古民族自治独立’以及‘反共’、‘和平’、挑拨蒙汉恶感等一切阴谋诡计”[6]665和“蒙古民族与汉、回、藏、维吾儿国内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联合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6]667由此可见,西工委在这两份均经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提纲》中,按照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把回族和蒙古族具体地纳入中华民族的一体之内,并进而强调各民族共同建立“统一联合”的新国家。

   1944年,周恩来在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的演说中就孙中山的主张提出:“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我们只有在承认各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下平等的联合起来,才能成功的‘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6]730-731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毛泽东同样重述了孙中山关于“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的主张,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16]。从1945年起,中国共产党在部署和组织内蒙古工作时突出强调了“实行区域自治”[6]964和“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6]1083的路径,而内蒙古自治区在1947年的建立,为“团结各民族于一体”和“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践经验。由此可见,西工委及其研究学术化地呈现了、对策性地体现和规划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团结各民族于一体”的思想和路线。

   早在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就决定恢复1933年在苏区时期成立的中央党校,“援瑞金旧例,仍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8]385。1938年5月5日,中共中央选择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在延安成立马列学院,“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8]772。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隶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研究院下设8个研究室,其中中国历史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在三年中完成“科学方法之修养”、“各种非科学的历史方法论之研究与批判”和“从事中国历史轮廓之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2324.html
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