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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英:日本在华占领区内的排英运动

————以1939年英资纶昌公司罢工案为中心

更新时间:2020-07-25 22:54:11
作者: 王春英  

   摘    要:

   1939年的日占区, 排英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各地的亲日政权在日本的主导下, 陆续投入人力、财力不断拓展运动的广度与深度。同时, 运动的手段也不断升级, 由温和转向暴力, 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日本借助这一运动虽然打击了英国在华百年来所建立的权威, 但占领区的民众在这一过程中最终从主动参与到被动疏离。这说明了日本企图借排英运动的推进塑造殖民认同的失败。

   关键词:纶昌公司; 排英运动; 殖民认同;

  

   一、 前 言

  

   抗战初期的中国, 局势动荡。日本的入侵导致中国地区权力格局发生改变, 出现了诸如“日占区”、“解放区”与“大后方”等区域概念。伴随这些区域而生的是, 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生态。与大后方的排日运动相对, 1939年的日占区却出现了普遍的排英运动。

   国内学术界多注重从外交角度阐述日本与英国之间的矛盾纠纷1, 对于日占区民众参与此运动的情况则多语焉不详。从根本上来说, 对此的解读涉及殖民 (占领) 当局如何建立殖民秩序与殖民地人民如何回应的问题, 也即殖民统治如何推行才能得到殖民地人民认同的问题。

   在既往的研究中, 各国学者主要以东南亚、非洲各国的殖民历史为个案展开探讨。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 因势利导利用原有社会的统治力量建立殖民秩序成为殖民当局的普遍选择。如非洲殖民者在利用当地精英进行统治的过程中, 发现当地的奴隶制成为可资利用的资源。他们根据拥有奴隶的精英们对殖民统治的态度来决定是否反对奴隶制度。2这种殖民方法在一些间接殖民统治地区更显必要。英国在伯利兹的间接统治便加强了当地土著村庄里的酋长制。3“循其制”的统治方式不但使民众易于接受, 更可使秩序迅速建立。4学者们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霸权” (Hegemony on a shoestring) 。5

   究其实质, 此类殖民方式是殖民者企图在不破坏原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 仅对统治阶级的最上层进行局部调整, 从而使其殖民统治获得相当程度上的认同。事实上, 复杂的历史情形与社会网络使当事者的立场更可能具有不确定性。菲律宾南部的大督及布干达的酋长 (Bakungu) 与美、英殖民者交往的过程可清晰地显现这一点。6在某些地区, 立场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导致秩序的重建。7

   综上, 在重构殖民经验时, 研究者多注重对殖民方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探索, 并将这种探索的角度放在殖民者与当地精英的互动上, 鲜有从底层民众的角度发问。鉴于此, 笔者拟以1939年发生在上海英商纶昌印染公司的一场罢工案为例, 对日占区的排英运动的发生、发展重新挖掘, 借以追问日本在建立“低成本霸权”的过程中, 使用何种手段来塑造中国民众的认同感?中国民众又在多大程度上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表示了认同?

  

   二、 排英运动之展开

  

   从1931年日本对华发动武力进攻伊始, 日占区便陆续出现了排英运动。典型的如1937年“五卅运动”纪念日, “广州爱国者”宣称, 英国在鸦片战争中, 以武力占据香港, 并曾索要巨额赔偿金以削弱中国。长久以来, 它更利用香港剥削广州, 因此中、日应联合起来, 打倒英帝国主义, 夺回香港。8但这种零星的反英行为多出现于特殊时期或日期, 并未在日占区内形成规模。它真正达到高潮是在1939年。

   截止1939年, 日本已经控制了东北、华北、华东的大部分地区。这就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地域条件。此时日本国内政局的变化亦成为运动的催化剂:1939年1月, 近卫内阁宣布总辞职, 平沼琪一郎继任首相。日方内阁的此种变化引起英方的担忧, 认为平沼的继任乃是英日关系的巨大损失。9确实, 平沼琪一郎一向主张圣战, 他的上台也预示着日本对外扩张将更加激进。随着“圣战论”的盛行, 日本排英运动逐步发动起来。10与此同时, 在日方的主导下, 中国各地亦频频发起排英运动。

   首先, 在日方的授意下, 其所扶持的傀儡政权相继在上海、南京、汉口、开封、天津、青岛、济南、北平、徐州等各城市成立了“反英同盟”、“反英市民大会”、“反英运动委员会”等各种半官方组织。在这些组织的鼓动下, 各地发起了一系列的反英运动。11其中, 南京、天津地区的排英情绪表现尤为强烈。“南京临时政府”官方出版物公开提出反英口号:撕毁英国旗;抵制英货;没收英国在华产业;收回所有英租界;驱逐英人出境;誓不与英人合作。127月, 由“反英同盟”联合组成的“华中反英总会”在南京召开了各地代表临时会议, 南京、上海、苏州、镇江、蚌埠、安庆、芜湖等地代表20余人出席, 会议详细讨论了排英的具体方法:否认英国在华一切非法权益, 并收回租界;实行对英经济绝交;以反英团体名义敬告英国领事馆、银行、医院、公司、商店、学校等各机关团体的中国职员, 限一星期内辞职, 不从者为汉奸;华中地区中英合办之教会、医院等暂由“维新政府”接管, 待英国远东政策改变后交还;与英人结婚之中国男女, 须要自动离婚;彻底驱逐英国在华侵略势力。13天津除有“反英最高委员会”外14, 还统一各种反英组织成立了“全国民众代表反英大会”。最高委员会对如何抵抗英国权益、弹压亲英华人 (亲英者称为“国贼”) 、救济因反英运动而受损害的中国人、彻底建立反英意识、煽动英殖民地人民举行反英运动等问题, 从宏观上提出了指导方针。在具体实践中, 委员会则决定对英采取“不买不卖运动”15及“不合作运动”16。全国民众代表反英大会在最高委员会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与国内国外类似组织的联络与统一运营。17

   其次, 在宣传战中, 具有亲日倾向的报纸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了鼓吹。宣传内容主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着眼。日系报纸最常见、最重要的宣传形式便是对英国侵华的历史进行梳理。他们宣称:从鸦片战争开始, 英国对华欺压已达百年, 到今天仍在华耀武扬威, 因此可以说, 英国是以武力侵略中国的始作俑者, 若要谴责武力, 则应首先谴责英帝国主义。在此, 英国人的形象一再被渲染为野蛮、好斗。18由此, 亲日媒体人认为东亚近世史, 实为白人安格鲁撒克逊民族吞并弱小国家史。东亚新秩序之建设是解放黄色人种之义举。一些县市更在运动中公开要求教育界将英国侵略中国历史, 积极向学生解说, 以加强反英思想阵容。19因此, 反英小册子中常可见“武装抵抗刬除白种人帝国主义”及“中国应认识不列颠帝国主义乃其仇敌”等内容。20就现实方面来说, 反英组织除经常以告市民书的形式鼓动民众进行反英外21, 还通过给与英人有关之华人——如受雇于英人者、租房给英人者等——发送带有恐吓性的传单、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等, 促使他们与英人断绝关系, 否则, 即被视为破坏东亚秩序, 全家都将受到惩罚。22

   宣传形式主要包括反英说书、街头演讲、放送、标语传单、民众大会、化装游行、反英戏曲、排英教育等。23天津反英运动最高委员会便曾假天津电台, 广播反英讲演。各委员依次出席, 每周二次, 共举办了18场。24为扩大宣传影响, 主办者有时还会采取与听众互动的形式来加强效果。新民会中央指导处与北平广播电台, 曾联合悬奖征求反英歌曲, 最佳者奖50元。25上海大民会则将各项标语印于历书中进行宣传。26

   街头宣讲者可能多为政府体系内的公职人员, 因此为确保宣传效果, 日方及亲日政权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北平教育局曾发动全市公私立中等学校, 举行反英街道演讲, 要求各校宣讲人员, 务必使群众彻底了解反英意义。若宣讲者敷衍了事, 讲演无味, 不能让人倾听, 即对该校加以严惩, 市立中学校撤换校长, 私立中学解散其学校。27

   在完善的组织与持续的宣传下, 排英运动的力度不断强化, 在各地区向纵深发展。28最初, 民众主要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参与排英运动, 示威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英人聚居区、企业甚至领事馆等。29从7月份开始, 这种“和平抗议”的方式逐步升级到暴力行动。青岛民众在反英游行过程中袭击了英国领署, 鉴于事态严重, 英方开始考虑派水兵上岸进行保护。30汕头英领事竟在反英示威中被数百名民众包围, 险被杀害。31除领事馆外, 英货、英人的商业组织、企业也成为攻击的主要对象。河南民众便曾趁游行之际, 将英文的招牌广告等进行销毁。32昆山与安徽的游行者甚至将途中所见英货加以损毁。33在济南, 商户受到警告不得购进英货, 否则将充公。34北平情形类似, 警察挨户登门, 劝告商户毋用英货, 已有英货要移往他处, 不准在此地出售。35在这种种制约下, 英货开始在某些地区消失。如到10月份, 山东省内的英国香烟开始绝迹。36

   如果说, 对拥有英货之华人的政策还算温和的话, 反英者对英人企业则采取了较为极端的手段。济南民众曾暴力冲击了英商怡和公司、英商邓禄普及祥泰木行等, 后来日宪兵前往才得以解围。37天津二百余名民众冲入英商行国际输出公司的宿舍与办公室内打砸, 并对太古洋行内的华籍职员进行恐吓。38对某些与华方有关联的英企, 日方甚至开始思谋加以侵夺。英国福煤矿公司的遭遇, 使英政府相信此乃日本教唆占领区内的亲日华人没收英国财产的第一步。39对为英国服务的中国人的警告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更落实在了行动上。那些不愿屈服的职员不断遭到恐吓与暴力, 直到他们放弃抵抗, 离开公司。40

   在这种反英浪潮中, 英人的个体生命与尊严受到威胁。河南英人在暴力威胁面前承诺在限期内全体退出豫境。41之后, 英人若想游历豫省, 须由日方颁发执照。即便如此, 竟有英籍女教士由内地抵达开封时遭日军脱衣检查。42在这种境况下, 英人的地位每况愈下, 因此出现沪西警察因小隙殴打英国妇女之事便不足为奇了。43北平日方更因英人曾与日军在某咖啡馆内发生冲突, 而通知华、日所办的咖啡馆严禁招待英国人, 并将此项禁令告知了英方, 希望英方自我约束。44

   此外, 在这场运动中, 散处各地包括上海、山西、开封、太原、定海、北平等地的英国传教士亦迅速被卷入, 遭到驱逐压迫等种种厄运。45特别是山西地区, 排英运动有演变为排教运动的趋势。46教士被驱逐, 教会的财产被强行搬走。47甚至教徒在作礼拜时, 竟被反英运动会拘去。48日方对传教士的驱逐还伴随着血腥的暴力, 如在常德, 教堂会在夜间被投弹、纵火, 当传教士们寻求当地官方的帮助时, 却被拒绝。后来他们得知中国警察与日本宪兵不论何时都不会采取行动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反之会阻止那些善意的当地人与他们接触, 并对他们的中国雇员施以恐吓与暴力。而后当传教士们欲离开时, 依然受到反英者的围攻。49

   从1939年6月份起, 华北地区的传教活动因排英运动而陷入低潮, 23个教会医院有约15个被关闭, 5个在外国职员离去的情况下勉力支持, 另外3个情况不明。50据统计, 截止到1939年底, 分布于14省的62家医院受到波及。51

从上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当时暴力的实施虽主要指向三个方面——英领事馆、商号企业及教会, 但可谓涉及了英国在华的方方面面。日方公开承认反英情绪的存在, 认为这是英国袒护重庆国民政府所引起的愤慨, “南京政府”反英在情理之中。52暴力抢砸英商企业事件的发生, 日方指为乃是“民众的自动”, 故政府未便干涉。53日方及其扶持下的亲日政权的解释中当然有政治考量的成分,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 在这些运动中, 民众聚集少则数百人, 多则上万。特别是山西地区, 在太原的某次反英游行甚至达到了2万人之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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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2010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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