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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梓琏:否定抑或扬弃——对科学无神论的理论与实践探寻

更新时间:2020-07-28 09:00:31
作者: 冯梓琏  

   摘    要:在具体的宗教工作中,如何科学宣传无神论始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根据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宗教批判”本身如果仅仅局限在宗教限度内仍然具有不彻底性。费尔巴哈意识到宗教作为一种异化的基础并非是“意识”而是自然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则进一步将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来,宗教的异化其实反映的是现实生活的异化,而宗教的扬弃最终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这又将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以影响意识形态的变革,同时建立与宗教相对的科学的世界观。另一方面,在当前生产力尚未足以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前提下,应当正视宗教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积极团结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总之,科学无神论是对宗教积极的扬弃,简单否定宗教只会巩固宗教信念,导致走向无神论的反面。

  

   关键词:科学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扬弃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理查德·道金斯和西方新无神论运动研究”(项目编号:19CZJ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宗教问题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宗教工作的基本原则。在宗教工作中,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又是一个包括宗教工作在内的,覆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布局的大原则。列宁曾说过:“同宗教偏见做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场斗争中伤害宗教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应当通过宣传、通过教育来进行斗争。”1因此,如何科学宣传无神论,既不伤害信教群众的感情,不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又能充分尊重和保障不信教群众的自由,始终坚持无神论的大前提,依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一、“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

  

   如果说否定或者废除宗教在经典中有什么理论根据,那么应该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马克思认为,只要理论彻底,就能说服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只要掌握了群众,就能转变成物质力量,从而摧毁旧的物质力量,所以“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这被许多宗教工作者看来就是要否定或者废除宗教。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讲这句话也有前提,那就是只“就德国来说”,而马克思讲德国理论彻底性的明证是要得出“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所以“对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未必就是马克思的理论。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只是针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的学说,如果马克思果真认为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对宗教的批判就可以代替对其他一切的批判的话,那么马克思只要继续安静地做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就好了,他就不会点明对宗教的批判是要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的学说和推翻一切奴役人的关系这样的绝对命令,更不会说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这样的话。

  

   不仅在理论上马克思的话引起了一定的误解,而且在事实上马克思也不是从“宗教批判”开始的。马克思写的第一部著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如果说此时的马克思还是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试图在德国完成宗教批判之后,像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中所说的,“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4那么至少在他于巴黎和布鲁塞尔完成对经济的研究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就决定以清算青年黑格尔学派也就是以清算自己过去的观点的方式撰写《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中《形态》的开篇就说,“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做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5。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思想在此时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认为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口号很响亮,但实际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不会涉及到任何现实的世界。因此,他不再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入手,而是在阐述了唯物史观之后宣告“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6。这样一来,“宗教批判”本身也就在马克思的思想里被扬弃了。

  

   当然,唯物史观对“宗教批判”的扬弃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批判”的否定。从马克思论述宗教问题时采用的“宗教异化论”“宗教鸦片论”“歪曲反映论”等术语和理论中,都可以看到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主将布鲁诺·鲍威尔的影子。鲍威尔在施特劳斯《耶稣传》的基础上,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出发,指出基督教中“救世主”的观念并非是像施氏认为的是在古代信徒中流传的无意识的表现,而是福音书作者“自我意识”的有意识的编造,因而没有任何历史真实性可言。不仅如此,鲍威尔不同意黑格尔认为基督教和普鲁士国家就是绝对观念或者绝对精神的最终体现,而是认为这种宗教、国家作为绝对精神的异化还要进一步被摧毁和克服,因此鲍威尔又从宗教批判发展到对神权法的批判和对维护神权法的政治批判,认为国家和个人只要摆脱基督教的统治就能获得自由。但值得注意的是,鲍威尔的一切批判都是以宗教批判为前提的,或者说仅仅局限在宗教及其相关领域,似乎只要进行彻底的宗教批判就能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因此,在政治问题上,他所谓反对现存的国家制度,也只限于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而这种“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7打破了宗教的统治却没有消除宗教,这就体现出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和资产阶级的保守性,而这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仍然是将宗教看作绝对精神的一种自我异化,还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窠臼。

  

   在马克思看来,青年黑格尔派中唯一一位有所成就的就是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提出“创造宗教”的“人”既不是施特劳斯那种客观存在的关于“救世主”的流传的观念,也不是鲍威尔所谓福音书作者主观的“自我意识”,而是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物质的、感性的人,从而在宗教批判的哲学基础上实现了一次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哥白尼革命”式的转变。但是,自然人为什么会创造宗教?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8因为费尔巴哈是将宗教看作“人对自己的本质的意识”,而人的本质就是思维着的、愿望着的、爱着的存在者,所以上帝也就是一个智慧的、福乐的、仁慈的存在者。同时由于这种人的本质是出自人的“类意识”,而“类意识”是超出个体的界限而具有无限性,所以宗教的上帝也就是具有无限性的存在。费尔巴哈将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充其量只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宗教观,这使得他并不主张消灭所有宗教,而是在消灭传统宗教的基础上建立“爱”的宗教,因而仍然具有不彻底性。费尔巴哈没有意识到的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9因此,所谓“人创造了宗教”,从根本上讲应该是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宗教。宗教本质上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而这又是因为它所反映的国家和社会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从“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0,真正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观。

  

   二、宗教存在的长期性

  

   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将自己的本质自我异化的产物,只要消灭宗教就能过上符合人的本质的生活,但是马克思认为宗教异化还只是发生在人的意识和内心领域的异化,而这种意识领域的异化实际反映的是人现实生活的异化,现实生活的异化就是经济的异化。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提到异化的这两个方面之间镜像般的联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11“把私有财产关系当作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国民经济学,不断地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财产——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从合乎人性的观点来解释宗教观念,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12“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13对于这样两种异化的扬弃应当是从哪个领域开始,马克思认为要看一个民族真正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还是现实生活领域,最终还是现实生活中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相较之下,意识领域中从宗教批判开始的无神论还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而无神论最初还根本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主要还是一个抽象。——因此,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14这一方面在于,无论是宗教还是家庭、国家等,都不过是私有财产运动的一些特殊方式,另一方面则正如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分析时所讲的,费尔巴哈是将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世俗基础的异化只能从它本身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理解和说明,而不能再看作是绝对精神的异化。那么这个世俗基础又是什么呢?

  

事实上,这个世俗基础正是上文已经提到的私有财产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由于私有制的统治,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但不为劳动者自身所占有,反而变成资本家的资本,也就变成了独立于劳动者之外的异己的对象。劳动者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产品重新发现自身、确立自身,而只能通过商品交换这种物化的方式来进行,因此人的生活本身也就变成了一种异化的生活。所以,为了克服人性的异化,劳动者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才能使劳动产品不再作为与人相对立的独立力量,从而重新实现对人的生命的完全占有。而劳动异化的消失,又必将导致包括宗教异化在内的一切异化的最终消失。所以马克思说:“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15就这样,马克思将克服宗教异化的无神论与克服劳动异化的共产主义革命紧紧联系了起来。但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指出要想实现对劳动异化的克服本身又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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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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