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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学科基础与发展目标

更新时间:2020-07-29 11:58:15
作者: 王宏印  

   摘要:根据近年来的翻译研究和观察,结合国际有关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尝试提出中国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的学科基础和发展目标。认为应吸收和借鉴古典学、文献学、语言学、人类学、翻译学等学科的概念、方法和研究,致力于中国多民族文化、文学的创作、翻译和评论研究的综合努力,朝向人类学诗学的目标汇聚,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际跨文化交流的宏大愿景。

   关键词: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学科基础;人类学诗学

  

   一、引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的民族典籍占有相当的分量,它体现民族的核心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单就文学作品而言,在丰富的汉族汉语文化典籍之外,少数民族的上古神话、英雄史诗、民间传说、小说诗歌以及戏剧文学等,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和文学画面增添了无限的光彩。这一丰富的遗产,如何继承和发展,一直是民族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地区发展不平衡和文化冲突加剧,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日益明显,一些边缘文化越来越被主流文化所淹没,造成了文化从多样性向单一性发展的不良倾向。有鉴于此,我们应该保持警惕,着力进行民族文化的调查和研究、翻译和传播;抢救一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一批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尽量保持各民族原有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当然,保持民族文化的手段有多种形式,如录音、录像、访谈、表演等,其中翻译是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本文主要就中国民族文化典籍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特别是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一些学术讨论,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和深入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二、民族文化认知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的特殊意义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民族融和的事实,以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学术认识,是民族典籍翻译和研究的认识基点和逻辑起点。这一基本的认识,构成我们现代国学知识的基本领域和基本观点,使之区别于传统国学的汉族汉语中心的思想。中华民族是一个集合性的大民族概念,其中的各民族有不同的起源和发展历史,但都共同生活于中华民族的疆域和地理自然环境之内,生活在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由此构成中国多民族长期生活的共同空间与时间概念。我们所说的56个民族,是一个现在的概念,基本上是统计学上的意思。按人口而言,核心的大民族包括汉、壮、满、蒙、回、藏诸族,其中汉民族所形成的主流文化,构成中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而各个民族的亚文化则补充构成中华民族多样性的完整概念。长期以来中华多民族的发展与融和,征战与亲和,也包含了共同反对和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以及寻求能够共同富裕昌盛之路的努力,因此,在整体上,它作为一个多民族一体的完整概念,是无可争议的,是不容置疑的。

   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起源和发展中有其不同的民族因素的融合,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婚姻习俗等方面,有各自值得尊重的特点,不可强求一律。因此,我们这里所理解的民族概念,包括作为个别的民族,即单一民族的概念和作为复合民族即国家的概念。相应的,民族文学的概念也包括作为单一民族的文学和作为多民族的国家的文学的概念。前者可以举出汉民族文学(主要载体是汉语文学)的概念,后者则是中华民族的大文学概念(包括各族文学和不同的语言载体和文本样态)。这里所谓的民族文学,专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国外或国际上有时称为“族裔文学”或者“非通用语文学”),它作为历史的现实的存在(以其典型的民族语言或汉语言的形态而存在),是汉语言文学主流和汉族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是中国文学文化全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舍此则中国文学是残缺不全的。与之相关联,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形成了各民族自己独特的文学文化典籍,其中既包括对物质生活的文字描述,也包括精神价值的核心理念,例如文学艺术、音乐舞蹈、建筑绘画等。正是这些付诸语言文字的有形的精神文化传统,构成我们相互认识和相互交流的认识依据和人文价值,而对于这些文化典籍的翻译研究和传播,乃是我们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文化使命,是责无旁贷的,不可推卸的。

   从现有资料和研究情况看,民族文化典籍十分丰富多彩,充满着人类生活的智慧和多元文化价值。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的原始先民的神话系统以及集中反映原始先民心理的原型母题,稍后在民族迁徙和征战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英雄史诗以及所体现的民族大义和英雄精神,构成一种活态的表演性的口头与书面相结合的文学艺术形式。具有多民族共同起源的中华民族的神话系统,当然具有多民族多元化的精彩表现和多种来源,但目前以汉语为中心的中国文学史无法涵盖和包容少数民族的神话形态。例如,云南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神话资源和表现形式无法体现,其中许多表现各民族先民生活的短诗,可以和中国汉族的《诗经》和日本的《万叶集》媲美,也可以和地球另一面的外国诗歌进行人类学和文学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例如和北美印第安诗歌十分丰富的资源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研究课题,不仅可以发现这几个主要地区的民族原始诗歌形态所折射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同,追溯文学和文化起源这一长久以来困扰和吸引着无数学者的问题,而且可以确定一个大体的文化到文学的进化顺序,从中或许能理出不同阶段的文学形态和人文样态。

   另一方面,不同的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可能会影响到一定民族的叙事方式和抒情方式,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一个民族文学样态的形成和发展走向。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农耕文明的生态和生活习性不同于游牧狩猎阶段,更由于汉语文学抒情体裁的走势不同于长篇歌咏,汉民族和汉语文学史上一贯缺乏史诗形式,只有篇幅较短的抒情诗,长篇叙事诗十分有限。这一文学缺失状态,可在少数民族的史诗和长篇叙事诗里得到补充。例如,北方草原民族逐水草而迁居的生活方式,和历史上的部落兼并的战争频仍,是民族史诗产生的必要条件。形成于氏族社会时期后来广泛流传于中国、蒙古和俄罗斯境内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就是一例。将这部伟大作品翻译为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在国内进行交流,增进相互影响,是繁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译为外文,流播海内外,更是一项流芳百世的不朽功德,可惜有如此认识的人太少,直接从事翻译和研究的人更是太少。事实上,在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上,史诗的流传和翻译是始终没有停止过的。有关研究发现,蒙古族的《格斯尔可汗传》实际上是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译后逐渐演变而成的独立英雄史诗,可见民语文学之间的互译和影响也同样值得探讨。总之,对于民族典籍翻译这一新兴的领域,以及它的学科定位,需要一种新的开放的学术视野和综合性的研究思路。

   那么,除上述各点讨论的历史文化渊源之外,在当今世界和学术视野中,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民族文化和进行民族典籍的翻译研究呢?

   笔者以为,结合当今时代的文化特点的认识和这项研究可能导致的学术融合前景的认识,是不能不关注的严重现实。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姑且不论,现在我们处于所谓后工业、后现代的文化阶段,民族问题将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会成为人类相处的一些矛盾的焦点,比如美国学者所强调的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冲突,既是民族的冲突,也是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除了理论认识的盲点(例如,所谓的“文化冲突理论”的片面性),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不足,导致人类各民族之间缺乏了解和认识,缺乏沟通和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典籍的翻译、民族文学的关注,要是做得好的话,可以起到促进民族认识和交流的作用。而且各个民族的文化用不同的语言来传播,用汉语,用英语,用其他民族语言相互的传播和沟通,会起到比较好的促进和融合作用。如果中国各民族之间能够比较好地相互交流的话,进一步而言,会对改善世界上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善现有的不良格局起到很好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典籍及其翻译传播可能有更好的更大的学问要做。

   另一方面,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研究可以把国内的国学和国外的汉学联系起来,甚至可以说,一些重要的学术研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国际合作和跨文化的翻译和研究基础上的。例如,民族史诗《格萨尔王》,最早由一些在中国从事调查的法国人和俄国人翻译,后来国人又自己从事翻译,现在又有了汉语的翻译,甚至以之为基础的再创作,再经过官方组织朝外推介。针对这些不同的翻译个案,如何认识和评价,是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因此,我们的国学除了传统的汉语文献为主的国学之外,还应该包括民族研究,如藏学,蒙古学、敦煌学等,特别是重视实证研究和国际合作研究。这样,国学的概念就扩大了,和世界文化之间的连接会成为一个很自然的连接。这种连接就不仅是通过过去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以及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而是一种多通道的连接,像现在的万维网一样。这样,中国的汉学、国学、蒙古学、敦煌学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的汉学、美洲的汉学、日本的汉学在很多方面产生连接。所以民族典籍翻译与传播的研究是一个视野非常宽阔的路子,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只是片面地将中国文化朝国外推行的问题,一定要那样看的话,就是陷入工具性的思维了。总之,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题目,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最为重要的是认识问题和学术研究的思路问题。

  

   三、民族文化典籍的研究法和学科基础

   无论我们如何进行一种学术研究,都要首先考虑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基础和学术特点。关于民族文化典籍,在进行翻译和翻译研究时所涉及的学科和方法概念,就成为首要的问题之一。这里先提出一个大概的设想,即一个由人类学(史料学)、语言学(文本学)和翻译学(跨文本学)构成的三级系统。关于这一大体设想的原始提法,是笔者在给“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的《序言》里讲到的:

   1.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和其他实证研究方法,搜集资料,探求线索,就民族文学和文化典籍作文本和版本的实证研究和考据研究,促进新资料的发现和发掘,或者针对新近发现的民族文学资料,做进一步的版本与文本的考据研究,在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寻求丰富和加深对这些资料的理解和掌握的途径。

   2.引入新的语言学的研究机制,针对新的资料的发现和发掘,作详细的文本研究和意义的分析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可以用文本分析的方法,也可以用传统的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注释和疏解性的研究,旨在探究这些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并且进一步作社会历史渊源与文化学、艺术学的解释和说明,以丰富和加深对于这些文献的理解和掌握。

   3.引入翻译学和译介学研究方法,对民族文学文本进行翻译文本的对照研究,接受和传播研究,这里首先包括民族文本向其他民族文本的翻译,向汉语的翻译以及向外语的翻译研究。当然,反向的翻译研究也是可能的,那就是一个民族地区如何翻译外国语言文学、汉族语言文学和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学到自己的民族语言,并作为翻译文学纳入本民族的文学史。不过,在目前的研究题目里,我们从事的主要是以民族文学的外译和汉译为基础的翻译研究。其他方向的翻译研究,也有待于学界更多的关注。[1](P2~3)

   以上三点只是一个粗略的描述,其中有新旧结合突出新学的倾向,也有中西结合突出西学的倾向。进一步需要展开的相关学科和研究方法,就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列举,构成从事民族文学典籍翻译研究者应具备的学术基础。兹简述如下:

   1.民族学、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原理、知识与研究方法的掌握;

   2.中国学(海外汉学)、蒙古学、敦煌学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研究的渊源与动态掌握;

   3.中国文学史、文化史、外国文学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貌与重要作品的熟悉;

4.中国民族文化、文学从古代到现代的掌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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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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