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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耿良 唐力行:不思量自难忘:我在十年浩劫中的遭遇

更新时间:2020-07-27 22:46:04
作者: 唐耿良   唐力行  

   摘    要:

   《史林》2006年增刊已刊发唐耿良先生的《我的说书生涯》一文, 本文可视为续篇。

   作者简介: 唐耿良 (1921—) , 江苏苏州人。评弹表演艺术家。 ; 唐力行,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200234;

  

   一 黑云压城:走下书坛押上批斗台

  

   “文化大革命”是从评海瑞罢官开始的, 开头我还体会不到自己将有严重的灾难。不久《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文件传达, 说解放17年来文艺界有一条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 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四条汉子是代表人物。这时我开始有些不祥的预感, 我听过周扬几次报告, 把他的指示作为党的指示;夏衍在上海直接领导文艺, 我们去治淮就是他动员的;我们曾到田汉北京的家里去说过书, 他请我们吃过饭;阳翰笙到上海来, 团里派我陪他到沧州书场去听过书。我跟四条汉子多少沾一点边儿, 不知会不会有所牵连?我读毛主席批示中有这么几句:“有些人 (不是一切人) 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我想这17年来我参加治淮, 赴朝慰问志愿军, 去海岛为海军演出, 下厂、下乡去过大庆、大寨, 到过兰考灾区, 辅导过工农故事员, 不知道我能否归入“不是一切人”当中?能否幸免于难?随着运动的深入, 又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我想他们都是党内的元老功臣, 不知立过多少功, 尚且要揪出来批斗, 我这个小小说书人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 要想漏网脱逃是难乎其难了。

   不久蒋月泉靠边了, 因为他曾经有过一枝自备手枪, 1950年被黄浦区公安局收缴, 家中还存有20余颗子弹未交, 这次运动开始他主动上缴, 自己靠边参加运动。接着工作组进驻评弹团, 大字报铺天盖地, 团长、副团长先后靠边。团里没有领导了, 工作组让我这个艺委会主任主持工作, 我成了团里的领导人。当时有个越南代表团来访问, 我出面接待, 拍照时我坐在中间, 团长、副团长站在后排角落里。我心情不安, 大有“高处不胜寒”、“倾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预感。果然, 不久有人贴我的大字报了。团里组织一场现代书目会演, 在西藏书场演出, 要我参加。我根据报上一篇关于“三二一一一钻井队救火”事迹的通讯, 马上编写故事, 当晚演出, 演得声嘶力竭, 满头大汗, 想积极表现, 以取得群众谅解让我免于靠边。演完回家, 妻子也很欣慰, 因为能够登台说书, 等于昭告听众, 我没有问题。在那个时候能在书台亮相, 已成为一种待遇的象征了。

   次日上午, 我到团里上班, 工作组通知我, 因为群众大字报的揭发, 决定我自今日起停止一切工作, 到靠边组报到, 接受群众审查。我听得目瞪口呆, 心想要来的事终于来了。昨日座上宾, 今做阶下囚。我只得到楼下食堂里向靠边组头头原副团长李庆福报到。靠边组里有原团长吴宗锡, 以及蒋月泉、严雪亭、姚荫梅、杨振雄, 彼此相见如同陌路人不能讲话, 讲了话就是黑串联, 这是犯忌的。大家拉长了面孔, 在食堂里拣菜、洗菜, 劳动完毕到另一间屋子学习《毛选》, 或者写思想检查和罪行交代。这一间原是卫生间, 浴盆早已拆除, 用原来搭书台的两块木板搁在高脚长登上便是一张写字台了。卫生间位于评弹团进口处左边, 因此一进团就能看到门额贴着“鬼穴”的横批, 表示里面的是牛鬼蛇神。门两侧还贴有一付对联, 字句我不记得了, 大意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朝东另有一扇门通向北面的食堂, 隔壁是一个厕所。朝西窗外是一条弄堂, 居民生煤球炉子都在弄堂里, 浓烟滚滚从窗外灌进来, 杨振雄自嘲:“我们牛鬼都变成‘烟鬼’了。”靠边组另外的工作就是打扫全团的卫生, 揩抹桌子。革命群众写的大字报, 也要我们拿去张贴, 团里贴满了, 一直贴到大门外弄堂里。弄堂正对南京路口有一大块墙壁, 要用长脚竹梯才能爬上去张贴。竹梯上面缚一条长凳, 凳脚搁在墙上, 浆糊桶挂在凳脚上, 这是危险动作, 下面得有人扶住竹梯作保护。大字报上我们的名字都被打上红色的××。晚上下班前, 还要写一张每天的思想汇报, 短短几百字, 都是些臭骂自己的内容。

   这时评弹团已全部停演, 书场关门, 听众听不到书就到各个评弹团去串联看大字报。上海评弹团就在南京西路王家沙对面, 地处闹市, 串联的人似潮水般涌来。大门口有演员值班, 串联人只要在薄子签一个名字, 就可以进去看大字报了。串联者讯问值班的女演员:“你们有哪些人靠边?”那位女演员本是好嗓子, 提高嗓门介绍:“有蒋月泉、严雪亭、唐耿良、姚荫梅、杨振雄等, 你们阿要喊俚笃 (他们) 出来斗斗?”我们在“鬼穴”里只有一门之隔, 听得清清楚楚, 不由得心惊肉跳, 想哪有这样向串联者兜揽“阿要喊俚笃出来斗斗的”?那些串联者齐声说好。隔了一会儿, 一个青年演员从东面的一扇门进来, 吆喝我们拿好红宝书出去示众。我们只好服从, 每个人手里拿了本语录, 依次跟着青年造反派进入大厅。厅里挤满了串联的人, 很多人都是老听众。厅中间有张乒乓台, 台边放着一只长凳, 我们站到长凳上, 再跨上乒乓台。那青年吆喝:“自报家门。”“我叫唐耿良。”他又喝令:“自报罪行。”那真是当众出丑, 当众羞辱。我无可奈何地照着大字报上揭发我的罪行背上那么两条:“1950年到香港去演出, 是叛国投敌的罪行;说《三国》, 是放毒……”说完从另一头跨下乒乓台, 踏上长凳回到平地, 这时脸红心跳, 就缺一个地洞往里钻。示众结束后, 喉咙干渴欲裂, 回到“鬼穴”马上喝水解渴。这是第一次示众的反应, 后来示众次数多了, 也就麻木了, 站到乒乓台上像老和尚念经就完事了。

   接着, 造反派假座大华书场批判1962年赴港演出的“卖国求荣罪行”。吃过晚饭, 靠边组排着队, 每人脖子上挂着硬板纸做的牌子, 我的牌子上写着“三反分子” (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 。我们排着队从南京路一直走到马当路大华书场。赴港团的团长《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也被抓来接受批判。批判会批斗我的“罪行”, 是说我带去的书目中有一回《赠马》, 其中说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 就是向台湾表示我身在大陆心在蒋介石那边。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批判蒋月泉唱《庵堂认母》中有一句唱词是“十六年作了梦中人”, 用意是向台湾表示他在大陆16年作了梦中人, 盼望着认祖归宗回到蒋介石那里。这完全是牵强附会, 硬装斧头柄。《庵堂认母》是1955年夏天陈灵犀写的徐元宰的唱词, 蒋月泉1962年赴港演出时距解放才13年, 怎么扯得上“十六年作了梦中人”是向台湾方面示意呢? 1962年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演出时, 有一个上海人到后台来探望蒋月泉, 按当时的规定演出时后台不能会客。那人对蒋说了一句:“我们很想念你, 希望你下次再来。”蒋回应了一句:“我也很牵挂你们, 下次会再来的。”第二天一张右翼报纸上登出了蒋月泉很牵挂台湾人, 下次会到台湾来的小文章。原来这位听众是在台湾的上海人, 他写了一篇小文章引申并歪曲了蒋月泉的意思。造反派就在批斗会上责问蒋月泉, 说他向敌人示好!蒋月泉发急了, 说这是特务造谣。最倒霉的是陈虞孙团长, 他是局级干部, 当时出访必须有高干挂名任团长, 这次大会批斗, 造反派还打了陈虞孙一计耳光。

   香港演出批判会后, 团内革委会深夜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中传来蒋月泉密纹唱片《庵堂认母》唱段的声音。你们批判“十六年作了梦中人”, 我偏要欣赏这段蒋调名句, 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抗议和不满。革委会造反派查不出是谁打来的电话, 只能说这是阶级敌人的反扑。

   1962年赴香港演出是一次宣传传统评弹的盛会, 激发了旅居香港同胞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感情。造反派颠倒黑白, 说成是卖国求荣的行为。悲夫!

  

   二 家破人亡:爱妻饮恨而去

  

   红卫兵运动掀起后, 上海纷起响应, 扫四旧、抄家、揪斗人, 无法无天, 造成一片恐怖气氛。接着全国大串联, 乘火车不要钱, 火车上挤得连行李架上也坐满了人。上海各单位要成立接待站, 免费接待红卫兵住宿。评弹团也要成立接待站, 被子铺盖向演员商借。对于靠边组就不是商借了, 一张纸头贴在墙上:“勒令唐耿良送两条被头、一架缝纫机来团应用。”我只能回家告诉妻子, 马上包好两条被子, 抬了一架缝纫机, 叫了辆三轮车送往团里去。里弄居委会马上打电话通知团里, 唐耿良拿了被褥和缝纫机不知何往?请你们查询。原来团里和居委会联系过, 对我的一切行动要监督管制。团里解释, 这是团里成立接待站叫他回家取的。我深刻体会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密, 一举一动无时无刻都有人监管。

   里弄里也要成立接待站, 居委会又叫我妻子送两条被子去, 妻子也只能照办。

一天深夜, 敲门声很急。我披衣开门, 团里的造反派闯进门来抄家, 喝令我把橱柜、抽屉、箱子统统打开, 把我的日记簿、信件、老师亲笔题字的赋赞簿、《火烧赤壁》60万字的记录本等统统抄去。银行存单有2000元, 另有一只钻戒、两只嵌宝戒, 再问我是否有黄金、美钞?我说解放初卖给人民银行了, 我把银行的收据单交给他们看。他们把这些统统抄走 (等到7年后我被解放时, 存单发还, 首饰折价350元, 所有脚本都被送往废品收购站回炉造纸) 。这样一来, 我家无存款, 动弹不得了。最令我不堪忍受的是房门口、楼下的大门口都贴上对联横批, 醒目地标出我的名字, 打上红色××, 要横扫我这牛鬼蛇神、文艺黑线的黑帮, 大门口上还贴上诬陷我的大字报。我家住在南昌路思南路口, 那里靠近复兴公园, 是交通要道, 过往人流特别多, 都要驻足注目大门口的大字报。其中有一条批判我写的《太湖游击队:两个短枪手》中篇, 一个短枪手忠贞不二, 另一个却叛变投敌, 说我写地下斗争是刘少奇路线的产物。结果有人以讹传讹, 说唐耿良家里藏有两把短枪。那时思南路上有一个红卫兵接待站, 北京红卫兵住在那里。他们上午出去串联, 经过我家门口, 一见大字报, 马上临时纠合了几个红卫兵冲上楼去抄家。那时我大女儿在家, 妻子买菜去了, 他们把我当选市人民代表的证书从墙上的镜框中取出扯碎, 把我参加第二届全国文代会的大幅照片 (前排坐有刘少奇) 扯碎, 还砸坏了一些家具, 剪坏了一些衣裤, 扬长而去。我妻子买菜回家, 刚到楼梯口就看见红卫兵在乱砸东西。她吓得面容失色, 心跳加速, 两腿发抖, 只得提着篮子向淮海路走去。在蓝村店堂里坐下, 停留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回家, 只见家里一片狼籍, 大女儿在收拾打扫。我妻子寻思我家隔壁就是一个红卫兵接待站, 进进出出的人不少, 今天这一批红卫兵闯入抄家, 明天另一批红卫兵也会来抄家, 这样不断地抄下去怎么受得了?她马上到房管所申请搬家, 要求搬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房管所的管理员告诉她, 就在南昌路我家斜对面的宝成里弄堂内有一户资本家, 5口人独住三间正房两个亭子间。工厂造反派抄家, 房管处配合, 把他家一个楼中间、一个亭子间予以没收。楼中间24个平方, 亭子间8个平方, 总共32个平方, 只要我们交出原来的住房, 就可以搬进去。妻子把我家120多平方米的房子交给了房管所, 叫在上海的4个子女动员他们的同学来帮忙, 像蚂蚁搬家那样, 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搬进了宝成里28号。等到我下班回到南昌路, 只见屋里空荡荡只剩一个空壳了。我问妻子怎么回事?她告诉我上午抄家砸东西的经过, 说南昌路思南路的接待站住了那么多川流不息的红卫兵, 看到我家门口贴的大字报不断地会来抄家, 这怎得安生呢?我听后默然无言, 心想就算我有罪, 团里的造反派可以在单位贴我的大字报, 对我进行批判, 为什么要贴到我家大门口和房门口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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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Historical Review 2007年S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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