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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应超越中西,无问西东

更新时间:2020-07-28 08:10:49
作者: 刘跃进  
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又开始了新的螺旋式的回归,就像20世纪初那样,借鉴西方观念,试图对固有的研究模式有所突破。这种状况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发展到极致,甚至出现了极力否定传统,力主全盘西化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在反思过去的偏颇,开始慢慢地向传统回归,又出现另外一种倾向,即“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一个突出现象是,学术研究从方法论的探索转向实证研究和文献研究。

  

   对这种现象,学术界也多有不满。学术大厦仅靠文献堆积就能建造出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早在60多年前,著名学者胡厚宣就说过:“史料与史观是史学的两个方面,并不是对立的两种学说。史料与史观,必须共同相辅,才能成为史学。史料与史观,是一件东西的两种成分,任何一种是不能脱离了另外一种而独立了的。史学若是房屋,那么,史观是工程师,史料是木材砖瓦。只有工程师而没有木材砖瓦,和只有木材砖瓦而没有工程师,是同样盖不成房子的。只有正确的史观,没有正确的史料,和只有正确的史料,没有正确的史观,是同样写不出正确的历史来的。”这道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实际研究工作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常常剪不断、理还乱。除了史料和史识之外,文学还有其特殊的生命意义。

  

   中华读书报:进入新世纪,文学研究势必要寻求新的突破,在您看来,这一突破口在哪里?

  

   刘跃进:如何突破?突破口在哪里?这些问题现在不好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最初,大家从西方传入的方法论中看到希望,人人开口说方法,文献工作被视为敝屣,弃之犹恐不及。方法论的探索,有思想史意义,但在学术史上能留下多少东西,历史会给出答案。90年代,学术界又醉心于文献,以为可以解决一切空疏问题。客观地说,这种研究,有学术史价值,却又缺少思想史意义。新世纪以来,学术界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学术研究没有国界,学术方法不问西东。对西方,我们开始是仰望,模仿,到后来的对话,到今天,我们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平等对话。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第二个重要变化是研究对象的多样化。曾几何时,学术领域犹如跑马场,人人跑马圈地,犄角旮旯的东西都给翻出来了,把这个园地的野草、鲜花全都踩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认为,一流作家没有研究空间,就研究二流、或者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也被挖出来。其实,研究对象无所谓大小之分,关键是用什么眼光去审视这些文献,用什么方法去研究这些文献。晚明名妓柳如是肯定不是大诗人,但是陈寅恪先生通过她的诗歌和经历,将明清之际部分江南知识分子的活动勾连起来,反映出那个天崩地裂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各种选择。

  

   第三个重要变化是重新认识经典。经典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经过了历代的打磨,是历史的选择。我所强调的回归经典有两个方面,一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二是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经典不是词句的装饰,而是要用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方法指导我们的研究实践。譬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常关注经济发展史,关注政治制度史,关注社会思潮史,关注一个时代的不同社会阶层,关注一个作家的物质生活生存环境,等等。其实,这样的基本研究方法,不仅仅属于马克思主义,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多关注这些话题。中国的陈寅恪、王国维,西方的罗素等,无不如此。当然,思想方法相近,得出的结论未必一致。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谈到过,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正悄然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学者研究意识的强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跃进:过去强调学科意识,人文领域分成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又将语言和文学分开,文学再分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按照朝代细分。总之,学科越分越细,路子越来越窄。今天强调问题意识,就是希望走出狭隘的文学范围,不受学科限制,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拓展,不断补课,不断学习。我觉得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过去搞文学史的人,研究李白,研究杜甫,脑子里只有李白、杜甫的诗歌,以及诗中所反映的忠君意识,爱国情怀,民本思想等一些概念化的东西。今天研究杜甫,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当然不可避免,但是更要关注这些概念、思想从何而来,其背后的经济因素是什么?环境因素是什么?还要关注杜甫所关注的一切。这就可能涉及到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等内容,还要涉及到典章制度,历代官制,等等。跳出狭隘的学科壁垒,强调问题意识为主,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立话语体系成当务之急

  

   中华读书报:在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界,论文数量呈几何态势增长,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非常浮泛:缺乏新材料,没有新观点,已经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软肋。在您看来,当前古代文学研究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刘跃进: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项目体、学位体造就一代学人,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缺乏持续性的深入和应有的人文情怀。第二,寻求超越中的焦虑。学术研究只有在心平气和,没有功利目的时候,才有可能把学问做好。王国维说:“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讲的就是这个意思。现有制度下做学问,功利心太强。第三,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书越来越多,读书的人未必成正比。学者职业化,研究技术化,电子文献检索代替了读书。第四,贪多求快,很难留下坚实的学术成果。第五,强调国际化、标准化、和世界接轨,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现在有点变调,很多中国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也要想方设法邀请国外学者参加,显示高大上,还可以争取更多的经费。某些研究中国的西文著作刚刚出版,甚至还没有出版,这边就把版权买过来,及时翻译出版,大作廉价的吹捧。第六,文学研究边缘化,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自我边缘,躲进小楼成一统。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发展,文学创作、文学研究被社会边缘。如何解决文学边缘化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中华读书报:在2018年《文学遗产》编辑部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中青年学者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自己这代学者做研究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来古代文学领域内积累起来的丰硕成果,但这也意味着陷入无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趋的尴尬境地。面对古代文学资源不可再生的客观事实,年轻学者当如何面对这一困境?

  

   刘跃进:古代文学研究将如何发展,我没有能力预知,更提不出解决困境的有效办法。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前面提到的回归经典,认认真真地读懂几本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每个时代又都有相近的共性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的魅力就在于,面对相同相近的材料,每个人、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吸引人去探索。经典蕴含着无限的资源。我想强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关注我们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术方法是什么?要关注新的变化。我最近参与组织了好几个读书会,就是希望大家围绕着共同的兴趣点去读书,寻找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至于怎么读书,见仁见智。我个人比较欣赏四种读书方法:一是开卷有得式的读书,以钱锺书为代表。他主张从基本典籍读起,纵横比较,探寻文艺心理的精微变化。二是探本求源式的读书,以陈垣为代表。他特别强调史源式的研究,搜集资料要竭泽而渔,做到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三是含而不露式的读书,以陈寅恪为代表。他的研究把人生体验带进来,问题大多很具体乃至细小,所得结论却有很大的辐射性,给人启发。四是集腋成裘式读书,以严耕望为代表。他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之前,总是先做好资料长编工作。不管采用怎样的读书方法,前提是要有兴趣。对学术缺乏兴趣,只是为做论文而做论文,这种学术研究极为乏味,没有意义。

  

   中华读书报:同样在这次会议上,您本人提出,新一代学者应关注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学问、未来20到40年的学术应当如何发展等这些问题。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您本人的答案会是什么?

  

   刘跃进: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做学问的方式方法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有些学科死了,有些学科生长了。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譬如对艺术的感受、对文献的关注、对建立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思想方法等,应该是一以贯之的。过去强调超越学科意识,现在更应强调超越中西之争,无问西东。此外,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累,从学科层面来说,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就个人研究而言,建立自己的学术基地、创作自己的学术品牌,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我们在强调学术研究专门化的同时,依然不能忘记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使命,那就是,社会科学要解决社会问题,人文学科要具有人文情怀,这就是需要我们放下身段,去从事一些学术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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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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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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