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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承 王永贵: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误读样态、匡正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0-07-31 01:59:06
作者: 王继承   王永贵  

   内容提要: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这一实事求是且意义重大的表述,国内已经涌现了极为丰富的精品型解读成果,但也客观存有或明或隐、寥寥可数却必须予以警惕的误读样态,主要有“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物质需要万能说”“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等同说”“供给侧兀自发力说”。匡正误读样态可知,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持守即时性与渐进性的有机统一,克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应持守共建性与共享性的有机统一,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应持守总体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误读样态/偏误匡正/启示

  

   作者简介:王继承(1992- ),男,江苏宜兴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永贵(1964- ),男,山东莒县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全面从严治党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17YZD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思维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研究”(15AKS003)。

  

  

  

   社会主要矛盾是对当时代问题的精简性总结,反映的是当时代社会的最主要问题,它受社会基本矛盾的统摄与规制,呈现出绝对运动性与相对稳定性的辩证互动景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复杂事物中具有多对矛盾,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主要矛盾,多元次要矛盾则位居被支配地位,正确抓住主要矛盾则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而舍本逐末则加剧克化矛盾的难度。从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定性史来看,精确定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则党谋事兴业顺畅推进,而误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则党治国理政出现偏差。因此,准确定位我国在不同发展方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科学制定国家政策的基本前提,可保证民族复兴进路正确无误与助力国家善治格局稳固成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国内外多元主体随之跟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这一实事求是且意义重大的表述,并作出了有用的解读之功,涌现了甚是丰富的精品型解读成果,服务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另须承认,围绕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客观存有或明或隐的误读样态,主要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供给侧兀自发力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实然性需要与应然性需要等同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根本性转化说”“物质需要万能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换位说”。习近平指出:“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2]因此,必须以自觉的理论忧患意识客观分析与透彻匡正上述误读样态,以底线思维避免它们内含的片面性认识或错误成分搞乱人们的思想与阻滞中国实践,并从相关偏误匡正中得出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误读样态及匡正

  

   (一)误读样态之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及其匡正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理论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间的逻辑关联性进行了解读,但并未获致统一认识。正如卫兴华教授指出:“有一个不同理解的问题:社会主要矛盾是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发生了转化,还是由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决定了我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3]“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认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此论断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但也有片面性,可能会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多维根据不易为中外民众通透性领会,最终将引致无法精准定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要历史地位。

  

   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4]意思是,判定时代不能纯粹从思维演绎中去找寻依据,而是要优先以生产力的发展阶位为依据。据此方法论,不难得出我国生产力持续发生积极性的量变进而引起阶段性局部质变,依此良性发展态势促成我国的综合实力不再低落于发达国家。我国成功以固定在世界前列的经济总量驱动国家强起来逻辑的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势由新时期迈向新时代。从我国多项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指标可管窥大概,如我国自201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GDP)稳居世界第二,且我国的国际经济话语权不断增比进位,众多工业品年产量稳居世界首位,部分工业品产能过剩现象甚至较为突出。同时,民众生活资料短缺已成为历史现象,一般消费品已供过于求,人民的需要从温饱型向享受型跃迁。我国不再积贫积弱,而且不久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言称我国生产力整体落后就与中国发展成就相脱节,也与国际对中国的发展认知出入悬殊。因此,新时代我国发展所在的历史方位就不能再用“落后”这一话语加以限定与说明。

  

   习近平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5]划分时代的决定性依据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这是就根本性的意义而言的,同时不能悬置上层建筑的作用,这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新思想可以标示新时代的到来。从改革开放始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上述三个逻辑紧密承接的历史周期中,阐述社会主要矛盾的政策文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决议》因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义具有权威性、规范性与科学性的优点,契合了我国发展的实际,汇集了改革实践的共识,所以长期得以持守,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6]。据此可见,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有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权威表述都与《决议》保持高度一致性。

  

   “以党的十八大为历史节点和历史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7],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则已发生了转化。追本溯源,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也是根源于社会生产力的提振。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以及兼具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多向度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全党进行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8],成功促成国家经济量、党的权威性、政府廉洁度、军队实战力、人民共享感等显著提振,社会主要矛盾也最终在新时代顺利转化。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这一重大理论标识提出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以进党章与入宪法的形式得以确定。综上分析,生产力是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方位,即进入新时代的决定性依据,而党的十八大后党形成的包括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在内的新思想也是重要判断根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新时代的出场根由说”不能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致的斐然成就,也不易于民众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多维根据。因此,稳妥的理论阐述应该是以“根本标志说”代替“出场根由说”,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标志”[9]。

  

   (二)误读样态之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及其匡正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已经过时,即中国已成功跨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提前演进到更高阶位性的发展阶段。根源于考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哲学方法过于窄化,势必会导致窄化性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立的条件,因而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的理论误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10]假设不及时澄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时说”这一谬误则容易搞乱中国实践,内部危害是经济发展的冒进与停滞,外部危害是我国超载国际义务,担负起与我国发展中国家身份不对称的国际责任。

  

   旧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压榨,因而新中国的成立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上。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进入社会主义,庞大的疆域上各区域发展基础强弱不等,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是从“农奴制”转化到社会主义制度。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虽实现了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但社会生产力依然是整体落后,这限定我国只能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我国总体生产力的不发达,以及发展失调问题(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向度),既是先在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将长期伴随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说明的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并非中国现在才有,也非中国独有,更非社会主义中国无法克化的问题。由此可见,我国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既有国家总体生产力的不发达,也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两者是定性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充要条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我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走过不发达的阶段,这种科学判断既不会仅凭少数人主观认定匮缺适用力就过时,更不会摄于外国压力而发生变更。即便是当前国家生产力整体落后状态得到根本性克化,也依然不能改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

  

   就已做大至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且仍在扩而充之的世界经济话语权份额而言,我国确实不能称之为落后,但具体到某区划或某产业,即可发现我国仍存在不少生产力落后地区与落后产能。唯GDP论者很容易得到我国已经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形而上的偏见,自然也就认为我国不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得到这样的误断在于方法论的误用,携此论者是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指导来看待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自会误将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视为我国不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依据。事实上,评价国家发达与否的指标并不能单一以经济总量为依据。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发达国家因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偏少等因素致使GDP总量排名在世界滞后,但国土单位面积GDP产值与人均GDP在世界各国中却名列前茅,国家政治比较清廉、生态优美、民生幸福,发展在表面上实现了平衡充分。目前,我国的GDP总量虽然高,不少产能甚至出现过剩,但我国只是告别了生产力整体落后的历史,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却是客观存在。只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现代化的细致规划与科学设计能顺利实现,那么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将得到根本性克化,我国自然会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可见,以整体主义与绝对主义为方法论,对特殊地区与部分行业的发展滞后情况视若无睹,自然会误认我国不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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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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