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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宽重: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

更新时间:2020-07-25 22:49:16
作者: 黄宽重  

   政治史长期居于宋史研究的主流地位。对有宋一朝变法、党争、相权、国策等课题, 与相关典章制度研究, 经过前辈学者数十年的努力, 成绩极为丰硕。不过, 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及史料的刊布, 新的研究议题与领域日渐拓展, 研究范畴亦由中央、上层, 朝向地方、基层、庶民扩展, 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研究日益蓬勃, 逐渐取代政治史, 成为研究重心;反之, 政治史研究则有日渐萎缩之势。2001年, 中国大陆宋史学界首先透过集体讨论, 提出“走向‘活的制度史’”的呼吁, 认为制度史研究应把握制度变迁与其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 而非将制度孤立于政治运作与人事之外。近年有关文书传递与政令运作的系列研究, 即是呼应此概念, 在研究典章制度的过程中, 同时关注资讯取得与帝国统治、士人沟通之间的关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二书, 更透过重新诠释宋代政治的文化意涵, 为政治史研究再开新局。总言之, 面对政治史研究边缘化的困境, 如果能从政治思维出发, 整合社会史、思想史、经济史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观点与成果, 应当可以凝炼出更具新意的政治史研究课题。

   关键词:典章制度; 活的制度史; 新政治史; 跨领域整合;

  

   一前言

  

   久遭冷落的政治史研究近年来再度受到史学界重视, 学者纷纷引进新观点、新方法, 积极讨论如何重新出发, 并已陆续出现几部成功的著作, 使困顿许久的政治史研究再掀讨论热潮。明清史学界对此趋势反应积极, 且明显受国外观点影响;两岸宋史研究者虽对海外新观念、新理论的敏感度较弱, 但学人却也能在反省自身研究历程后, 有所调适与转变。本文即是笔者结合学术史发展和个人研究心得, 对宋代政治史研究所进行的回顾性讨论。

  

   二早期的政治史研究

  

   符合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史研究, 已有百年历史。检视百年来的研究成果, 各类观点与议题均曾引领一时的研究走向, 明显反映学术风潮的转变, 而在中国史研究的早期萌芽阶段, 政治史研究尤居主流, 影响广泛而久远。所以如此, 与清末以来的时代环境关系密切。当时知识分子关心国家处境, 亟思图强, 格外关切政局变动等政治性历史议题。复以出版典籍不多, 重要图书使用不易, 而讨论上层政治结构与政治发展等问题, 只需结合重要经典及二十五史等正史典籍, 即能提出具解释性的新见, 成一家之言, 故投身研究者众多, 成果辉煌。这种现象在汉唐盛世立国典制的阐述上, 尤为明显;反观宋代, 既被视为中国史上的弱势朝代, 史料又庞芜而难于梳理, 在偏爱研究盛世的学术氛围中, 多受忽略, 成果不易展现。

   不过,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与研究条件下, 第一代学者仍为宋代政治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如聂崇岐《宋代州军监之分析》与《论宋太祖收兵权》、张荫麟《北宋的外患与变法》、钱穆《论宋代相权》以及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与《宋史刑法志考正》等著作, 都是早期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着重对史志与制度作了详实考订与探究。 (1) 此外, 变法、党争、政局变动, 以及政治人物、集团与政治斗争等议题, 也都是早期政治史研究的重点, 而宋代的皇权与相权、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等, 更是讨论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课题。

   不过, 此时的宋史也如同其他断代研究, 明显独重开国立制阶段与变法党争, 对北宋中期之后, 特别是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历史, 多所忽视。所以如此, 一来是研究者多认为开国时期的规划与作为, 决定了一朝格局, 后继者仅是祖述旧章, 无关宏旨, 故疏于论述。二来, 研究资料也限制了讨论开展。北宋一朝除《宋史》之外, 尚有编年体的《续资治通鉴长编》, 该书保留北宋中晚期以前的详细史料, 裨于学者掌握兴革变化;南宋除《宋史》与记录高宗一朝历史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外, 缺乏完备的编年史料, 其他文献又殊为零散, 不易搜集整理, 一时难有新见。再者, 南宋向被视为偏安的小朝廷, 不符追求盛世宏规的国情, 除了悲剧性英雄人物岳飞与文天祥外, 其他课题鲜受学者青睐。

   政治史独重且研究焦点偏颇的现象, 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与80年代的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情况, 已有具体评述 (1) , 本文不拟赘述;台湾的宋史研究则始于1949年之后。当时大量典籍文献来台, 典藏于中研院史语所、“国家”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台湾大学四个机构, 许多历史学者就在艰苦的环境中, 揭开中国史研究的序幕。然而, 早期受限于庋藏条件, 这些典籍并不利于一般学者使用, 研究环境仍与在中国大陆时期无异。此时, 各大学历史学系的课程讲授及研究仍以政治史为主, 焦点也偏重北宋史。在诸多大学系所的政治史研究中, 尤以政治大学的政治研究所为重镇。该所以政治制度及其运用为主要探讨方向, 有较强的政治学训练, 并能参用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 虽然研究取径及史料运用与历史学界不尽相同, 史料耙梳与考订亦不如历史学界, 但却是跨领域研究的先行者。

  

   三政治史研究的消退

  

   20世纪70年代, 台湾历史学界研究政治史的热潮明显消退, 这与大量典籍出版及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 关系密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国际学界急切地想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并积极开展中国学研究, 台湾遂成为传统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对外窗口。国际学界视台湾所藏的丰富典籍为重要研究资源, 大规模的史料编辑、翻印等出版工作于焉展开。以宋史研究材料而言, 除正史外, 像《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名家文集、笔记小说, 以及由赵铁寒教授主编的《宋史资料萃编》, 均大大丰富了研究资源, 连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与议题。 (2)

   同时, 受到欧美学界的影响, 社会科学理论也浸渐主导台湾的中国史研究的取向。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 影响中国史研究最早也最深的, 莫过于马克思理论, 但在1949年之后的台湾, 此一观点因政治因素而遭禁绝, 历史学界多遵循传统的考证分析, 此即所谓史料学派。考证分析性的历史研究, 关注重点不脱朝代兴替、政局变动与人事斗争等政治议题, 与欧美学界关切的中国历史发展与现代化, 着重有别。

   欧美学者所关心的中国研究议题, 或源于其对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的观察, 或撷取自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 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与议题, 既非他们所长, 也非其兴趣所在。欧美学者以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为基础, 开展中国史研究, 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观点都是触发其灵感的来源。各时期流行的理论和方法先后引进, 如计量统计、社会流动, 都曾或深或浅地影响台湾的史学研究。不同学科间的相互激荡, 使新的议题不断出现, 带动新的研究方法, 也触发新的研究方向。70年代以降, 史学研究重点不断改变, 如以个别人物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史、强调量化统计与理论的社会经济史、着眼于庶民生活的文化史及后现代研究等, 都曾在史学界引领过一代风骚。

   研究材料的开拓与丰富、大型资料库的出现乃至泛滥, 加上一波波不同领域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 历史研究议题不断扩大、不断分殊, 研究范畴也由原本的中央、上层, 向地方、下层、庶民推展, 方面越来越广。史学研究的热点日益被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形形色色的研究取代, 无论是典章制度的静态考订, 或是高层政治的探究, 都不再受到学界关注, 政治史的重要性渐渐被冲淡、稀释, 甚至消退。这种现象从近十年来台湾史学界所发表的论文, 以及各大学相关系所开设的课程内容, 可以清楚显现。

   研究取径与书写技术的改变, 与政治史研究热潮消退相系。传统历史研究侧重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解读, 留心对时空背景的整体掌握, 着重变与常之间的关系, 在数据分析之外, 更看重叙述。这样的治学方式强调文史不分家的涵养, 研究者必须具备扎实的阅读与文字掌握能力, 善于参照各种不同性质的史料, 同时广泛涉猎各类知识, 才能深透。也就是说, 传统中国的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 学科边界并不明显。

   然而, 传统的“学问”在现代学科划分的影响下, 各学门间分际凛然, 非但训练与取径各有不同, 更纷纷强调创新、注重理论, 学术专业性日益强化, 尤其仰赖大型资料库查索资料, 用大量数据说明立论的完备性与严谨度, 藉以建立具学术说服力的观点, 人文学科遂日渐趋近自然科学。强调专业, 既使各学科间的疏离感加剧, 造成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隔阂, 历史学传统的讨论方式也因难以迎合各学科的要求, 被认为学术性不足, 研究成果受到其他学科的贬抑, 渐渐退居学术边缘。更有甚者, 历史学者借助社会科学理论的同时, 无形中也放弃了传统史学思考、分析与叙述的整体关照, 将历史学拆解成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不同研究类型, 以致各研究类型间隔行如隔山, 许多课题若不曾涉足, 几乎无法深入评论。

   鉴于政治史研究的消退、传统历史书写技术后继无人,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2009年春天所举办的历史研习营, 就特别强调政治史研究, 及传统历史书写技术与训练的重要。这个例子结合上述历史系缺乏政治史课程的现象, 可以反映政治史研究在台湾面临的人才断层与研究发展的困境。

  

   四 “活的制度史”的提出

  

   1980年代以后, 中国大陆宋代政治史研究大幅跃进, 不但面向增广、质量俱增, 对典章制度的讨论更继承了中国史坚实的考订传统, 成果尤为显著。如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何忠礼《宋史选举志补正》、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李昌宪《宋代安抚使考》与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香港方面有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枢密院制度》、《宋宰辅制度研究论集》第1辑《宋宰辅兼摄制度》以及《宋宰相表新编》等四部力作, 都是考订与增补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1)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及前述《中国政治制度史·宋代》, 则在制度考订之外, 兼及其运行机制与特点。 (2)

   此一荣景, 反映中国大陆学术重建的劲道与成就, 与台湾政治史研究消退的情况, 呈现明显对比。然而, 中国大陆随着研究资源日增, 对外交流日盛, 加上各类社会科学理论的触发, 新的研究议题也扩展迅速, 政治史再难独重。复以中国大陆史学研究取径改变无多, 受限于既有研究框架及训练方式, 政治史研究或一再重复相同的史料及议题, 或无法跳脱静态的制度梳理, 研究成果虽较台湾丰富, 但缺乏新见, 研究品质难以提升。到世纪交替之际, 政治史研究较之于其他领域的兴盛, 更是窘态日见。

   为了重振宋代政治史研究, 并调整发展方向, 中国大陆青壮辈宋史研究者于2001年邀集海内外学者, 在杭州召开“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会议针对制度研究发表17篇论文, 除部分以宋史为例, 讨论制度史研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外, 其余12篇论文分由不同侧面, 回顾与反思百年来的制度研究。这些论文在2004年, 由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集结成《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 (1990—2000) 》一书出版。(3)

该书各篇论文详细检视不同议题的宋代制度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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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0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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